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究竟是以法家路線治國還是以儒家路線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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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外儒內法。

先說外,也就是表面,推崇儒家思想,並把它立為正統,鼓勵學習儒家理論。儒家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再說內,也就是本質,法家理念盛行。比如法家主張君主集權,漢武帝時期通過多項措施加上了君主專制。比如法家主張改革,漢武帝又推行推恩令,設刺史,改革貨幣,鹽鐵官營等,一改漢初各種制度。比如法家主張以威勢服眾,漢武帝以軍隊鞏固邊防,打擊匈奴,刑獄嚴苛。

總之,以儒為表,以法為本,儒法結合。因為儒家思想包容性極強,所以可以將法家思想融入其中,結果就是法家之名逐漸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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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時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線為基礎,以法家路線為輔助,兼採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從此以後,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中心,以法家的嚴刑峻法為輔助,以道家權術政治為手段的治國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國古代的國情,成為歷代統治階級奉行不變的治國圭臬。  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認識:西漢前期,封建統治者迫於經濟凋弊、民心思治的社會形勢,以退為進,奉行黃老之學為統治思想,試圖達到無為而治。但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到漢武帝時期開始實行有為政治,統治思想也必然面臨新的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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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帝四年(前191年)廢除《挾書律》,進一步促使諸子學說復甦,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較活躍,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

漢初,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

武帝即位時,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牴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繼位後,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竇嬰、丞相田蚡還薦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后奏事。竇太后對此不滿,於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職。

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

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

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

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

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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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作為一位中國歷史上雄才大略有名的武帝,他的治國,統民,馭人,治軍可以說是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手段。

1.他以儒家思想體系為支撐,裝點門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既然尊崇的是"術“,那麼也只是一種手段,提倡的仁義忠孝悌,只不過是自己愚民統冶一套理論而已。



2.他以法家思想體系為利劍,守衛統治。漢武帝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死罪就有一萬多種。法律文書盈於幾閣,典者不能遍睹”,足見其法律多嚴格,可以說是空前絕後。



3.他以道家法術為自己長生不老尋找籍慰。漢武帝一生在尋仙求神,四處尋找長生不老藥,相信東方朔道術,大建宮殿,充實美女,以求與神仙交流,以達到長生不老。



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漢武帝拓展疆土,武功治國,所謂的儒道法只不過是一個工具而已,是服務於他的統治和雄大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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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大多是因為漢武時董仲舒搞獨尊儒術,就覺得儒家學術從此是帝王道,淺薄者屢屢詬病中國歷史歸罪儒家,亦是因此而來。


董仲舒搞獨尊儒術沒錯,但他那個“儒”卻不是先秦時代以孔子或孟子為代表的儒——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其實也是兩家不同,不是一路,後人以孔孟之道稱儒家,是宋儒搞出來的——而是“雑合百家,統稱為儒”,是諸子百家的混合體,冠以“儒”的名稱罷了,這個時候的儒術,雑以陰陽五行,皆為孔孟所無,卻是方術士之學。之前的儒生,是讀書人的統稱,不是指什麼儒家人物,董仲舒之後,才指専治儒術(董儒)的讀書人。


漢武雖然讓董仲舒獨尊儒術,但自己卻不行儒道,行的是霸王之術。從後來漢宣帝訓誡時為太子的元帝中一段話看,就很明白了,“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雑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再說法家。法家其實不是一家獨立的學術派系,而是専門研究組織管理理論方法論的,不論是王道或是霸道,都需要組織管理架構和方法,法家“法、術、勢”三字宗旨,都圍繞如何管理臣屬而來,那是任何時候都需要的,所以看起來,歷史上底層總是離不開法家的影子,被後世總結為“外儒內法”,原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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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句話概括漢武帝的治國路線——儒表法裡,其實就是儒家和法家的結合。

