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原刊《南方都市報》（2015年10月11日）
傅斯年在1942年2月6日寫給胡適的信中，將自己不能忘此生民的情感自嘲為“多管閒事”。傅寫這封信的處境是其母不久前病故，傅此時亦受高血壓襲擾，臥床養病。在微涼的心境中傅對亦師亦友的胡適表露了心跡。信中最令人動容的是傅斯年傾吐為人與為己之間的矛盾。傅說凡遇公家之事，每有過量的熱心，感情常常極易衝動。用他的話講，真是把別人的事弄成了自己的事。傅感慨如果太平之世他本可以學問見長，惜乎清平世界不可得見：
我本以不滿於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來之故，而思遁入學問，偏又不能忘此生民，於是在此門裡門外跑去跑來，至於咆哮，出也出不遠，進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無成也。
信寫得言詞懇切，娓娓道來，好似對自己前半生做一總結。傅斯年的這種心態可說是五四那一代讀書人的典型心態。這在他曾經的同窗好友顧頡剛身上表現亦相當明顯。一向視學術為生命的顧居然會在一九三零年代的時代背景下，以通俗文藝為武器，主張給民眾灌輸常識，喚醒國人的民族情緒與愛國精神。顧頡剛的轉變又是如何發生的呢？
其實在五四期間，顧頡剛對新文化人引導的啟蒙運動頗有不滿，認為啟蒙只停留于都市，與鄉村民眾完全絕緣。1931年的一次跨越河北、河南、陝西、山東的學術旅行讓顧頡剛深深地感到民生之凋敝。他看到許多老百姓過著穴居生活，農村中鴉片、梅毒流行。他說他用了歷史眼光來觀察，老百姓手中除了一把菜刀是鐵器時代的東西外，其他差不多全是石器時代的物件，然而他們卻要承受二十世紀的壓迫與病痛。顧頡剛回到北平後，感到北平那種歌舞昇平的景緻讓其無法心安，因為農村殘酷的景象“永遠佔據了我的心”。作為一個讀書人，顧頡剛下了決心，覺得應該把學問工作先放一放，他說要效法范仲淹以天下為己任之志，要做救國救民的事業。
顧頡剛決心做民眾工作的背後是想興起第二次新文化運動，希冀在國難當頭的背景下，知識分子與民眾能有機融合，為民眾解放開闢一條可行之路。在這條結合之路上，民眾需要洗心革面，知識分子也需時時反省。每次翻讀顧頡剛剖析他所屬知識階層的文字，感受他筆端透露的歉意愧疚之情時，覺得像顧頡剛受五四影響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不會把自己關進書齋，躲進小樓成一統。只是相較傅斯年而言，顧頡剛更注重下層民眾。
顧頡剛在一九三零年代發動大規模的通俗文藝運動，採用大鼓詞等舊形式進行新內容的宣傳，創辦“通俗讀物編刊社”，編印通俗讀物。據顧自己講，從1933年到1937年間，他們總計出版通俗讀物大約六百種，共印了五千萬本，別人翻印的與圖畫還不算在內，數量可謂驚人。可這喚醒民眾的事業卻不為人理解。蔣夢麟就覺得，顧頡剛是上等人，為什麼做這下等事呢？胡適告誡顧頡剛，民眾是惹不得的，他們太沒有知識，你現在放一把火，這火焰將來會成為不可收拾的。言外之意，胡適希望顧頡剛三思而後行。蔣、胡的看法很能代表這些精英知識分子的態度，他們感覺民眾是一股無名的力量洪流，不能隨便煽動，應保持克制，要嚴守“我們”(知識分子)與“他們”(普通民眾)之別。顧頡剛則認為知識階層應該拋下自己的自尊與傲慢，放下身段，為民眾做點實事。顧曾深情又愧怍地表述“我們”與“他們”的隔閡，將各自的心理細膩地描摹出來：
我們這般人就包辦了雅的生活。天不下雨，農民擔心的是田裡的穀子快曬焦了，我們卻因感覺不到雨打芭蕉，減少了作詩的興趣。下雨下得大了，我們心裡怨起老天爺來，出門時腳底下這雙擦得發亮的皮鞋又要踏髒了，卻不理會車伕和挑夫們早已溼透了衫褲，在雨潦中苦撐苦捱，一輛汽車飛駛過來時，還濺了他們滿頭滿臉的汙泥。
讀至此頗有感觸，覺得“五四”那批文化人真能眼光朝下，對普通民眾確能傾注關懷並身體力行的，顧頡剛可以算一個。他已經很明白知識分子的啟蒙如果脫離民眾，難免變成自說自話，搔不到癢處。二者的關係用顧頡剛比較欣賞的愛羅先珂的話形容，民眾若脫離知識就會變得愚蠢、迷信，自私自利，知識階層脫離民眾就會退化為書呆子，成為孔雀與鸚鵡。假使真的要“夜貓子叫醒雄雞”，這叫醒應該是雙向的。顧頡剛經過多次實地考察、深入中國西北邊陲多民族雜居之地，發現知識分子實在不應該拉開距離以俯視的眼光看待群氓，民眾的意思與實際對知識分子也有修正與啟發的意義，否則會出大問題。
其實說來，傅斯年、顧頡剛從某種意義講是一類人，他們因為哀民生之多艱，不忍獨坐書齋，便探出頭來，弄啟蒙，搞革新，談政治，總想憑一己之力做點“公事”。傅斯年如果好好研究學術，肯定還可以寫出幾本力作，傅在書信裡多次表示了這個意思。顧頡剛如果一直深居象牙塔，研究他的古史，也無可非議。不過他們沒有如此做去，在自覺不自覺間為時勢所牽引，加之機緣、人事、理念的湊泊，演化成一種忍不住的關懷。這不知是幸，還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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