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3—1181年）這段時間是辛棄疾在南宋擔任行政長官和軍事職務將近二十年的仕宦時期，也是他想實現統一理想，用實際行動和南宋統治集團的主和派頑固勢力展開激烈鬥爭的時期，結果是以被彈劾罷官的失敗而告終。這裡所謂“
封疆大吏”的官銜，其實也僅適用於其中的後半期，前半期他還是在小官閒職中消磨著大好時光。在前半期那些日子裡，他無非以鑑判、通判一類的一般輔助行政人員身份，在官場中游覽宴會的場合，陪酒寫寫曲子而已。這哪裡是少年英傑所想要過的生龍活虎的戰鬥生活因此，二十九歲時，在建康賞心亭陪宴的一次集會上，他第一次以“水龍吟”詞調唱出了久積內心深處的矛盾。歌詞中這樣寫道：
水龍吟意境
落日樓頭，斷鴻聲裡，江南遊子，把吳鉤看了，欄干拍遍，無人會，登臨意！
他看鉤（寶劍），拍欄干，無人理會的心事是什麼呢？是鄙視那些迷戀小窩，貪圖享樂的庸俗官僚，那幫求田問舍，不顧國事的利已主義者，而擔心自己會象東晉桓溫將軍那樣北伐未成，年華老去，等閒虛度了足以建功立業的崢嶸歲月。此時他只能孤獨寂寞地呆在酒席筵前，對著美酒清歌，黯然無語，誰也沒有覺察讓紅巾翠袖前來為他“英雄淚”。
江南遊子意境
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二十三歲南下歸宋出仕，南宋接連出了幾件大事，關係著辛棄疾一生事業的順逆成敗。第一件是他南下那年（1162年）高宗退位，由孝宗接班，朝廷暫時出現了新局面。第二件是孝宗初立，剛遇上採石磯戰爭的勝利，一時精神興奮，不顧條件是否成熟，於次年匆匆令張浚北伐，先勝後敗，孝宗便由極左轉向極右，讓主和派領袖湯思退掌了國家大權。第三件是1164年同金國訂立了“隆興和約”，從此兩國關係緩和，數十年間主和派長佔上風，主戰派備受排斥打擊。辛棄疾從南下開始到去世的四十四年間，就生活鬥爭在這樣一個主和派權力壓倒一切的政治環境裡，那些官場中人怎能不冷漠他！
冷漠的意境
儘管現實如此，心懷壯志的辛棄疾卻不氣餒。在江陰，他是一個九品起碼級的籤判（籤書判官廳公事官員的簡稱），幾乎相當於辦公廳的辦事科員一類的職務；在建康，也只是個知府行政助理的通判官職，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在商議一路軍政大事時，不論就官守或言責都沒有他的發言權，唯一的差事就是時常參加大官們的遊宴集會，在席間乾點寫詩詞唱和的幫閒事務，象歌伎們一樣成為官場交際的點綴品。可是他的官職雖小，愛國熱情卻很高，利用這種同官僚們詩詞唱和的應酬機會，結識了當時的政界名流，如他的頂頭上司建康留守使史正志，軍馬錢糧總理葉衡，以及其他部門的首長，如趙彥端、韓元吉等人。他借填詞一面顯示自己的志趣才華，同時也向他們進行愛國宣傳，鼓勵他們認清形勢，共同努力來完成北伐統一的壯業。如他給趙彥端寫的祝壽詞《水調歌頭》，就不同於一般的逢迎俗套，而是祝願他將來有機會回到朝廷，輔助皇帝實現掃清胡虜的計劃。
水調歌頭之意境
詞中說：
聞道清都帝所，欲挽銀河仙浪，天際洗胡沙。回首日邊去，雲裡望飛車。
