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資治通鑑（卷一）》筆記
牟林
北宋司馬光著《資治通鑑》的書名是宋神宗皇帝御賜的，神宗在《御製序》評價該書“盡古今之統，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是，是亦刑典之總彙，冊牘之淵林矣。”
司馬光開宗明義地指出“臣光言，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此言有三層意思：其一，《資治通鑑》是一本寫給帝王教科書，是用歷史史實為帝王制作的一面鏡子；其二，帝王的職責在於制禮、執禮、以禮治天下；其三，所謂禮就是綱紀，其要旨在於名分，名分既定，上下尊卑不可逾越。整部書的史料選用都圍繞著這個核心要義進行，帶著如此強的政治目的性來撰寫這部書是司馬光和其它史學家的最大區別，也是該史學著作的最大特色，所以成為後世帝王的必讀教材。
司馬光的所謂綱紀，就是規範社會秩序的一套制度架構。為了幫助讀者理解這套制度該如何去實踐，他選擇了兩個榜樣，一個是微子，一個是季札。儘管微子代紂可使“成湯配天”，季札君吳可使“太伯血食”但他們寧可亡國也要格守“君臣之分”不願存非分之想。他還用孔子觀點作為佐證說“昔仲叔於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繁纓雖然只是馬飾，卻象徵著“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即寧可失地也不可亂了名器。
一貫惜墨如金的司馬光卻濃墨重彩地講述了三家分晉的故事並將之作為《資治通鑑》敘事的起始性事件，為什麼呢？第一，三家分晉是“春秋”和“戰國”兩個時代分野的標誌，事件的結局是周威烈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他責怪周烈王“乃天子自壞也！”他嘆道“先王之禮於斯盡矣！”第二，該故事樹立了一個反面典型事件，說明綱紀廢弛、禮樂崩壞會帶來多大的社會惡果，自此周朝社會進入了戰亂模式，諸侯國互相征戰兼併成為常態。司馬光嘆道“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第三，這個故事是從三家滅智開始的，其中司馬光又詳細描述了三個人物來反映他自己的做人、識人、用人的基本觀點。一是趙簡子，趙簡子通過考察兩兒子是否賢德，決定立賢無恤不立長伯魯。二是智瑤，智宣子不顧智果勸阻立智瑤為自己的繼承人。智瑤，就是“三家滅智”的故事主角，他脅韓魏攻趙反被韓趙魏聯手所殺，智氏家族被滅。三是一個小人物豫讓，他是智瑤的一個家臣，他不惜自殘毀容為智瑤報仇而身死。在選接班人的問題上，司馬光肯定趙簡子而不屑智宣子，他認為做人首要的是德而不是才，智瑤之敗根子在於缺德。他引用智果的話說“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這“一”就是“不仁”。在司馬光心裡“仁”是德之首，對一家之長、一國之君這種“首腦人物”第一要緊的是“品德高尚”“心正行端”。他批評當時的人們誤認“才”為“賢”，智果說瑤“賢於人者五”指的是五種“才”：“美髯長大、射御足力、伎藝畢給、巧文辯惠、強毅果敢”，而非“賢”。關於做人、識人、用人方面如何處理“才”與“德”的關係，司馬光又一大段議論“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著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有感於此，他把人分為四類：才德全盡是聖人，德勝才者是君子，才勝德者是小人；才德兼亡是愚人。他說“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對於豫讓，司馬光記錄了豫讓的一句話來代替自己對他的評價“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豫讓不是為智瑤報仇而赴死，而是為自己的信仰獻身，他的信仰就是“忠義”。司馬光同意豫讓的觀點：不管主人的人品如何，既然跟了他就得忠於他；不管朋友的品行如何，既然是朋友就得跟他講義。所以他才在這個小人物身上不惜筆墨。 司馬光通過這個故事，從家、國兩個層面詮釋他自己“天子之職莫大於禮”和“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的觀念。
司馬光不只是寫反面典型，也寫正面典型，比如魏文侯。魏文侯禮賢、恭謙、誠信、義氣、知錯能改、用賢任能，所以“四方賢士多歸之”“魏始大於三晉，諸侯莫能與之爭。”在“四方賢士”中，司馬光重點突出了田子方、李克、吳起等人。田子方對魏文侯所發的君的職責不在“審於音”的議論和對子擊所發的“貧賤者驕人”的議論顯示了他是一位智者，不愧是魏文侯的老師。司馬光記錄了李克（李悝）為魏文侯推舉相國的對話，但對李悝的變法成就卻隻字未提，李悝是歷史上一位知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著有《法經》，做過魏國的相國，對魏國的強盛做出過重要貢獻。是不是司馬光骨子裡都不喜歡變法呢？變法意味著廢先王之道，是破壞綱紀的。這是不是他後來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深層原因呢？不得而知。
