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渑池很穷，汉景帝前元二年才开始兴修城池，迁移万户人家聚居城内，才有了个县城的样子。由于渑池地处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接连不断地战争和战乱导致渑池一直未能壮大起来，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建武五年（公元339年），又不得不将一些牢里的犯人迁移了过来，“权救时务”。到了明思宗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渑池城又被李自成、张献忠率兵攻克，一番烧杀掳抢之后，渑池“田野荒芜，百不垦一；人民被杀被掳，百不存一”。之后的崇祯七年、八年、九年，李自成不断来犯，可把渑池人民祸害惨了。原来的渑池县城很大，真的是大渑池。但由于人口太少难以四下兼顾守卫，自打李自成不断进犯之后，只好忍痛把原有的城池裁去西边三分之二，在剩下的小城四面筑成土城，外东、北二面并西北半面系砖城，高二丈，厚六尺；南一面并西南半面系土城，高一丈八尺，厚七尺。城墙四周建有垛口一千二百个，每垛高五尺。城墙四周还都挖有丈八宽的壕沟，具体数字不详。我是根据我看到的，七十年代挖开的北城壕大街上的东城壕的宽度估计的数字。城壕里面放了很多水，在东西壕沟上面还建有石桥各一座。在城墙四角筑起角楼，在城门上建起城门楼。除了东西南北四个城门，还有小北门和南边的通济门、小水门三个城门。东门曰“宾暘”，西门曰“重关”。东城楼曰“控函”，西城楼曰“镇崤”。以东城楼最为壮观，高达三层，至今《洛阳志》里仍然保存有老照片。自打城墙筑起之后，渑池城没再发生过大的变化，这才成了如今咱们仍能模糊分辨出的老城规模。清朝建国后，“幸蒙谕旨，除荒征熟”，免去了灾年土地赋税，人口田地才逐年增多。
由于渑池从无盐商，致使税赋少了一大头来源，从来都是一个财政吃紧的穷县。加上渑池虽系弹丸之地，但“地处交通要道，建有两驿两所，东接新安九十里，西连陕州一百四十里。虽崇山峻岭，道阻且长。”但路过的各级官员很多，导致财政负担更加沉重。
明朝时，上头考虑到渑池太穷，养活不起这些驿站馆所，马骡馆夫俱系汝州陕州等地派来并负担所有费用。明·万历二十年后，各邑艰于道远，嫌来来回回不方便，也不知哪位想出一个办法：不再派人来了。“遂雇觅渑人为之代当，一时亦觉称便。”要是一直这样下去，对渑池，对汝州陕州各邑，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事情有时就是这样，渑池人干得顺手了，干得时间长了，汝州陕州等邑的官员们便觉得，这本就是你渑池的驿站馆舍，又是你渑池人自己在里面干着，便萌生了应该让你渑池自己负担费用，我们只是财政上协助帮扶一下而已的想法。逐渐地，渑池再派人去要钱，人家就不好好给了。但驿站馆舍又不能关门，渑池县令只好从当地人民身上盘剥，将税赋加重，“导致渑民纷纷逃亡，数不胜数”。
到了崇祯年间，幸阁部杨公嗣昌同志发现了这一问题，下令恢复旧制。汝州陕州等邑，你们该出钱还要出钱，不要再让渑池出钱了。“渑民稍获更生。”逃跑的人才逐渐返回家园，渑池的人气才逐渐旺了起来。这和历史上因为战乱和饥荒，渑池人几次流离失所，人口顿减，田地荒芜，不得不从各处移民过来，后人气才逐渐旺起来的情形差不多。
但渑池终究是数省通衢，差使往来，络绎不绝。一遇大差，像正国级的人物路过，所需夫马太多，接待费飙升，仍感到难以应酬。历任知县都是不断给上级打报告，要求增加经费。你想想，渑池当时的财政收入连一万两白银都不到，而养活看大门的，看监狱的，看仓库的，抬轿的，扇扇子的，打伞的，警卫的，喂马的，做饭的，干秘书的，大堂上立在两旁手拿水火棍壮胆的等等，甚至包括参加考试的考生也要发给补助。县志上记载的负担对象是这样的，它包括：“门子、皂隶、监禁卒、轿夫、扇夫、伞夫、马夫、膳夫、库子、廪生等等”，别的都不难理解就不解释了，廪生就是参加考试的考生。加上还有扶贫款、草料钱等各项杂支，每年就需要白银八千零三十四两。再加上县太爷的年俸银五两六钱一分，养廉银一千两，公费银一百八十两，巡检的养廉银八十两，典史的养廉银八十两等，全县每年财政上余银仅剩下二百零五两九钱七分。也就是说，就是县太爷把它全部都贪污了，也没有几个钱。
有人不免会问，县太爷每年的工资才五两多，还是春秋两季分两次发给。那相当于多少钱，够不够花啊？另一个疑问是，为什么县太爷的养廉银却高达一千两，这又是为什么？
按《渑池县志》上记载，康熙四年间，一百亩地需交税银一两六钱，县太爷的年俸大约相当于三百五十亩地的税银。也有人按米价计算，清代的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五十元至二百二十元左右，取中间数二百元，每年工资才两千多元，实在是太少了，连温饱都难以维持。这也就怪不得明朝会出现像海瑞这样的清官，每年才能够吃一次肉。海瑞的清廉形象是有目共睹，穷的只能靠种菜养活自己，死的时候连丧葬费都出不起。当时有人写诗来赞海瑞的穷：“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但如果不是像海瑞这样清正廉洁和死板，如果能够随大流，那么还会有另外一些“灰色收入”，这一切上头其实是默认的，并不会追究责任，到了清代仍是这样。
