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题西林壁》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哪一首诗哲理性更强?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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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和这两首詩,都很有名气,但是要论詩的哲理性,还是詩人苏轼的《题西林壁》比较富含哲理。

我们先来看看原詩,再细致的分析一下。

先看看王安石的《登飞来峰》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此詩为王安石30岁时所写,当时年轻气盛,借景抒情,对实行新法有着很大的抱复。

我们再来看苏轼的《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当时苏轼因乌台案被贬,去黄州任团练副使的途中,来到了庐山,被庐山的美丽景致所感动。到庐山一般都去大寺叫东林寺,那的人多,香火旺盛。而苏轼确偏偏来到小寺西林寺去观赏,西林寺小巧紧湊,也是秀丽玲珑,在西林寺的墙上,苏轼有感而发题写而成。

该詩的前两句主要还是描写庐山的美丽,从不同的角度看庐山,就会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感受。

詩的后两句非常的有份量,詩人观山之后,借景抒情直抒感情,引出富含深意的人生哲理,真是振聋发聩。"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当时写下这首詩的时候,苏轼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有借看庐山的感受,说出了不能看一山一壑一川的景致,会总是失之片面,为什么不能看懂全貌,因为我们在这山中,顾此而失彼,难以全面。要全面正确的看清事物,必须要立于之外而不能深陷其中,成为一个耐人回味的哲理,很受人赞美。这些与詩人的人生经历可能有点关联,王安石当时年少气宇轩昂,而苏轼已是老成持重,深有感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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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西林壁

――苏轼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意思就是:我之所以认不清庐山真正的面目,是因为我自身处在庐山之中。

这是一首写景诗,又是一首哲理诗。前两句描绘庐山不同的形态变化:庐山横看绵延逶迤,崇山峻岭郁郁葱葱连环不绝;侧看则峰峦起伏,奇峰突起,耸入云端;从远处和近处不同的方位看庐山,所看到的山色和气势又不相同。后两句写作者的感悟:我们从不同的方位看庐山,就会看到不同的面貌,原来是因为“身在此山中”。我们要想看到庐山的真实面貌,只有远离它,跳出它的层层遮蔽,才能全面看清它,把握庐山真正的仪态。作者借助庐山远近不同的形象来形容处事方式不同给人们带来的效果的不同,告诫世人:当局者迷的道理。

登飞来峰

――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

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

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首诗中后两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此山中”富含人生哲理。这句诗的字面意思是:不怕层层浮云挡住我的视线,因为我站在了飞来峰的最高层。这两句诗主要表现作者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同时也告诉世人:人不要只看眼前的利益,要把眼界放远,把格局放大,要敢于和负能量的行为作斗争,要善于拨开云雾看真相。

这两首诗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人生哲理,《题西林壁》告诉我们要跳出事情的圈子看真相;《登飞来峰》告诉我们要站在高处拨开云雾看问题。很难说哪一首更具哲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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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题西林壁》与王安石的《登飞来峰》两首绝句,都是意味隽永的小诗,给人以道理的裨益。不过,两首诗创作时作者的境遇与精神状态不同,写作目的也不一样,呈现给读者的思想感情也不一样。苏诗中的人生积淀更多一些,蕴含了人生的辩证法,相对而言哲理性更强一些。王诗与其说是阐发哲理,不如说是表现一种政治家的豪迈气概。

一、王安石的《登飞来峰》,是典型的言志之作。

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夏,知县任满回乡途中,路过飞来峰。刚过而立之年的诗人王安石,正值政治生涯的上升期,登上飞来峰,自然感慨万千。山高,塔更高,人站在上面,视野更辽阔深远,心胸更宽广爽朗,联想起人生事业,更是充满希望和信心。此刻,王安石踌躇满志,立意改革,期待着做出一番大事业来。所以,这一首七绝,倒像是拗相公青年时代的政治宣言。

首句七个字不含一个动词,却让人感受到巅峰之上,景象壮观。一个“飞”字展示出了飞动的气势,“千寻”二字极尽夸张之能事,突出高之又高的立足点。站在最高处,扫视四方,美景纷至沓来,目不暇接。首句诗人只做白描,写景点到为止,没有像苏轼那样展开描写,而是留人以想象空间。次句类似李白的“半璧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却只是虚写传闻,增添了许多神奇色彩。不过,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豁然开朗,也是诗人所期待的;今日虽然不曾看到,内心却充满向往。因为来日方长,所以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好的心态。登高所见,王之涣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杜甫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王安石也不想再赘述。