他用神話的比喻作象徵，表達自己的希望和祝願。在另一首《滿江紅》詞裡，又讚揚他的上司史正志說：翼垂空，笑人世蒼然無物。又還向，九重深處，玉階山立。袖裡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補天西北。在詞句中，他借用《莊子》鵬鳥展翅高飛的寓言，和以山嶽般的堅定，比喻史公的雄才遠略，希望他將來一定要象神話裡的女媧氏一樣，用五色奇石把缺漏的西北天角補起來，也就是鼓勵史一朝得勢，要去替國家收復北方失地。（這裡附帶說明，“西北”一詞在辛詞中曾多次出現，它不一定指方向，而是借用神話“天傾西北”的典故，指代當時整個北方淪陷區。）這是他歌詞創作的開始。像血管裡流出來的是血一樣，一個愛國志士寫出來的歌詞，無論是什麼題材，它無時無地不唱出主戰鬥、反妥協的歌聲。就在這些官場社交場合裡，他結識了不少像韓元吉、葉衡等志同道合的朋友，這對他後來的晉升起了援引推薦作用。
九重深處
在前十年的卑官時期內，他做了三件影響後來晉升的重要工作。即1165年向孝宗上《御戎十論》（即《美芹十論》）；1170年召對延和殿，上《阻江為險須藉兩淮疏》、《議練民兵守淮疏》同年又向宰相虞允文上《九議》。幾次上書的內容，雖沒有及時被朝廷採納，卻贏得了皇帝和高級官員們對他才能學養的認識，不久便把他從地方閒職調為獨當一面執掌實權的父母官滁州知州，從此邁步跨進了封疆大吏的行列。《美芹十論》是辛棄疾在“
隆興和議”以後兩年，針對當時朝廷內主和派的失敗主義、悲觀主義輿論而寫出的成熟的恢復統一計劃，是非常精彩的政論文章，目的是打擊主和派的氣焰，堅定主戰派的信心。這是他參考了前輩及同時人們的意見，取其建議中有價值部分，然後結合他自己在敵後實地考察所取得對敵人內情的充分了解，提出來的。
辛棄疾
總的精神是無論戰還是和都不能處於讓敵人擺佈的被動地位，抵抗而失敗比不戰而降要好。所以他對第二次北伐的符離戰役是肯定的，認為雖然失敗，但足以激勵民心，鼓舞鬥志。《十論》的前三篇《審勢》、《察情》、《觀釁》是分析敵國的內情，指出金人並不可怕，理由是：地廣而易分，財多而難恃，兵眾而易潰；加以人心懷宋，內部矛盾尖銳，如果南宋有計劃有準備地進攻，一定能夠克敵制勝。後七篇《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詳戰》，是具體提出南宋政府在充實國力，籌劃反攻等方面所應採取的措施與步驟。主要論點是：反對“
南北定勢論”，用以反駁主和派宣傳的“吳楚脆弱不足以爭衡於中原”的失敗主義謬論。其次是主張抗戰，而且強調山東在反攻戰略上的重要性。
辛棄疾
他認為由山東可直搗燕京（金人政治中心），再反定中原，極為有利。再次是提出自治圖強的策劃，其中《久任》一項是針對用人不專的傳統積習而發，指出多少名將賢臣無法有較長時間在固定崗位上發揮專長，取得較大的政治建樹。《防微》一項，則提出不要歧視起義南歸的軍民（對此他有切身體驗）。除此以外，關於重視水防務的兩篇議論，是對當時南宋國防的重要建議。他提出淮河東西地區的戰略地位，和依靠民兵鞏固兩淮防務的具體意見。他駁斥了主和派史浩提出的“兩淮可以放棄，只須守住長江”這一謬論。至於上虞允文的《九議》，是辛棄疾懷著殷切希望寫出來的北伐計劃書，主要論點是：援引項羽北上滅秦的歷史事實，痛駁主和派的“
南北定勢論”，以勝敗乃兵家常事的論點，批判主和派的“欲終世而諱兵”的失敗投降主義，又以收復失地為正義事業，痛斥主和派誣衊主戰派是“為國生事，孤注一擲”的惡毒攻擊。
辛棄疾