儒家倡導仁政、倡導以德治國、倡導無為而治,而法家則是政府控制,政府幹預,集中力量做大事。漢武帝的做法是用儒家統一思想,用法家富國強兵。

先說漢武帝掌權之後社會所面臨的的問題:

1、民營資本控制了國家經濟。漢初的休養生息、輕徭薄稅制度至文景之治時社會經濟高度繁榮,民間資本發展迅速,形成了新興的民間富貴階層,幾乎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整體是小政府大國民的一種狀態。

2、諸侯國挑戰中央政權。經濟的發展促使了諸侯國的強大,強勢的諸侯國不斷挑戰中央政府的權力,比如漢景帝末期的削藩而導致七王之亂。強勢的諸侯存在直接威脅著王權。

3、外敵匈奴的威脅。漢初對於匈奴的政策是忍辱負重,避其鋒芒,潛下心來發展經濟。至漢武帝時強大的匈奴威脅依然存在。

漢武帝的改革在思想的統一上選擇了大儒董仲舒的儒家思想,用以規範人的道德行為。只有思想上的高度統一才能做到高度的中央集權。

而在國傢俱體的治理上選擇的卻是法家的思想,在政治改革中漢武帝推出《推恩令》以達到削藩的目的而加強中央集權。在經濟上採用的是國有經濟主導,國家命脈的產業收歸國有,攫取文景之治留下來的大量民間財富。

權力和財富的集中致使國家力量空前強大,在這種實力的自信中漢武帝一舉擊潰匈奴,掃平邊境威脅。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主導了中國人的思想兩千年,但歷屆政府均沒有放棄國家管控的法家思想,時至今日,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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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需要儒家的忠君愛國君君臣臣那份思想來統治他的臣子百姓。

同時,他更需要法家的‘依法治國’ 也需要法家的嚴刑峻法震懾天下。

雖然說,史書上說他擺出百家,獨尊儒家,但,那不過是形式是罷了。

可以這樣說,但凡偉大的皇帝,都對法家那一套情有獨鍾。

我個人覺得,漢武帝是法儒並用,但,偏重法家,在面子工程上他則偏重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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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周朝,春秋七國至清朝,沒有一個朝代以懦以法治國。都是實行家帝國皇朝政治統治。懦法道只是拿來掩人耳目。當牌子使。也就是什麼時候,該出什麼牌,就出什麼牌。封建王朝統治,違法,亂倫,貪汙,腐敗,剝削,壓榨,宗教,迷信,幫派,戰亂,充滿歷史朝代,沒有正義與邪惡之分。


無憂草2775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不錯的,這是漢武帝的旗號,但是他是打著儒家的旗號實行法家的思想,史記中記載的酷吏在漢武帝時代不少的,尤其是漢武帝中後期,他所熱衷的已經和秦始皇距離不大,他把漢朝多少年的積攢的國庫財富揮霍一空。匈奴是被制服了,他青史留名的功績也達到了,從此漢朝開始走下坡路了,儒家的主張“仁”的思想,但是他的作為顯然是違背了這個原則。“仁”能把匈奴打的“不敢天山牧馬”嗎?所以說,他實際實行的就是戰國韓非子的法家思想,但是表面的文章是儒家的。


戀家7805


儒家時期只說獨尊儒術卻隱諱了漢武帝的另一個對儒家的評價“腐儒無能誇誇其談”。這是漢武帝對太子身邊的儒生勸自己不要打匈奴減輕人民負擔時的一個故事。大意是漢武帝很看不起儒生對自己的勸鑑,問給你一郡做太守能管理嗎?不能。一縣呢?不能。一鄉呢?也不能。一哨呢?可以試試。結果沒多長時間被匈奴人殺了。回報漢武帝,言到“腐儒無能誇誇其談”。從這個故事看漢武帝用人講實效,聽有本事的人提建議,無能者的看法肯定是無能。因此漢武帝時期儒家並沒有參與決策,談不上儒學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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