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能得肺炎就好了。”疫情圍困，會讓重度抑鬱症患者產生一些可怕念頭。斷藥威脅下，他們展開自救，並積極行動起來去援助處境更加兇險的病友。在“想死”和“好好活”之間，這些破碎的人一次次重建內心。
斷藥
21點26分，大二學生轟仔掙扎著從噩夢中醒來，昏睡了一整天的她正準備吃今天的第一餐飯。這不是她第一次作息顛倒，整個寒假，她一直活在夜裡。
2019年12月，19歲的轟仔去精神科複診，確診為重度抑鬱，開始按照醫囑每日服一次藥。在精神類藥物的副作用下，她產生了嗜睡、噁心、四肢乏力等明顯的軀體化症狀。
“感覺要死了，我準備先寫個遺書。”這樣的念頭一直在轟仔腦子裡打轉。
服藥的副作用是難耐的，但轟仔說，更痛苦的是沒有藥吃：“藥，就是命。”
曾有一次外出，轟仔躺在酒店的床上焦灼不安，想起似乎忘了帶藥。她不知所措，一遍又一遍地爬起來翻找藥物，但卻一無所獲，只能躺回床上。頭暈、頭疼、耳鳴、眼球刺痛，戒斷反應折磨得她一夜未眠。正事辦不成了，她第二日匆匆回程。
從那以後，轟仔再也不敢擅自停藥，去哪裡都隨身帶藥。若是要出遠門，她會在行李箱裡備上一份病例和處方單，這樣即使藥吃完了，也方便在當地就診開藥。吞下那粒小藥丸帶來的心理安慰，能讓她安心片刻。
今年春節回福建老家，轟仔隨身帶了28片鹽酸文拉法辛緩釋片，一天一片，足夠春節期間在家服用。原本以為家鄉受疫情影響不大，如果藥吃完了，就在當地醫院開藥。結果1月30日，轟仔所在的小區開始實行封閉管理。轟仔後知後覺，2月7日發現餘下的藥只夠吃五天了。她立馬想起了戒斷反應下脆弱又痛苦的自己，陷入了焦慮。
不惜一切代價也要買到藥。一秒也不敢耽誤。轟仔先是查詢本地的精神衛生中心公眾號，卻發現精神科門診在未來幾周內都沒有排班。這時，夾在病歷和一沓處方單中間的卡片掉在地上，轟仔撿起來發現是複診醫師的名片。掃描上面的二維碼後，她進入到一家網上診室的公眾號。
受訪者供圖 | 轟仔在網上診室購藥
從醫生線上義診到審核處方單，轟仔等了4個小時。之後，轟仔又等了5天快遞。直到家裡只剩下一片藥，轟仔恨不得把它掰成兩片來吃時，送藥的快遞終於到了。
疫情下，封城封村，斷藥成了這群抑鬱症患者共同面臨的現實危機。
特殊時期，醫生寬限了藥量，給轟仔開了42天的劑量。轟仔拿到藥後長舒一口氣 ，把快遞盒緊緊攥住。精神類處方藥有很強的副作用，一次最多隻能開兩週的量，並且只有在精神衛生中心或三甲醫院的精神科室才能開具。
2017年，WHO發佈精神疾病報告，中國的抑鬱症發病率達到了4.2%。最新數據顯示，中國抑鬱症患者數量已達到了9000萬。然而，像轟仔這樣依靠自己的力量獲得藥的人只是少數。
“我都停藥兩天了，抑鬱從輕到重。”
在病友群裡，還有人認真地問：“要是村裡的人知道我在找抑鬱症的藥，以後我嫁不出去了怎麼辦？”病恥感加大了藥物的獲取難度，還容易讓藥販子鑽空子。
常有藥販子在貼吧或群裡偽裝成病友：“我的藥吃不完，還有40g便宜出。”患者很難辨別，這40g是麵粉還是過期藥。錯過了正規就診治療，擅自使用替代藥物，還會有加重病情。
互助
拿到“救命藥”後，轟仔沒能如預期那樣靠著藥物穩定好情緒。疫情日益嚴重，她捧著手機不斷刷新消息，可壞消息實在太多了，一向關注時事的她哭著痛罵出聲。
儘管情緒狀況不樂觀，但轟仔堅持瀏覽這些信息：“不在乎一點也不酷，在乎才是真正需要勇氣的事情。”
