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型冠狀病毒引發的肺炎使華中重鎮武漢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一是確診、疑似與死亡病例都在快速上升，而且都與武漢有著直接、間接關係；二是隨著春節的臨近和春運的進入高峰，各地接連發布的新發病例挑動著人們的神經，武漢人外出去向也成為網上一個關注的話題；三是23日上午，武漢實施了嚴格的限制人口流動政策，即通常所說的“封城”，武漢城內也發出令人揪心的求助之聲。
此次疫情防控的難點有兩個：一是病源與傳播路徑的不確定性；二是人員流動性，特別是春節期間大規模密集流動。前者需要醫學深入研究，短期恐難突破；後者卻可以是人力能及的，旨在切斷病毒傳染的鏈條，防止病毒在傳播中變異。
於是，武漢“封城”是在人們對病毒認知有限情況下的物理隔離措施，是不得已之舉措，也是疫情防控的一記“重拳”。抓住這個時機是必要的，因為春天過後還有一個人口遷徙的高峰。如果可以此時控制疫情，就可以實現“一針及時省九針”。這也是汲取“非典”應對的教訓，力爭把疫情封控在局地。對此，武漢市民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與犧牲，需要也值得被致敬。
現在的問題在於封城之後怎麼辦？
封城是一種極端的，暴力的，臨時的一種隔離辦法，在現今這種高速流通的社會，無論是人力、資源、信息、能源等的流動與交換都是必不可少的，不可能過長時間保持這種封閉狀態。
在有限而關鍵的時間裡，一方面我們需要對武漢實行援助，保證感染者及時得到救治，並且控制感染數量與範圍，另一方面要保障武漢市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我們應該有這種認識：武漢封城不是為了讓疫情在武漢自行消化，像是古代瘟疫一樣用犧牲一座城的方法阻止病毒的蔓延，而是通過控制蔓延，從而舉全國之力對其進行幫助與集中救治。
首先，根據疫情變化，武漢市應密切跟蹤防疫需求的變化，包括醫護人員及防護裝具、醫療設備與藥品等，並向國家衛健委和社會公佈相關需求。國家衛健委代表疫情防控指揮部，派出援助隊伍，協調發改、工信、交通等部門，組織動員生產、運送緊急物資。
第二，武漢市應關注居民及滯留武漢的外地公眾生活，保障主要商品市場供應充足，嚴厲打擊哄抬物價和囤積居奇，用市場化手段與政策槓桿穩定物價。同時，對於滯留各地有困難的武漢公眾，各地政府要給予特別的關愛，使其能夠在外過一個祥和的春節。
第三，政府應號召、動員、鼓勵企業與社會組織發揚協作、互助精神，在防疫部門的專業指導下，為戰勝疫情做出貢獻。
第四，媒體與公眾在發佈、轉發疫情信息時要避免悲情的渲染，幫助人們以理性、樂觀的精神戰勝時艱。適度的恐懼可以發揮應激效應，有利於防疫，不可更不能封控信息；但過度的恐懼就會適得其反，導致非理性行為。此次疫情目前人際傳播力和病死率不及“非典”，高度防備、嚴格防護十分必要，但也不必“惶惶不可終日”，保證正常飲食休息，才能增強身體免疫力，與病毒作戰。
第五，將疫情防控與普通醫療救治統一起來，合理配置醫療資源，避免因防疫而影響對普通病患的診療。春節期間，全國多地醫護人員放棄了休假，嚴陣以待。對於參加防疫的醫護人員，政府應給與?貼、獎勵。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積累了豐富的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是，社會理性也逐步發育完全。有全國人民支持，武漢也不會成為孤城。而武漢市也要關注個性化、多樣化、差異化的民生之需，把制度優勢切實轉變為防疫效能。此外，集中統一領導的制度優勢與預防不足、響應遲緩的機制短板存在反差，敦促中國衛生應急管理必須深刻反思、銳意變革。
防疫與防災一樣，都是衡量和檢驗政府執政能力、執行力，評判國家動員力、體現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時刻。武漢封城，不是孤城，更不是圍城。疫情面前，我們都應是“防疫”人！
閱讀更多 麟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