第三句中,王安石拈出一个“不畏”,委实有点出人意料。登高赏景,为什么要往可畏可怕上说?王安石自己曾说过,世界上神奇瑰丽的精致总是在险远而人迹罕至的地方。既然如此,就需要有志气与力量,这些都是常人缺乏而诗人所常备的。一个“自缘”,道出了王安石满满的自信,他早已立下高远的志向,储备了充沛的力量。前一阶段从政的成功体验,宋仁宗对自己的高度赏识,都让王安石有春风得意之感。眼前的“浮云”,象征阻碍改革的旧势力和旧思想,它们虽然遮天蔽日,得势一时,但是,在诗人看来是不足畏惧的。王安石觉得,自己站在社稷江山事业的最高层次之上,胸怀最高尚的理想,拥有傲视群丑的道德优势。伫立在“手可摘星辰”的高度上,才能有“一览众山小”的感受。豪迈之情,溢于言表。所以,这首《登飞来峰》,与其是一首人生哲理诗,不如说一首政治抒情诗。青年改革家就是这样雄心勃勃,志存高远。

二、苏轼的《题西林壁》富有理趣,山水自然都蕴含辩证法。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任上量移汝州,被贬的境遇稍有改善。乘船东行,继续着从黄州开始的大彻大悟。苏轼年已48岁,饱经沧桑,渡尽劫波,参悟人生。他早没有了年轻时的锐气和斗志,总是能以澄澈淡泊之心。豁达地看人生。

庐山是天下名山,是苏轼久久向往的地方,能够如愿登上庐山,自是欢喜万分。但是,《题西林壁》的开篇纯然写景,诗人却是心如止水,毫无激动之情。居高临下,俯视群山,苏轼看到:横看庐山山势连绵不断,一脉通向天际,不会有“危乎高哉”的惊叹;从侧着看过去,景象迥异——座座山峰耸立,直刺苍穹。同一座山,从不同角度看,从不同距离看,居然展现出不同形态的美来,让人得出截然不同的观感来,实在是新发现。新发现触发新感觉,也许人人都能做到,但是,能像苏轼这样上升到辩证法的高度看待此行,这是人所不及的。

苏轼是个哲人,运用辩证法看待人生,是他的专长。他在黄州时,曾针对朋友宇宙无穷而人生有限的慨叹,阐述过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告诫人们切莫执着于身外之物,美好的大自然才是归宿。人们都习惯于得过且过,苏轼却乐于反思。此次攀登庐山,苏轼又进一步深化了自己的人生感悟。距离不同,高度不同,角度不同,都会带来视觉的错觉与偏差,超越局限才是关键。苏轼把庐山之游视作人生之旅,由山外走进山里,就是局外人走进人生的新局面,巡山游水富于理趣。常人登上峰顶,会有收获,但往往是经验的集成,不求所以然。苏轼却发现了局外人位置距离和角度的变化与真理认知程度的关系,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只有登上高峰,才会得到整体性的认识。不过,与此同时也可能放弃了对局部细致了解。苏轼的哲理诗虽然是在佛寺边妙悟禅意,以议论入诗,却不像禅偈那样布道宣讲,味同嚼蜡,而是形象生动,含蓄蕴藉。庐山是天下名山,常人惊叹于壮美景致,而苏轼发现真理。我们看到一个局外人走进局内的困惑,看到跳出局限的必要性。这首七绝与《赤壁赋》一样,在向世人释放善意和规劝,不仅要破除偏执,投身大自然,而且需要冲破思维的苑囿,获得完整而完美的人生。


杜里茂森


苏轼的《题西林壁》和王安石的《登飞来峰》这两首诗,都是具有深意的哲理诗。同一时代的两个诗词文学大家由于志趣、境遇不同,他们所要阐述的哲理也会有所不同。

苏轼虽然为官从政,但仕途坎坷,从中央到地方,政治生涯几起几落,终老在返京的途中。虽然政治上没有什么建树,但文学造诣特别是诗词却达到了无人能及的巅峰。《题西林壁》旨在说明站在不同的角度,对事物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这是片面性、局限性造成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但深层的哲理则是:为人处事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会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认识事物的真相和全貌,就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观察问题应客观全面,如果主观片面,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王安石则不同于苏东坡,他的政治建树高于他的文学成就,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就是有力的说明。写《登飞来峰》时,正是他意气风发,仕途大好的时候,通过登飞来峰上的千寻塔观看鸡鸣日升的壮景,发出了“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豪迈慨叹!其哲理意义就在于:只有站得高,才不会被表面现象所蒙蔽,就一定能看到事物的本质,才能看得更广更远。同时也在启迪人们:立足高处,看着远方,为长远的目标而奋斗!

