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资治通鉴（卷一）》笔记
牟林
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书名是宋神宗皇帝御赐的，神宗在《御制序》评价该书“尽古今之统，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是，是亦刑典之总汇，册牍之渊林矣。”
司马光开宗明义地指出“臣光言，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此言有三层意思：其一，《资治通鉴》是一本写给帝王教科书，是用历史史实为帝王制作的一面镜子；其二，帝王的职责在于制礼、执礼、以礼治天下；其三，所谓礼就是纲纪，其要旨在于名分，名分既定，上下尊卑不可逾越。整部书的史料选用都围绕着这个核心要义进行，带着如此强的政治目的性来撰写这部书是司马光和其它史学家的最大区别，也是该史学著作的最大特色，所以成为后世帝王的必读教材。
司马光的所谓纲纪，就是规范社会秩序的一套制度架构。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套制度该如何去实践，他选择了两个榜样，一个是微子，一个是季札。尽管微子代纣可使“成汤配天”，季札君吴可使“太伯血食”但他们宁可亡国也要格守“君臣之分”不愿存非分之想。他还用孔子观点作为佐证说“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繁缨虽然只是马饰，却象征着“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即宁可失地也不可乱了名器。
一贯惜墨如金的司马光却浓墨重彩地讲述了三家分晋的故事并将之作为《资治通鉴》叙事的起始性事件，为什么呢？第一，三家分晋是“春秋”和“战国”两个时代分野的标志，事件的结局是周威烈王“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他责怪周烈王“乃天子自坏也！”他叹道“先王之礼于斯尽矣！”第二，该故事树立了一个反面典型事件，说明纲纪废弛、礼乐崩坏会带来多大的社会恶果，自此周朝社会进入了战乱模式，诸侯国互相征战兼并成为常态。司马光叹道“呜呼！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第三，这个故事是从三家灭智开始的，其中司马光又详细描述了三个人物来反映他自己的做人、识人、用人的基本观点。一是赵简子，赵简子通过考察两儿子是否贤德，决定立贤无恤不立长伯鲁。二是智瑶，智宣子不顾智果劝阻立智瑶为自己的继承人。智瑶，就是“三家灭智”的故事主角，他胁韩魏攻赵反被韩赵魏联手所杀，智氏家族被灭。三是一个小人物豫让，他是智瑶的一个家臣，他不惜自残毁容为智瑶报仇而身死。在选接班人的问题上，司马光肯定赵简子而不屑智宣子，他认为做人首要的是德而不是才，智瑶之败根子在于缺德。他引用智果的话说“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这“一”就是“不仁”。在司马光心里“仁”是德之首，对一家之长、一国之君这种“首脑人物”第一要紧的是“品德高尚”“心正行端”。他批评当时的人们误认“才”为“贤”，智果说瑶“贤于人者五”指的是五种“才”：“美髯长大、射御足力、伎艺毕给、巧文辩惠、强毅果敢”，而非“贤”。关于做人、识人、用人方面如何处理“才”与“德”的关系，司马光又一大段议论“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着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有感于此，他把人分为四类：才德全尽是圣人，德胜才者是君子，才胜德者是小人；才德兼亡是愚人。他说“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对于豫让，司马光记录了豫让的一句话来代替自己对他的评价“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豫让不是为智瑶报仇而赴死，而是为自己的信仰献身，他的信仰就是“忠义”。司马光同意豫让的观点：不管主人的人品如何，既然跟了他就得忠于他；不管朋友的品行如何，既然是朋友就得跟他讲义。所以他才在这个小人物身上不惜笔墨。 司马光通过这个故事，从家、国两个层面诠释他自己“天子之职莫大于礼”和“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的观念。
司马光不只是写反面典型，也写正面典型，比如魏文侯。魏文侯礼贤、恭谦、诚信、义气、知错能改、用贤任能，所以“四方贤士多归之”“魏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在“四方贤士”中，司马光重点突出了田子方、李克、吴起等人。田子方对魏文侯所发的君的职责不在“审于音”的议论和对子擊所发的“贫贱者骄人”的议论显示了他是一位智者，不愧是魏文侯的老师。司马光记录了李克（李悝）为魏文侯推举相国的对话，但对李悝的变法成就却只字未提，李悝是历史上一位知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著有《法经》，做过魏国的相国，对魏国的强盛做出过重要贡献。是不是司马光骨子里都不喜欢变法呢？变法意味着废先王之道，是破坏纲纪的。这是不是他后来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深层原因呢？不得而知。