這是電影《超脫》中的臺詞，轟仔很喜歡。“想要活下去對我們這樣的患者來說是很了不起的事”，轟仔說。疫情期間，她看到一些艾滋病患者在網上求藥，伴隨而來的是質疑、誤解、辱罵，轟仔感到無力。或許因為同病相憐，她對這些自救很有感觸：“多一點人想活下去對我們來說就多一點希望”，轟仔心裡有了一個小小的願望——幫助像她一樣被困在家裡，面臨斷藥風險的病友活下去。
救助行動開始於在2月8日凌晨4點23分，一個轟仔失眠的夜晚，她重新註冊了一個微博賬號，分享她在疫情期間網上購買抑鬱症藥物的經驗。第二天，熱心網友發來自己整理的網上購藥途徑，轟仔核實後再次發博。她和朋友一起拜託微博大V幫忙轉發擴散，這篇微博逐漸積累起了熱度和關注。
轟仔一連回復了幾百條評論，直至手臂乏力才肯停下。一遍又一遍，她不厭其煩地為病友們講解網上購藥的途徑和平臺操作方法。受到轟仔的影響，一些能夠外出購藥或因病情好轉留有餘藥的病友，願意自負郵費、免費贈藥，和缺藥的疫區病友一起共度難關。
受訪者供圖 | 病友從轟仔微博裡知曉購藥途徑
意外來得很快。兩天後，轟仔的微博遭人惡意舉報封號，她和病友們溝通的渠道突然斷了。連日來的壓力和此刻的委屈讓轟仔喘不過氣來，她將手機重重地反蓋在桌面上，放聲大哭。
哭過之後，她想起了一名在武漢做志願者的病友。他們共同組建了一個疫區精神類疾病互助微信群，專門幫助網絡醫療平臺無法配送的湖北地區病友。
對一位湖北黃岡的病友來說，幸運來得比想象中快。2月11日，他通過微博留言和私信聯繫上轟仔，進入了互助群。黃岡是疫情重災區，由於小區全面封鎖，網絡購藥不配送，幾位黃岡的病友面臨著相同的斷藥困境。“我在重慶，我可以幫你買藥。”2月16日下午，群裡一位曾罹患抑鬱症的群友主動提出，幫黃岡的病友異地購藥並郵寄。她表示家附近有很多家醫院的藥店，只需提供醫生的處方單，便可以買到所需的藥品。
互助群裡有五十餘人，一部分病友通過這樣的方式拿到了急需的藥物，還有一些同城勻藥的病友，藉助外賣跑腿解了燃眉之急。截至目前，已有近百人向轟仔求助，她每天都關注著大家的需求，確認藥物是否送達。為了保護病友隱私，她儘量少問話，積極提供各種求助途徑。
不過，還是有很多病友不能拿到藥，這讓轟仔很失落。有一些病友在鄉下隔離，快遞和外賣都進不去，轟仔只能看著他們絕望的求助乾著急。還有一些藥物受到國家管制，線上不予售出，需要本人到醫院親自取藥。
儘管已經拼盡全力，轟仔覺得自己的力量還是太有限了：“我也是這場疫情的受害者之一，我也只是個莫名其妙揹負起社會責任的普通人。”
好在這場援助行動中，還有其他人在關注著抑鬱症患者。在一個疫區互助群裡，轟仔看到一位病友分享了自己的經歷：“我的醫生主動來問是不是缺藥，已經安排助理給我們寄藥了。”
求生
隱藏在斷藥危機背後的，是不受控制冒出的自殘、自殺念頭。整個抑鬱症患者群體，在關於疫情的信息環境影響下，一次次地重建內心。
一條醫護人員被感染的新聞，就會讓抑鬱症患者產生了強烈的“倖存者內疚”心理。“如果我能得肺炎就好了。”病友群裡有人發言，引來了一些附和。
對於健康的人來說，面對疫情的第一反應是保護好自己和家人。但抑鬱症患者本就消極厭世，有的人會冒出這樣念頭：死於肺炎或許能想到的最“得體”的死亡方式，可以避免與自殺有關的社會輿論壓力。
即使不在眼下的特殊狀況中，每年春節，當抑鬱症患者回到原生家庭，與父母、長輩的接觸，也會產生巨大的情緒波動。