就诗而论,这两首诗的结语不同:一个是“身在此山中”,一个是“身在最高层”。虽然都是哲理诗,但后者的眼界更高,格局更大,意义更深!





清川流梦


古代诗人发现哲理的悟性很强,揭示哲理的艺术性很高。或以日常小景(描绘山水)隐喻生活哲理,给人以领略不尽的启示;或从切身体验出发,引发人生感悟;或咏怀史事,以阐明哲理。

中国古代哲理诗是表现诗人的哲学观点、反映一些哲学道理的诗。这种诗多将哲学的抽象哲理含蕴于鲜明艺术形象之中。哲理诗分两类,一是有一定的诗意,但不够含蓄,往往是“概念大于形象”。 二是具有生动意象。含蓄,寓理于形象中。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的《题西林壁》),常读常新,寓哲理于景物之中

苏轼对庐山向往已久,借这次调迁的机会,怀着要识庐山真面目的心情到此一游。在庐山游了十几日后,他在西林寺壁上题了这首诗,表示此行尚未穷尽庐山之胜。在诗中,他把所得观感与哲理认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用形象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自己游庐山后的总印象。

西林:即西林寺。此诗作于元丰七年(1084)五月。时作者由黄州改迁汝州(今属河南临汝)团练副使,特意取道访子由,游庐山。

这首诗的好处是寓哲理于景物之中,借生活本身的东西来阐明事理;既善于运用随步换形手法描写眼前景物,又能巧妙地通过景物说出“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入乎其中,出乎其外”的道理。这就叫做“善状目前之景,又妙寄物外之理”。

从诗面看,作者写的却是他畅游庐山的观感。读这首诗,我们似乎也随着诗人的游踪,从不同角度看到庐山所呈现的千姿百态,或高峻,或舒缓,或秀丽,或雄浑。每一个姿态都是真实的,但对整体庐山来说又都是片面的,也可以说是不真实的。为什么身在庐山,却看不到庐山的真面目呢?原因恰恰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以身处庐山为喻,说明了一个人如果陷在某个具体的环境或事件之中,不能摆脱出来,那就无法全面、客观地去认识这个环境和事件的真相,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和主观性。

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人生、社会、生命的真理性辩解,孔子有其说教、佛家有其阐释、老子也有其论道。只是从不同角度看庐山,得到不同的认知结论。可是庐山是真实的、是不变的,变化的是人的眼睛角度罢了。孔子说仁爱,佛说空灵、老子讲大道的运动变化,无论那家说的都是一个问题,都是庐山。人的归宿到底应该是怎样的结局?才能不妄来世走一遭。各有各的说法。自然就有不同的结论,如同看庐山一样,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人一生会遭到不同的处境,起起落落,富贵贫贱转瞬间。人只知道过去,无人能只明天。但是,每个人盖棺再论时,均经历了不同的起起伏伏,荣耀与磨难造成人生阶段的高低不同,如同这庐山一般,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理解了以上两句,这两句就不难理解了,庐山是美丽的,庐山是人所向往的,如同儒家讲给天下学子的追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真正人生走一遭,庐山的真面目是什么呢?有几个人能看清楚宦海沉浮,荣华富贵,酒色财气呢?苏轼说:看不清的缘由是:身在此山中。

苏轼通过自己一生的经历,历经宦海沉浮,荣华富贵,酒色财气。他最后对人生的感悟达到了佛家与道家讲的出世的境界。他把一切都看明白了。

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有着丰富的哲理意味。如果仍然放在小时候,可能我们看不懂,但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有了社会经历和阅历后,那么再次读这首诗,一定会觉得醍醐灌顶。它启迪着我们:由于你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也就不同,那么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着片面性;如果要认识事物的真相,就必须跳开自己的思维模式,摆脱主观成见。也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哲理。

苏轼的这首诗,就是准确地把握了庐山的特点,从自然景物引发出深刻的哲理,引导人们对客观事物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实质的探索。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的《登飞来峰》),一抒胸臆,可谓是豪情满怀,高度决定视野,视野决定格局!