对吴起，司马光可谓不惜笔墨，记录吴起的文字大大的超过记录魏文侯、田子方和李克的文字。司马光记录了吴起如“击秦，拔五城”等军事才能和成就，记录了时人对吴起的褒贬，如“起，残忍薄行人也。”“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记录了有关吴起的一些细节，吴起杀妻求将，吴起为士卒吮疽，公叔计逐吴起，吴起亡于乱刃之下。他还特别记录了吴起与魏武侯及田文的各一段反差很大的对话。吴起和魏武侯“在德不在险”的论述应该很对司马光胃口，说明吴起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吴起和田文的对话又说明他缺乏知人之明和自知之明。而司马光把吴起在楚国的变法目的也仅仅归结为“要在强兵。”看来他对变法的意义至少是不看重的。吴起也是法家人物的重要代表，他的性格表现很极端，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功绩与罪恶都很彰显。他的个人名利与他的社会抱负很扭曲地纠结在一起，他志在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以实现他变法强国的宏大理想，为此他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做代价，然而他对个人名利的贪求也使他绝亲丧义、无情寡孝。所以，评点天下的司马光也难以亲口对吴起下一个断语，只能呈现正反两面的若干史实，借用别人的嘴说话。
司马光记录了仲子雇聂政刺杀韩相侠累的故事。其中写了聂政的孝“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和其姊的义“妾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司马光用这些故事进一步诠释他的君子之德的内涵。
司马光详细记叙了子思和卫侯的对话。卫侯因为苟變“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说“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成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子思得孔子真传，在用人问题上有如此不拘一格的见解，能因时因势而变，是值得肯定的。也说明司马光说的德，在做人和用人上是有区别的，对国君和国君要选用的人是有区别的。卫侯如此在意苟變之德，是不是他自己的德行就配做君主呢？接下来司马光说“卫侯言计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评价卫国政坛“君不君，臣不臣”“君闇臣谄，以居百姓之上，民不与也。若此不已，国无类矣！”之后，子思又把卫侯教训了一番。可见，卫侯严于人而宽于己，自以为是，与司马光期望的有德之君差距甚远。
司马光记录了齐威王的值得称道的两段事迹，一是“周室微弱，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这件事说明即使是战国时代，周天子的名分还在，故“天下以此益贤威王。”二是威王对即墨大夫和阿大夫的评价以及一封一烹不同的对待使“群臣竦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其实，魏文侯也好，齐威王也好，都不是周天子“原封”的诸侯，他们都是“乱臣贼子”的后代。然而，时也势也，既以既成事实，他们的功绩和德行还是应该肯定的，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司马光不自觉地采用了这一态度。
卷一记录的最后一个故事是韩赵乘魏新君未立合兵伐魏，因为意见不统一未能继续实施分魏割地，魏惠王得以杀公中缓而立。司马光引用司马迁的评论结束本卷“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
从卷一，已可知司马光选材、叙事和议论的风格与他写书的目的及主旨。他总是选可以给帝王或君主提供借鉴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回避那些可能误导帝王或君主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或直陈其事、直录其言，或借人之口或直接评点。他的基本观点是先王之道不可废，礼法纲纪不可乱，首脑人物即便不是圣人也应该是君子，要以礼治天下，以德服天下，这样社会才能和谐安定。他的治国思想是典型的儒家思想，他对战国时代诸侯混战局面持基本的否定态度。他意识不到这是分娩新的社会形态必须经历的历史阵痛，也不明白如果按照他这套社会发展逻辑，周代商也不具有合法性。如果周天子无论如何混蛋，诸侯各国都必须遵守周朝道统，那也就没有宋朝，没有赵匡胤，更没有他司马光。其实，司马光自己也不能严格的遵守他所崇尚的规则，否则他如何能够对秦汉以后的朝代更迭自圆其说呢？他无非就是想赵家天下一世、二世乃至万世绵延不绝，希望赵家历代天子能明白他的良苦用心罢了。
当然这部书并不会因为司马光的历史局限性而降低其历史价值。任何社会，对首脑人物（个人或集体）的道德行为和行政能力都是有要求的，这一点几乎没有异议。只是现代社会更注重求得制度上的完善，即便是首脑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也要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有效减少因为首脑人物犯错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除非统治集团完全腐败和完全没落，逆历史潮流而动，失去民心，失去其政权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否则，只要统治集团能自我革命、自我纠错、能继续带领民众前进，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当然就要维护既有制度，保证社会稳定，这一点也应该是没有异议的。无条件地维护旧的秩序，甚至不惜亡国的观点是任何时代都绝对不能接受的。从上述意义上讲，在如何有效维护一个合法且进步的政权的稳定、维护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社会和谐有序方面，以及具体到如何做人、识人、用人等方面，本书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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