同時也反對主戰派部分人“速戰論 ”的觀點，主張要作長期準備。最後這一主張，成為他晚年和韓侂青政見的重要分歧，結果韓北伐慘敗，輸掉自己的腦袋，證實了辛棄疾多年前的遠見。他的建議沒有被虞允文接受，主要原因還在於皇帝沒有決心，宰相當然不能做主。他卻終於因此被虞允文賞識，從而有機會由低級官吏不斷上升到封疆大吏的地位。這四篇計劃書，貫徹著一箇中心思想，那就是中原可以收復，而且必須收復。他相信金人不可怕，和議不可靠，唯一的出路只有備戰，決不能採取妥協投降政策。這個計劃書還顯示出青年辛棄疾的散文寫作才能，證明他不單是一個能夠填寫優美歌詞的詩人，而且還是一個作風堅實善寫政論的散文作家。劉克莊論他的文章說：“筆勢浩蕩，智略輻輳，有《權書》、《衡論》之風。”《權書》、《衡論》是北宋散文大家蘇寫的，有《戰國策》縱橫議論的文風，並具有以古鑑今指斥時弊的特點，曾在北宋風行一世，這正是辛棄疾寫作政論文最好的學習樣本。
辛棄疾作詞
辛棄疾在官場的後期，確實擔任了不少也不小的行政和軍事職務。從1172年作滁州知州，到1181年在江西安撫使任內罷官，為期約十年。這時期雖然他已能獨當一面，但統治集團對他的態度，是不能不用他，又不肯信任他。問題很清楚，一是他堅持主戰的抗金觀點，二是他起義南來的“歸正人”身份，使南宋政府對他很不放心。他們的手段就是一方面委以重任，同時又不斷調遣他的職務，不讓他在一個官職上久呆以致無法實現他建軍備戰的計劃，這一點使他感到非常苦惱。反映在詞裡，如1178年離開江西時寫的《鷓鴣天》上片雲：
為官時候的辛棄疾
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曆遍楚山川。但將痛飲酬風月，莫放離歌入管絃。
離開湖北時寫的《水調歌頭》上片雲：
折盡武昌柳，掛席上瀟湘。二年魚鳥江上，笑我往來忙。富貴何時休問，離別中年堪恨，憔悴鬢成霜。
好一個“聚散匆匆不偶然”！為什麼要“二年曆遍楚山川”？又為什麼“二年魚鳥江上，笑我往來忙”？這都可從“不偶然”三字中聽出他的弦外之音。他對統治集團的陰謀手段一目瞭然，感到無比憤慨。因此，在第一首詞裡，他表示唯有飲酒賞景，連音樂也不愛聽了。在第二首詞裡說得更為坦率，他關心的並非自己官運的升降，而只怨象這樣不斷地調來調去，把可以建功立業的時光白白耽誤了。比這表現得更尖銳突出的，要算同年寫的那首名篇《摸魚兒》詞，在詞的下片尾聲裡寫道：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他忿然警告那些苟安享樂的當權人物，你們因循誤國，坐失良機，再歡再美，終歸是沒有好下場的。
詞意境
最後，他甚至把王朝的政治前途比做在煙柳暮色中西沉的落日，比做搖搖欲墜不可憑倚的危欄，矛頭徑直對準了主和派的後臺當朝皇帝趙昚。當然，牢騷儘管發洩，有機會他還得抓緊從事力所能及的安內攘外的備戰工作。他在後期的官場職守中，突出的表現有四樁：一是重建滁州，二是平定茶商武裝，三是創飛虎營，四是隆興救荒。下面分作簡介。
辛詞意境
重建滁州是他執掌實權後的第一次建樹，把一個被異族嚴重破壞又是國防前線的軍事重鎮重新建設起來。他招撫流亡，豁免人民積欠稅款五百八十多萬，貸款給人民修建房屋，發展農業，減輕商販徵稅，設立招商旅店及繁榮市場，教練民兵，使流散居民相繼還鄉，遠近商人聞風群集，很快就改變了這個城市的面貌。他還修了一座“奠枕樓”，作為人民遊覽娛樂的處所。當時他曾特寫了一首《聲聲慢》詞，描寫滁州的建設規模和當時邊防安定的情況。詞的上片雲征塵成陣，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層樓。指點簷牙高處，浪湧雲浮。今年太平萬里，罷長淮千騎臨秋。憑欄望，有東南佳氣，西北神州。可見他在重建滁州的百忙工作中，在戰局相對穩定時期，即使在登臨遊賞時節，始終沒忘記要收復“