王安石此诗是回江西临川故乡途径杭州时所作,当时才三十岁,官职也不高,只是知县,但此诗却可见其抱负不凡,志在千里,而后二十年里,也是一路青云,直至拜相。反映了作者高瞻远瞩,胸怀宽阔,不畏困难,勇于改革的豪迈气魄和坚强意志。后两句诗,与苏轼的《题西林壁》中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你们知道这个飞来峰在哪儿吗?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说法:一说在浙江绍兴城外的林山。唐宋时期,这里有座应天塔。传说此峰是从琅琊郡东武县飞来的,所以就叫飞来峰。还有个说法是现在浙江杭州西湖灵隐寺前。至于王安石说的是哪里的飞来峰,恐怕已难知晓,但其实它来自于哪里,真的不算重要,因为这首诗显然是借景抒怀。

王安石的这首七言绝句,第一句中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对前途充满信心。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就是怕有奸臣当道,让当权者看不到国家的真实面貌。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我们都知道,王安石是变法,也就是改革派,所以能有这样的情怀抒发,也是情之所至的表现。

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包含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寓抽象义理于具体事物之中,作者的政治思想抱负和对前途充满信心的神情状态,都得到了充分反映。这首诗阐发哲理的主要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哲理是从具体的情境中自然提炼出来的;其二,哲理是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加以表达的。简言之,即“哲理的诗化,诗化的哲理”。我们今天来读这首登高望远的七言绝句,仍觉意蕴深沉,豪气满怀。尤其是后两句诗,已成为那些不畏艰难险阻、对胜利充满乐观自信者的座右铭。

这首诗作者借登塔的感受,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哲理性认识:只有立足高远,才能够排除种种迷雾,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这个观点至今仍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无论生活或学习,都要有一个较高的立足点和较为长远的目标,只有这样,才能避开种种假象的迷惑,排除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向理想之境迈进。

王安石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他怀着要求变革现实的雄心壮志,希望有一天能施展他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所以他一登到山岭塔顶,就联想到鸡鸣日出时光明灿烂的奇景,通过对这种景物的憧憬表示了对自己前途的展望。“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句看去很浅近,其实是用了典故。西汉的人曾把浮云遮蔽日月比喻奸邪小人在皇帝面前对贤臣进行挑拨离间,让皇帝受到蒙蔽(陆贾;《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唐朝的李白就写过两句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见《登金陵凤凰台》)意思说自己离开长安是由于皇帝听信了小人的谗言。王安石把这个典故反过来用,他说:我不怕浮云遮住我远望的视线,那就是因为我站得最高。这是多么有气魄的豪迈声音!后来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时候做了宰相,任凭旧党怎么反对,他始终坚持贯彻执行新法。全诗表明了诗人变法革新的政治理想,远大的政治抱负,大无畏的精神。作者所攀登的,不仅仅是飞来峰,更是人生之路、改革之路。这首诗,是作者理想的表达,也是作者与保守派战斗的宣言!

他这种坚决果断的意志,早在这首诗里就流露出来了。我们认为,这首诗和唐朝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历史上没有比王安石更孤独的了,他一生脚踏实地,从最基层的工作做起,一直干到宰执。他临危受命,以激进的国家主义与理想,对帝国进行了一次改革,却最终无法打破历史的闭环。

答案揭示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诗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作座右铭。

林则徐的对联:“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无论在生活里,还是在工作中,我都深深体会到,站的高度越高,看问题的角度越广,想的越开,越想的开越觉得人间就是天堂。因此基于以上我都喜欢的认识,如果非要选择的话,我选择王安石的“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但凡成功者,能全方位、多角度看问题,透析各种浮云背后的真谛,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天才与疯子仅一线之隔,但重要的是,他们都不会以常人的眼光看问题。想来莫让浮云遮望眼,真理也必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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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西林壁》宋 • 苏东坡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东坡被贬黄州过了好几年,朝廷突发善心,觉得苏东坡毕竟是个有才华的大文人,也是个不错的官员,所以就想给他改善改善条件,于是就下了一道手诏,将他从长江边上的黄州量移到了河南汝州。