湖北女孩顏雨是一名大三學生，已經計劃過幾次死亡。她患有重度抑鬱，回家過年對她來說本是一件彆扭的事。顏雨的家是重組家庭，母親和繼父對她很關心，但到底還是有隔閡。還要走親戚，這更加讓顏雨感到痛苦。
平日裡，抑鬱症患者習慣於求助一、二線城市的精神醫療體系，返鄉後，許多小鄉鎮的心理諮詢服務尚未普及，干預不及時會致使病情加重。今年，被封閉在家中的日期無限延長，各種負面情緒以無法預知的方式點燃，朝他們湧去。
1月中旬回家後，顏雨發現身為醫生的繼父每天加班。臨近除夕，武漢封城，疫情加重，繼父連回家的時間都沒有了。家裡只剩下她和母親，一切又失去了平衡。2月5日，母親無意識地對顏雨說：“都這麼久了，你怎麼還沒好呢？” 一直以來，母親很理解顏雨的抑鬱症，處處照顧女兒的情緒，但眼下同事擔心著丈夫與女兒，讓她難以支撐。
傍晚，顏雨關起房門站在窗前，再一次想要縱身一躍。就在這個當口，母親喊她吃飯，暫時撲滅了她自殺的念頭，她不忍心讓母親擔心。
第二天，顏雨看到一個線上捐贈時間的活動，其中有位叫“任有病”的人捐贈了9小時，身份介紹上寫著：“抑鬱研究所所長，曾為上百抑鬱症患者完成自殺干預。” “她一定是懂我的人。”一個念頭在顏雨腦袋裡閃過。
“任有病”的本名叫任可，是個26歲的創業者。她曾經也是重度抑鬱症患者，2018年末康復後，開了一家陪伴抑鬱症患者的“抑鬱研究所”，病友們都喊她“所長”。疫情發生以來，任可一直在線上平臺直播講解抑鬱和心理學相關知識，只能勻出一部分時間來一對一心理援助。
要獲得捐贈者的時間，需要朋友助力點贊，顏雨把鏈接分享到朋友圈和QQ空間裡，附上了一句話：“我想去見見這個所長，請大家救救孩子，謝謝你們。”很快，有50多個人點了進去，給她留言打氣。在朋友的幫助下，顏雨如願獲得了一次聊天的機會。
通話的前半個小時，顏雨情緒很激動，頻繁地提起自殺的想法。在普通的心理諮詢裡，諮詢師不會暴露自己的個人情況，但任可更希望這是一場朋友間的對話。
任可主動提起自己的抑鬱經歷，在她的診斷書上，寫著“自殺行為9年”。“突然有一天，陽光照在我身上，我感覺好愜意，原來我又有了發現美好的能力。”她想告訴顏雨，死亡不是什麼甜蜜的解決方案。
電話另一頭，顏雨拿出了兩張A4白紙，邊聽邊記筆記。任可表揚她：“你能主動求助，是一個很有能量的女孩，你一定還有很多事想去做，只是暫時生病了而已。”
雖然很多抑鬱症患者想自殺，但他們仍然在為長期生活做準備。顏雨告訴任可，她有考研的計劃，狀態好的時候，她會坐下來複習。後來幾天，顏雨常常在任可直播時參與互動，提醒她保護好嗓子。
任可發現了抑鬱症患者的求生欲：他們一邊說著太累了、撐不下去、想離開，一邊會想方設法來自救。對於這些在求死慾望與求生欲之間掙扎的抑鬱症患者，任可覺得：“不是所有的自殺干預都需要說教和勸阻，有時候只是需要有人教他，怎麼給自己放個假。”
在任可的微信裡，有上百個抑鬱症病友群。最近，群裡依然會出現刀片割手臂的照片。但在“不想活下去”的聲音之外，一個女孩突然說：“等這次疫情過去了，我要好好活著。”
“讓我們一起活到好事發生的那一天。”任可把這句話寫進了個性簽名裡。
共情
1月29日，湖北省確診病例達3554例。疫情加深的過程，抑鬱症患者也出現了更多危險情境。
2月10日，任可刷朋友圈評論時，在一條評論旁停下來。“所長，我們全家被隔離了，我每天晚上睡不著，我該怎麼辦？”留言的男生是群裡一位叫李航的病友，同樣身處疫區湖北。
看到“全家隔離”幾個字，任可很擔心李航的身體和心理狀態，立馬回覆：我們聊一聊吧。