西北神州”。
辛棄疾繪圖
在滁州的政務成績，使統治者認識了辛棄疾特出的才能，覺得他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好工具。於是，當1175年一支以賴文政為首的茶商武裝暴動隊伍由湖南侵入江西的時候，當地的官軍抵擋不住，受到降級撤職的處分，最後朝廷想到了在滁州的幹練能員辛棄疾，特調他來接任，討捕所謂“茶寇。辛棄疾一方面用多種軍事佈置把茶商軍重重包圍，一面用招安勸降辦法把頭人賴文政誘殺，茶商軍從此平定。這次軍事上的成功，使辛棄疾更受朝廷重視，除由州一級官職提升到路一級（京西轉運判官，專管一路財政錢糧）之外，還加了個“
袐閣修撰”的榮譽職稱這雖是有名無的虛銜，但卻只有科舉正途出身的人才能取到。
時代的悲劇
辛棄疾沒有經過考試而獲此榮譽，說明朝廷當時對他的褒獎和重視。可是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應該算是他一生歷史中的汙點，因為他執行了統治階級鎮壓茶商的起義的任務。對一個愛國志士來說，沒有把他的軍事才能用在反抗異族侵略鬥爭方面，卻成了統治階級鎮壓國內人民的工具，這是時代的悲劇。辛本人固然是受了時代和階級的侷限，但追索根源，統治階級應該負主要責任。就在這次提職的事件中，朝廷發生了很大的爭論，主和派認為這次賞賜是過分了，只是因為孝宗對他特別賞識，才堅持把他提升。他由此發現政績突出固然是好事，而政敵們也越來越多地忌恨他，群起進行攻擊，在政治上他是越來越孤立了。
辛棄疾
他感到危險和憤怒，所以在湖北調遷官職時寫的《摸魚兒》詞，就有這樣的句子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稍後的《滿庭芳》詞也說：傾國無媒，入宮見妒，古來頻損蛾眉。這些話都是有針對性的。他之所以遭人妒忌，表面原因固然是由於他的立功受獎，根本原因還在於他是一個始終如一的堅持抗金派。宋孝宗對辛棄疾額外加恩提拔，是要利用他的軍事才能，繼續為朝廷鎮壓人民的武裝起義。果然，1179年朝廷忽然又從湖北調他到農民多次暴動的湖南去，朝廷的意圖他當然清楚，無非是叫他再去鎮壓人民。
農民起義
他的心情極端矛盾反感，可又不能不去，這就是他在臨行前別酒宴上寫出那首《摸魚兒》詞中所隱含的憤懣情緒，以致不惜把矛頭暗中指向最高決策者宋孝宗本人，使孝宗對他也有了看法，埋下日後罷官的禍根。這一次，他有了經驗，不再盲目對人民使用武力，而是先作過細的調查研究工作，深入瞭解湖南人民多次暴動的根本原因通過人民陳述的種種案件，他摸清了情況，明白了這些年此地之所以盜賊蜂起，主要是因為國家制度不良，法令不能貫徹，以致“
貪濁之吏，迫民為盜”，這使他感到朝廷的討捕政策是錯誤的。他決定了自己的對策，統治階級叫他把矛頭對準老百姓，而他現在要懲辦的卻是一大批禍害人民的貪官汙吏。不過在開刀之前，他做得比較周密，首先必須爭取皇帝對他的信任支持。
宋孝宗