什么叫量移呢?就是将被贬的官员从他被贬的地方,调整到条件相对好一点的地方,算是一种优待优惠的政策。

公元1084年,苏东坡离开黄州去汝州赴任,他打算顺便先去探望弟弟苏辙,在途中经过九江时,同好友一起上庐山游玩。

因为历代文人,描写庐山的诗太多了,苏东坡一上山就打算一首诗也不写,只是游览欣赏一下风景。

但是,人们一听他到庐山,都沸腾了,当苏东坡一路观赏,来到了开元寺时,寺中的僧人早早就在那候着了,见到他都喊到:“苏子瞻来了!”

苏东坡没想到这深山里竟然也有人认识他,一高兴不自觉的就作了一首诗:

芒鞵青竹杖,自挂百钱游。

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

很多僧人纷纷要求他在所观之景的旁边要留下诗篇。苏东坡这一开始作诗就刹不住闸了,盛情难却啊!这一遍走下来,山前山后大概写了有十几首诗。

庐山脚下有两座寺庙,一座叫东林寺,一座叫西林寺。

这首《题西林壁》是他游览完两座寺庙之后,在西林寺的墙上题写了这首诗。也算是对游览庐山最后的总结之作吧。

他觉得庐山,什么样的山峰都有,横着看它一个样,侧着看它又一个样,远远地看一个样,近了看又一个样。

之所以永远都看不清楚庐山的真面目,是因为他身在庐山之中,视野为庐山的峰峦所局限,看到的只是庐山的一峰一岭一丘一壑,局部而已。并没有看到庐山的全貌。

为什么看不清楚庐山的真面目呢?那时因为我们离它太近了,如果离开一定的距离,看到它的全貌就看清楚它了。同样的原理,我们有时会感叹,为什么看不清这个人的真面目,那是因为你离得他太近了,如果离开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就会看清楚他的真面目。

这首诗同时也告诉我们,看问题,看事情要有全局观念,整体观念。只有从整体出发看待问题和事物,我们才能看清楚它的真面目,也就是事情的本质。如果做事情看问题没有从整体出发,那么你做的只能是细枝末节,看到的也是片面的。

《登飞来峰》 宋 • 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飞来峰又名灵鹫峰,位于西湖灵隐寺附近。

这首诗写于1050年,当时王安石在浙江任知县,任期已满,在返回故乡途径杭州时,他登上飞来峰看日出,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诗。

那时他正值官场得意,朝气蓬勃,心怀高原,所以写的诗也大气磅礴。

他之所以不畏惧会有浮云能把他的眼睛遮住,是因为站的高看的远啊!

是啊,王安石当时正在朝廷做官,高高在上,看下属是看的一清二楚,他也不担心有人会把他能怎么样,因为位高权重啊。

这首诗同时也侧面反应出一个人生哲理:当我们的思想和见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时,就不会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

其实苏轼与王安石年龄相差15岁,但从他们作的这两首诗看,确有很多相通之处。

两首诗在立意上很是相似。

王安石用动词“登”飞来峰

苏东坡用动词“题”西林壁

王安石转句用“不畏”承上启下作过渡,

苏东坡转句用“不识”承上启下作过渡,

王安石的“身在最高层”与苏东坡的“身在此山中”也何其相似。

如果硬要从那个哲理性更强来比个高低的话,我个人觉得苏东坡的更胜一筹。

因为苏东坡的诗中的哲理是说的全局性,整体性。而王安石诗中说的哲理只是说的一个向上的方面。

也就是说苏东坡诗中的哲理就包括了王安石诗中所说的哲理。所以说苏东坡的《题西林壁》这首诗哲理性更强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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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苏轼的《题西林壁》王安石的《登飞来峰》,哪一首诗哲理性更强?为什么?


