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曾师从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他先是科学主义语言哲学的创立者，倡导逻辑化科学语言；后来他又是科学主义语言哲学的叛逆者，注重语言的人生学功能，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他的语言哲学经历了由前期的科学主义语言观，向后期人文主义语言观的转变过程。
在前期，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追随者，相信语言是实在的图像，语言的作用主要在于描述事实。相应地，哲学的任务就是运用严谨精确的科学语言，分析隐藏在表层下的逻辑句法，清除传统哲学虚假的和无意义的命题。
维特根斯坦曾经把命题分成两大类：可说的和不可说的。可说的是自然科学命题，不可说的是形而上学命题。他认为，凡是可说的就要说清楚，凡是不可说的就该保持沉默。两类命题的划分集中体现出前期维特根斯坦科学主义思想倾向和人本主义思想倾向之间的矛盾。他要求人们对于不可说的保持沉默的态度，表面看起来似乎很消极，其实体现了他的良苦用心。
（罗素，1872年—1970年，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
维特根斯坦让人们对形而上学缄口不言，并不是否定形而上学本身，而是反对假形而上学的信口开河。假形而上学误解了语言的逻辑，从而提出许多毫无意义的命题，用科学语言对不可说的领域说了一些不可说的话。他划界的目的是为了抑制科学语对不可说领域的染指。就像康德的“不可知论”从反面限制人的理性能力一样，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论”对科学语言进行了限制。这项工作完成后，形而上学就被安置在远离科学语言、排除理性逻辑骚扰的“安全地带”严加守护起来。
这种既相信科学主义又留恋人本主义的矛盾心态，曾使维特根斯坦一度精神不安，最后产生了摆脱矛盾的愿望。生活环境的变迁、孩童情趣的感染以及康德思想的影响，促成了他的语言哲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
（维特根斯坦，1889年—1951年，奥地利哲学家）
在后期，维特根斯坦放弃了“语言图像说”，提出了“语言游戏说”。也就是说，语言的使用如同下棋玩牌的游戏一样，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本质，只要遵守的一些规则即可 。一枚棋子怎么走取决于棋势，一个语词怎么使用取决于生活语境。这样，在承认语法规则的前提下，语言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自由，恢复了它的日常性和朴素性。科学语言太纯粹、太齐整，犹如光滑的冰面，以致使人们无法正常的行走。为了在语言的世界里获得真实的自由，我们需要返回具有“摩擦力”的粗糙地面，这里有潺潺的流水、怒放的花朵、古朴的习俗、纯真的人情……
此时的维特根斯坦放弃了对科学语言的追求，引导人们回到色彩纷呈的日常语言世界，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跃迁被西学者称作为20世纪语言哲学的“哥白尼式革命”。维特根斯坦把语言从“天国”引向社会，引向生活，引向人生。“语言游戏说”激活了语言的生命，语言从一种表达事实的单纯工具，变成了人的“生活形式”。他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一种生活形式”。
（电影《维特根斯坦》剧照）
这样一来，语言不再是一种镶嵌着逻辑花纹的图案，而是一种洋溢着生活情趣的有机体。作为“生活形式”的语言，不仅仅能描述经验事实，更重要的是表现人的忧思、悲苦、欢心、期望、满足感、幽默感、宗教情怀以及审美体验。
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说“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的时候，与海德格尔“语言是存在的家”的观点不谋而合。维特根斯坦像海德格尔一样，从内心深处呼唤诗性语言，这从他对儿童原始语言的关注中可略见一斑。两位哲学大师殊途同归地走向语言的这座金字塔，呼唤语言的无蔽和澄明，期盼沿着语言这条超越之路，顺利进入安宁和谐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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