到任後不久，他立即寫了《討盜賊札子》的奏章，文中一方面列舉贓官們民為盜的多種事實，指出討捕政策的不當，一面又說自己在政治上一向孤立，處處小心謹慎，惟恐出錯授人以口實，雖有心為民除害，怎奈力不從心，希望皇帝諒解他的苦衷。這時皇帝也意識到湖南局勢的嚴重性，如果長此下去，可能激起更大的暴動。於是在批示中命令辛棄疾：“
行其所是，勿憚豪強之吏。”有了這把尚方寶劍，他便放手大幹，處決了不少來頭大的贓官，為人民平了怨氣，社會秩序基本安定下來。同時他又以防盜為名，向朝廷建議建立一支新軍，取名叫“飛虎營”。朝廷大臣以周必大為首的主和派非常敏感，極力反對，批評他“輕銳（急躁冒進），但有皇帝和主戰派大臣王淮的支持，終於得到批准。他內心的打算，當然是為將來的北伐作好軍事準備。
北伐戰船
因此他不顧預算超支，大量花錢，抓緊時間，利用五代時期舊兵營的基礎建柵造壘，招募了兩千步兵，五百騎兵，並備辦了充足的戰馬和鐵甲、武器。他在湖南的所作所為，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招來了主和派對他的攻擊。他們挑唆皇帝發出御前金牌，命令他馬上停止兵營的修建。為了抗金備成的遠略，他竟把金牌藏起，催促監辦官吏，限一月內完成任務。當時秋雨連綿，工程進度因所需的二十萬匹瓦無法及時交貨而受到影響，他當機立斷，下令除官衙及神廟之外，所有居民每戶獻瓦兩匹，兩天不到便如數收齊，使軍營按期蓋成，然後將既成事實申報上去，皇帝與主和派也只好默認。他創立的這支新軍，儘管在當時成為宋朝最精銳的部隊，對幾十年後的北伐戰役也發揮過積極作用，被金人畏懼地稱作“虎兒軍”，但對辛棄疾本人來說，反而成為他最後被彈劾罷官的有力罪證。
辛棄疾
統治集團對他很不放心，就在新軍建成不久，很快就把他調往江西去了。從這裡，我們可以認識到辛棄疾出眾的政治、軍事才能，和他勇於創業，敢於負責的無畏精神。朝廷對他暫時容忍，沒有立即降罪，並不是他們深明大義、寬宏大量，而是因為江西的隆興發生嚴重災荒，急需他去解決難題。所以，他被提升為江西安撫使。辛棄疾在隆興實行的救荒措施十分簡便乾脆，就是在大街上張貼出八個字的安民告示： ＂閉果者配，強糴者斬。”原來，隆興地區在1180年遭了旱災，引起糧荒。豪紳大賈囤積居奇，抬高米價，百姓捱餓，到處搶米，社會秩序大亂。他到任摸清情況後，立即貼出這張安民告示。辛棄疾在湖南執法如山的聲威早已為人們風聞，命令一下，誰敢不聽？既已有糧可買，搶米風潮也就自然平息。
旱災
他又召開了一個有各界人士參加的市民大會，叫推舉能者出來，由政府出錢讓他們去非災區買米，運回銷售，還本之外，利歸個人，限一月內完成任務。結果糧食源源運到，災荒很快解除。這時隆興鄰近的信州同樣受災，知州謝源明向辛棄疾求援，部屬的官員們搞本位主義，表示反對，辛棄疾卻認為同是受災的百姓，不應劃分地區，見死不救下令把運回的糧食調撥十分之三去救信州的急難。由此可以看出辛棄疾大公無私的高尚風格。由於救災有功，他的榮譽職稱的官階又晉升了一級，由宣教郎改為奉議郎，同時發表了委任他兩浙西路提典刑獄的公報，準備把他從隆興調走。然而就在此時，朝廷的諫議官王藺對他提出了彈劾，他未到新任便被罷官。這一年是1181年，他四十二歲。將近二十年的官場生活，除了捕滅“茶寇”，他的確為國家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連最高統治者也不能不承認他是個幹練有為的人。