前言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苏轼和王安石的这两首诗都有深刻的哲理。至于谁的哲理性更强,但从诗本身来说,其实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什么权威的比较方法。

不过,如果从现实生活中来比较,这两首诗细细品味一下,还是有区别的。

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题西林壁》 是机缘巧合下作的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从黄州调往汝州作官,期间偷闲游览庐山。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本来不想作诗,但是一时忍耐不住,作了三首五言绝句。

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既自哂前言之谬,又复作两绝云: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 是故人。又云:自昔忆清赏,初游杳霭间。如今不是梦,真个是庐山。

之后苏轼又收到了陈令举的《庐山记》,读完以后,对关于徐凝与李白的瀑布诗的评价又不同意见,于是又做了一首七绝,把徐凝嘲笑了一番:

有以陈令举见寄者。 旦行且读,见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诗,不觉失笑 。旋入开元寺。主僧求诗 ,因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辞,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 ( 《 记游庐山》)

苏轼在庐山游览十几天,最后做了这首《题西林壁》,然后自称自己的庐山诗从此写完了:

往来山南地十馀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 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此二诗。最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余庐山诗尽于此矣。(《东坡志林·记游庐山》)

这篇文章中的第二句是另外一个版本:到处看山了不同。

二、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此诗写于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 ,诗人王安石只有三十岁,前程似锦。

《登飞来峰》:

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晚清民国时期的钱振锽在《名山诗话 》中评价:

荆公《北高峰塔》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予登山常为云所苦,盖高则蔽生。荆公下笔便不合理。袁子才论吏治曰:“自以为不误,误常多;自以为误,误常少。”荆公自谓不误者也。

袁子才是随园老人袁枚,他评论官员的管理说,自认为没有错误,错误会比较多,自以为错误,错误就会比较少。看来王安石很自信,“自谓不误者也”。

三、两首诗的区别

这两首诗的区别,就在于每首诗的最后两句: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

苏轼这首诗是经历过沧桑后的感悟,元丰二年, 发生乌台诗案, 李定、舒亶、王珪等人本欲致苏轼于死地。幸亏包括王安石在内的众人搭救,元丰三年(1080年)二月,苏轼死里逃生,被贬往黄州。

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是元丰七年,距离乌台诗案仅仅5年。苏轼已经年近半百。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一个中年人的感悟。

王安石作《登飞来峰》时只有三十岁。他受到宰相文彦博、欧阳修等人的赏识和举荐,对于未来充满了自信,正准备大展宏图。

因此从王安石诗与苏轼诗中的气度就能感受到不同。

结束语

题主问:哪一首诗哲理性更强?我的回答是当然都有哲理性。

但是,一个似乎过于收敛,一个又锋芒太露。

不过要看您用在什么地方,例如要送一幅书法给好友,您会选哪首诗呢?

@老街味道


老街味道


周传雄歌词里寂寞沙洲冷来自苏轼手笔,我一辈子写不出这样神来之笔,苏轼的诗也我也就不服输给王安石。

苏轼的诗:左看成岭右成峰,远近高底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王安石的诗: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旭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处最高峰。

苏轼的诗相似道德经章节中夫物纷扰,各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远近高底千变万化的山的形象,夫物纷扰。苏轼识透大自然山的幻像,安静中悟出外其身而身存的归根曰静的哲理,写出只缘身在此山中。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坚强者死之徒。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表现出王安石身居统治阶层中,坚定改革的决心。

两位大家哲理不分高下。王安石居于高位,诗属乾卦:回来山上千寻塔,乾龙勿用,潜龙还无所作为。

闻说鸡鸣旭日升,见龙在田。

不畏浮云遮望眼,或跃在渊。

只缘身在最高峰,飞龙在天。

苏轼接近于坤卦。

左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坤一爻,履霜,坚冰至。

不识庐山真面目,含章可贞,或成王事,无成有终。苏轼病死的。

只缘身在此山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苏轼一生不得志。


我写小说江山画卦


唐诗主情,宋诗擅理,同为散文八大家的王安石与苏轼,也都很善长这一路诗歌,苏轼的《题西林壁》,王安石的《登飞来峰》,俱是此类名作,很多宋诗选本不会漏掉。

先看王诗。

《登飞来峰》 宋 • 王安石

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以一次登山的寻常经历,引出不平凡的感悟。诗人的志向是远大的,表达上既显豁又隐喻。登高俯视,睥睨万山,比杜甫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更多从容大度。毕竟诗人宰相之职,自带气场。