那就是征收银子时所谓的“火耗”或者叫“耗羡”。所谓“耗羡”“火耗”，即指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一般情况下，征收的银两中，每两加征四至五钱作为火耗；征收的粮食中，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整个县总量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实际上这笔“耗羡”并不归公，完全入了州官县官的私囊，成为公开的、照例的好处。有时候各种各样的额外陋规，甚至超过正常税收的十几倍。
还有一种办法是，那时候田赋可以用钱交纳，甚至必须用钱缴纳。经手官员就任意把钱价压低。譬如说，市价二千文合一两银子，他可以定为二千四百文合一两。国家也糊涂，田赋往上缴有一定数量，通常缴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务。如果有水灾、旱灾，明明收成是八成，可以报五成，农民实际田赋并不少缴。多收的银粮也都到了州官县官和他们爪牙的腰包里了。此外，人们打官司也是县官索诈的好机会，那时候的县官还兼着公安局长和法院院长的差使，公检法司集于一身。既没有检察院和人大监督，也缺乏媒体监督。自己一个人说了算。“小小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一句俗语足以说明当时司法腐败的严重。所以在当时做县官的，如果不太黑心，每年总可以弄个一万两银子。如果善于搜刮，自然更不止此。
接着再说说“养廉银”。皇帝发现了下面的官员工资太低难以维持生计，而默许他们收取“火耗银”，但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便难以掌握下面的官员到底贪了多少。有人加了四成，有人加了五成，也有人一成也没加。非常的不合理。因此自雍正年间起，又规定“火耗”归公，同时发给“养廉银”，至乾隆时又有补充调整，实际成为一种附加的俸禄，数额大大高于正俸。像王世英这样的知县，当时已经拿到了一千两，是实际工资的一百七十八倍。那为什么不直接加到工资里面一起发放呢？我觉得这就是皇帝的高明之处。因为“养廉银”是附加的活工资不是死工资，你如果不听话或者不廉政有人告状了，那么就随时能够把当年的“养廉银”取消。
《渑池县志》记载，仅仅每年支应过往官员差使，接待招待这一项开支就需要六千七百多两，虽然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有其他各邑负担了，但应付大差超出的部分，要是上头不下拨专项资金，这个县太爷的差事，也没法干。因为大差逐年增多，花费也越来越大。再说了，即使上头给下拨专项资金，也不是那么容易到手的，这里面求人办事的酸甜苦辣个中滋味，干过县太爷的都知道。
由于渑池是这样一种情况，因此谁都不愿意在渑池这样的穷乡僻壤干县太爷，既是正县级也不想干，哪怕到富庶之地干个正科级也比在渑池当县太爷强。因此渑池的县太爷才会像走马灯般来回换，仅清代就换了一百零八位，和《水浒》梁山上的好汉人数正好相当。他们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不远千里来到渑池为人民服务，并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也真的为渑池人民办了不少好事实事。
因为那时候，由于路途遥远条件艰苦，不愿赴任的大有人在。现在看来，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在其位，谋其政，眼光放得远大，干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情的。比如城隍庙、儒学、韶山书院的重建重修，比如县东二里的先农坛，比如城内的八腊祠、月川祠、冰鹤祠、王公祠、邓公祠、萧公生祠、节孝祠、关帝庙、火神庙、财神庙，玉皇庙，刘猛将军庙，比如城内的邓公书院，比如义昌的马神庙，比如西城外的雷公庙，比如城东南的奎星楼，比如南村的文公祠、牛公祠，比如洪阳的双济桥。这些大都是在财政吃紧的情况下，县太爷们自掏腰包捐款建造的，或者是自己先带头捐款，然后倡导民众也一起捐款修建的。大概那时候的县太爷们觉得，名声比金钱更重要，雁过留声，人过还是想留名的。并且是想留下好的名声而不是骂名。
尤其是王世英卸任一百四十多年后，嘉庆十二年（1807年）上任的甘扬声，在位六年，捐款数量最多，修建的祠庙学校最多，就连桥梁和监狱牢房修建，他也捐出“养廉银”。最可称道的是，他还知道爱惜人才，知道好多参加考试的穷秀才们没钱，因此他连考试的卷子钱和考试用的桌椅板凳钱也自己捐了。由于捐的钱多一下子用不完，他还设立了类似于基金会的组织，将钱交于盐当（说清朝渑池一直没有盐商税收，如今冒出个“盐当”，这“盐当”究竟是干什么的，没有搞清楚。望知情者告知），按月一分二厘生息，三年后结算，各项开支之后的盈余部分，他还分给各个考生。其钱为了防止有人贪污私分，归礼房设专人管理。该考试了，礼房先去盐当催缴县署，收上来后，县试于考前一日交裱糊匠收领（考场与裱糊匠啥关系，为什么要交给裱糊匠，老猫未找到答案。估计是找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干这事更加合理吧？）。府院二试于考卷收齐后，三日内按照名单交送与儒学，由监考官按照名单散给。乡试则固定于“考试当年七月二十日发礼房，经承送省，按名散给”。至于操心受劳的礼房工作人员，也发给辛苦费二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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