對吳起，司馬光可謂不惜筆墨，記錄吳起的文字大大的超過記錄魏文侯、田子方和李克的文字。司馬光記錄了吳起如“擊秦，拔五城”等軍事才能和成就，記錄了時人對吳起的褒貶，如“起，殘忍薄行人也。”“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記錄了有關吳起的一些細節，吳起殺妻求將，吳起為士卒吮疽，公叔計逐吳起，吳起亡於亂刃之下。他還特別記錄了吳起與魏武侯及田文的各一段反差很大的對話。吳起和魏武侯“在德不在險”的論述應該很對司馬光胃口，說明吳起是一個很有見識的人。吳起和田文的對話又說明他缺乏知人之明和自知之明。而司馬光把吳起在楚國的變法目的也僅僅歸結為“要在強兵。”看來他對變法的意義至少是不看重的。吳起也是法家人物的重要代表，他的性格表現很極端，優點和缺點都很突出，功績與罪惡都很彰顯。他的個人名利與他的社會抱負很扭曲地糾結在一起，他志在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相國以實現他變法強國的宏大理想，為此他願意以自己的生命做代價，然而他對個人名利的貪求也使他絕親喪義、無情寡孝。所以，評點天下的司馬光也難以親口對吳起下一個斷語，只能呈現正反兩面的若干史實，借用別人的嘴說話。
司馬光記錄了仲子僱聶政刺殺韓相俠累的故事。其中寫了聶政的孝“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和其姊的義“妾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司馬光用這些故事進一步詮釋他的君子之德的內涵。
司馬光詳細記敘了子思和衛侯的對話。衛侯因為苟變“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說“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幹成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子思得孔子真傳，在用人問題上有如此不拘一格的見解，能因時因勢而變，是值得肯定的。也說明司馬光說的德，在做人和用人上是有區別的，對國君和國君要選用的人是有區別的。衛侯如此在意苟變之德，是不是他自己的德行就配做君主呢？接下來司馬光說“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評價衛國政壇“君不君，臣不臣”“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之後，子思又把衛侯教訓了一番。可見，衛侯嚴於人而寬於己，自以為是，與司馬光期望的有德之君差距甚遠。
司馬光記錄了齊威王的值得稱道的兩段事蹟，一是“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這件事說明即使是戰國時代，周天子的名分還在，故“天下以此益賢威王。”二是威王對即墨大夫和阿大夫的評價以及一封一烹不同的對待使“群臣竦懼，莫敢飾詐，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
其實，魏文侯也好，齊威王也好，都不是周天子“原封”的諸侯，他們都是“亂臣賊子”的後代。然而，時也勢也，既以既成事實，他們的功績和德行還是應該肯定的，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司馬光不自覺地採用了這一態度。
卷一記錄的最後一個故事是韓趙乘魏新君未立合兵伐魏，因為意見不統一未能繼續實施分魏割地，魏惠王得以殺公中緩而立。司馬光引用司馬遷的評論結束本卷“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
從卷一，已可知司馬光選材、敘事和議論的風格與他寫書的目的及主旨。他總是選可以給帝王或君主提供借鑑的歷史事件和人物，迴避那些可能誤導帝王或君主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或直陳其事、直錄其言，或借人之口或直接評點。他的基本觀點是先王之道不可廢，禮法綱紀不可亂，首腦人物即便不是聖人也應該是君子，要以禮治天下，以德服天下，這樣社會才能和諧安定。他的治國思想是典型的儒家思想，他對戰國時代諸侯混戰局面持基本的否定態度。他意識不到這是分娩新的社會形態必須經歷的歷史陣痛，也不明白如果按照他這套社會發展邏輯，周代商也不具有合法性。如果周天子無論如何混蛋，諸侯各國都必須遵守周朝道統，那也就沒有宋朝，沒有趙匡胤，更沒有他司馬光。其實，司馬光自己也不能嚴格的遵守他所崇尚的規則，否則他如何能夠對秦漢以後的朝代更迭自圓其說呢？他無非就是想趙家天下一世、二世乃至萬世綿延不絕，希望趙家歷代天子能明白他的良苦用心罷了。
當然這部書並不會因為司馬光的歷史侷限性而降低其歷史價值。任何社會，對首腦人物（個人或集體）的道德行為和行政能力都是有要求的，這一點幾乎沒有異議。只是現代社會更注重求得制度上的完善，即便是首腦人物，他們的一言一行也要裝進制度的籠子裡，有效減少因為首腦人物犯錯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除非統治集團完全腐敗和完全沒落，逆歷史潮流而動，失去民心，失去其政權存在的合理性與合法性。否則，只要統治集團能自我革命、自我糾錯、能繼續帶領民眾前進，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當然就要維護既有制度，保證社會穩定，這一點也應該是沒有異議的。無條件地維護舊的秩序，甚至不惜亡國的觀點是任何時代都絕對不能接受的。從上述意義上講，在如何有效維護一個合法且進步的政權的穩定、維護一個充滿發展活力的社會和諧有序方面，以及具體到如何做人、識人、用人等方面，本書是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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