語音通話裡傳來的聲音很冷靜，但任可還是感受到了對方的焦慮。一開場，這個叫李航的男生就快速傾吐自己的處境。春節前，他和父母、爺爺奶奶因疑似感染被轉移到了隔離區，一人住一個空房間。除了有人定時送飯和中藥，醫院醫療資源緊缺，一家人暫時無法進一步確診和治療。
“我爺爺都快90歲了，隔離第一天還暈倒了，可我什麼都做不了。”24歲的李航一直在自責，怪自己沒有提前為家人做好防護。現在住在同一棟樓裡卻見不了面，“我很害怕他們撐不下去。”他常常在打開家庭群后，連一句關心的話都說不出口。
李航將自己封閉起來，反覆自我拷問，一場公共衛生事件引起的應激反應，正在讓他的內心不斷坍縮。沒有一個聲音告訴他，這不是他的錯。
“即便暫時無法見面，告訴家人你的擔心，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支撐。”任可勸說李航。她知道，在社會環境的壓力下，很多男性不願意表達“不開心”和無助，於是勸他：“如果你想哭，群裡的病友們都在等你傾訴。”
“其實，你最應該照顧的那個小朋友是你自己。”任可說。
直到任可說出這句話，李航才願意敞開心底脆弱的部分，談論自己的狀態。隔離十多天以來，他每天吃不下飯、睡不滿3個小時。一躺下來，腦袋裡就開始循環播放一件長久以來難以釋懷的事情。
那是大一剛入學時，輔導員組織新生做心理測驗。大家做完後就忘了這件事，直到一天下午，輔導員在年級QQ群直接喊出了一個女生的名字，“請速到心理諮詢室來一趟。”後來，同學之間開始議論這件事，女生在整個大學裡都揹負著歧視和敵意。
“我當時為什麼不做點什麼呢？”李航問任可。這件事和後來的疫情一樣，置身其中，李航的敏感和無能為力，放大了他的痛苦。
任可試著轉移他的注意力，幫忙找一些他可以做的事情，“你看，現在你有充足的時間，去學習你感興趣的心理學。你想幫助更多人，可不能還沒有被一個小小的肺炎打倒，就被抑鬱症先打倒了。”任可的話，給了在崩潰邊緣的李航一塊浮板。
“抑鬱症患者特別能共情。”任可發現。大年初一開始，一些公益組織和互聯網企業在線上開展了心理援助，為公眾開放24小時諮詢熱線。但病情嚴重的抑鬱症患者反而不願意撥打這通電話。一種普遍的心態是：“疫區的人可能比我還痛苦，我不能因為一點心理問題就去佔用公共資源。”
2月1日前後，疫情信息爆發式增加，抑鬱症患者的第一反應是自我奉獻。
“您是本平臺第969966位志願登記者。”一位病友在群裡分享了中國人體器官捐獻志願登記卡。看到登記卡的人，可以掃描上面的二維碼，進行捐獻登記，捐獻遺體、器官和眼角膜。像接力一樣，陸續十幾位病友掃碼登記，任可也加入了他們。
受訪者供圖 | 病友群裡的志願登記卡
一些病友認為自己享受社會資源，卻不能像醫護人員去幫助別人，過度沉浸在愧疚感中。於是，他們會自發捐贈器官，把這件事形容成“購買贖罪券”。想著當下做不了任何事，但如果有一天離開了，自己的身體器官可以救人，遺體可以成為大體老師，為醫學做貢獻，群友們的心理就能獲得一定補償。
“我們就隔著幾個號呢，到時候說不定我就在你隔壁第三個床位。”另一位群友說。病友經常像這樣開玩笑，任可覺得他們可愛又讓人心疼。
*文中顏雨、李航為化名
撰文 | 成琨 李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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