辛棄疾
可是，在昏暗的南宋朝廷中，由於他是一個持不同政見的異己分子，故越是表現積極，越容易引起政敵們忌恨圍攻，排詆打擊，非把他拉下馬來不可。王藺提出彈劾，完全是主和派的陰謀，是顛倒是非的政治誣陷。如他們說辛棄疾在湖南任內的罪狀是：“奸貪兇暴，虐害田裡”，“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而且還“馮凌上司”，又說什麼“締結同類，方廣賂遺”等等。不錯，辛棄疾在湖南是殺過一批貪官豪紳，在建軍方面是花過不少錢，並且為了完成建軍大事藏過皇帝的金牌以抵制命令。這一切，誰是誰非，主和派心中有數，辛棄疾也是分外瞭然的。因為他是為正義而辦事，為理想而鬥爭，明知對自己不利，為了國家和人民，有機會就得幹下去。這種精神正是稼軒詞產生最根本的基礎，最實質的核心。
辛棄疾
在罷官之前，他是早有預感的。他曾勸朋友周孚說：“且痛忍臧否，深知人言可畏。”反映他自己是用怎樣大的耐心長期和他的政敵們周旋著。因此，當他剛調湖南要準備大幹，就得先在寫給皇帝的奏章裡坦率地表明自己困難的處境，他說：“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為，殺身不顧。……但臣生平剛拙自信，年來不為眾人所容，恐言未出口，而禍不旋踵。”這裡一面是向皇帝訴苦，一面也表示自己“事有可為，殺身不顧”的決心。因此，當他一面在放手大幹時，一面也在積極準備退路。就在他三次任職的江西，在那信州上饒郡城北一里多路的地方，買下一大塊土地，興建一所大的莊園，作為將來退隱時的定居所在。這所莊園取名叫“帶湖新居”。新居落成的時候，他尚未罷官，初去看過一次，寫了一首《沁園春》詞，表明自己心情的矛盾。詞的上片寫道：
辛棄疾
意倦須還，身閒貴早，豈為蓴羹鱸鱠哉？秋江上，看驚弦雁避，駭浪船回。下片最後是這樣結束：沈吟久，怕君恩未許，此意徘徊。上片說他之所以想積極退隱，並不是為了要享什麼田園清福，然後用秋雁避弦和回船阻浪作隱喻，暗示自是受人排擠讒害不得已而告退的。下片又想到皇帝對自己的愛護提拔，退休未必能得到批准，內心不免感到猶豫。結尾兩句，與其說是詩人的天真，不如說是他忠於自己的理想。二十年來他受過多少政敵的打擊毀謗，他一直“痛忍臧否”，一心要爭取北伐統一理想的實現，非到萬不得已決不退出戰鬥崗位。
北伐
可是到181年年底，他終於以“奸貪兇暴，虐害田裡”的罪名，戴著“殘黷”、“酷吏”的帽子，被南宋政府撤職罷官。他多年的憂懼變成了現實。只是由於王淮的建議，給了他一個提舉衝佑觀的名譽職務，領一份乾薪，退居養老，以示優待。其實他才四十出頭剛進入成熟的中年時期，而昏的南宋政府竟迫使這位愛國志士提前告老了。王淮說，辛棄疾雖然是一個不馴服的人，不過以後還有些用處，不能過分冷淡了他。這建議大概代表著南宋政府中比較公正人士對辛的看法。明白了辛棄疾這將近二十年仕途的艱難處境，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他豪邁雄壯的歌詞裡，有時會唱出欲言又忍的消極調子。這樣，我們才能真正認識辛棄疾並鑑賞他的《稼軒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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