《题西林壁》宋 • 苏东坡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的《题西林壁》,前两句写庐山之姿,变化多端,提供了多视角下的庐山。已是议论。后两句在前两句的基础上,进一步议论生发,化平常为奇崛,写出了传诵千年的名句。全诗通过稳步换景的庐山风光,又并不写景,纯发议论,而无枯涩生硬之感,全柰后两句的意蕴之丰富。所谓观察问题应该客观全面,取其一端,主观片面,便草草下结论,难以得出正确结论的启示,不过众多诠释中的一种罢了。

两诗相较,同为哲理诗,显然苏轼的哲理性强得多。王诗更多在言志,展示的是政治家的眼界与心胸,哲理只是附带。苏轼则是典型的言理诗,最后两句就是为了说出一番似有非有的道理,涵盖一些或多或少的真知。无论写诗的出发点,还是呈现的效果,以及后世对两首诗的解读,苏诗的哲理性都要高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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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最大的特征就是说理。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唐诗重感性,宋诗重理性。

王安石和苏轼两人,正是宋诗中的冠亚军。而这两首诗确实在写作方式、哲思高度、禅机隐喻中有很大的类似之处,但是两位高手通过作品反映出来的思考还是有些不同。

我们具体来看两首诗。王安石《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王荆公对自己的仕途安排是非常有想法和远见的,他在地方上工作很久,即使中央屡次召唤也不就职京官。在地方上的历练,为他积累了大量政治经验,同时他很清楚年纪轻轻就做京官,其实并没有什么出头之日。当王安石官声日隆,而朝廷重臣垂垂老矣之时(欧阳修、司马光),他一步到位,空降中央改革小组组长,在皇帝支持下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变法。

这首诗创作于王安石年轻时期,当时还在地方上,我们明显可以看出诗人的豪情和志向,这和他晚期受到政治打击之后,隐居时所开创的宋诗顶峰“荆公体”风格完全不同。

而苏轼的《题西林壁》要比《登飞来峰》晚上三十年。

实际上他们年纪相差并不远,所以在创作《题西林壁》的时候,苏轼已经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生死之惊扰,性格逐渐向佛道思想接近,人生已淡然,有意无意渗透进来的禅机则是他这首诗的思想底色。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两位都是当世高才,人生和仕途的路走到后来也差不多,所以两人才会从政敌变成好友,王安石在“乌台诗案”中一言九鼎,救了苏轼一命;而苏轼找到他彻夜谈心,引为美谈。

作为大学问家、散文家、诗家,二人在诗文革新、政治改革上虽有分歧,但殊途同归。这两人的晚期作品的文风实际上有些接近,不过王安石长于诗,而苏轼长于词牌。

说回这两首诗,实际上都是典型的宋诗特色。或者说是苏轼因循了王安石的宋诗特色,因为这种特色正是从王安石起。

这是怎样一种特色呢?

即“造景说理”。

我们看唐诗,写山川风物,寓情于景,但是大都是眼前实景,有感而发。而王安石年轻之时,作为一位政治家、儒学思想家,对诗词文章看得并不重。所谓“诗词,末技耳”,在这个年轻人眼中,所有的文学方式都是为了表达自身的政治意图,除此之外,毫无意义。

那么为了讲道理,景色真不真实就不放在重点了。这在文学手法上却无意中进了一大步。

这种手法,讲出来大家都明白,也不需要举唐诗的例子说明,因为随便拿一首都可以看出区别。在这两首诗中,“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这都是听说、虚构情景,而在苏轼的诗中,起笔就是造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当时没有航拍技术的情况下,真实的赏景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这就是苏轼的想象。宋诗和唐诗最大的区别,开始着重于整体情景的虚构,帮助说明自己想要表达的思考和道理。

阐述出通用的大道理来,就是“哲思”的艺术表达了。

而这两首诗的哲理性,因为诗人的年龄段不同,表达出两种不同的思考状态。不过都采用了类比、双关的手法,同时都是在写现实的不易,或者是身在高位,或者是深陷其中。从哲思上,都是很有高度,也颇有禅机的。

区别就在于王安石的志气满满,而苏轼的心意淡淡。

很难说谁的哲理性更高。还是看读者自身所处的时间段、社会环境以及个人性格吧。

年轻人自然觉得“不畏浮云遮望眼”更加励志和豪放,而上了年纪的人必然觉得“不识庐山真面目”才是更加通透和灵犀。

我虽然没上年纪,但我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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