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暢所欲言》所用俗字也具有語言學研究的價值。例如，《暢所欲言》有多處使用“只”字：
某老翁說：“只事著收”。
某老爺只事著息。
只屁放的香。
只屁放的色。
只屁能散氣。
同我只處褙金銀、打辮線。
只狗今（今）天好狗命。
只狗就食不著。
今天看見只幾領。
豈肯行只行逕（徑）。
汝說只話，……。
看只幾樣，……。
汝問只話，……。
就無只樣惡錯。
我今說只話。
只三五年，……。
在閩南方言俗字系統裡，“只”往往作為“這”的擬音替代字，如龍彼得教授《朱文：皮影戲的一個劇本》（Zhu Wen：A Play For The Shadow TheatreR）所附《詞彙小錄》於“只”條下記：“［tsi］this，these”（11 ）。上記例句裡的“只”字音、義亦然。
我曾讀《中國語言學報》第9期所刊《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某些章回“只”改“這”現象的啟示》。該文研究列寧格勒藏抄本《石頭記》某些章回的“只”和“這”的改動，指出“指示代詞‘這’，在漢語閩北方言中（南如江蘇、江西，北如山東、河北），許多地方都有與‘只’相近的音”，又指出“在清代蒙古車王府曲本中，也有把‘這’寫成‘只’的現象。”（12 ）《暢所欲言》裡“把‘這’寫成‘只’的現象”、閩南方言俗字系統裡“只”的音、義，對於該項研究的深入，應該有所助益。
《暢所欲言》各篇“皆以俗語綴成”。
顧頡剛教授嘗謂：
以風俗解釋方言，即以方言表現風俗，這是民俗學中新創的風格，我深信其必有偉大的進展。（13 ）
《暢所欲言》裡的俗語及其涵蓋的民俗的事象、反映的泉州市井文化，很可注意。
茲舉例言之。
［鋪主公］語見《雲泥嘆》：“而宮中相公爺、鋪主公香燭皆不及他，其故何歟”。顧頡剛《泉州的土地神》（1927）記：
這回到泉州，進了不少的鋪神祠，使我對於泉州的土地神有一個淺近的觀察。
泉州城內和附郭的地方，共分為三十六鋪。……凡是一輔中地方大一點的，又分為數境（大約二個至三個），例如中華鋪就分為中和與妙華兩境。
又記：
泉州人對於鋪境看得很重，所以門牌上只寫鋪名而不寫街巷名，在這一點上可以知道他們對於鋪祠中神靈的信仰心。
又記：
這許多城內的神祠又分為“東佛”和“西佛”，這並不是就城的東西分列的，乃是地方上的兩個大黨派。這黨派起於兩個大戶人家。清初，泉州城內有兩個名人，一是打平臺灣封為靖海侯的施琅，一是翰林富鴻基。富鴻基嫁女於施家，問施琅行民禮呢，還是行官禮。施琅是位極人臣的人，聽了此話很生氣，在婚娶的那天，他便供了皇上的黃衣，使富鴻基見了不能不下跪。那裡知道，富鴻基家中有“五日權君”的鐵鼻，施琅去了，他也高高供著。從此兩家交惡，親家變成了冤家。他們倆一文一武，很得地方上人民的信仰，就各各植起黨來；富家在西，施家在東，因此把各鋪境分成了東佛和西佛兩派。每逢迎神賽會的時候，東西兩派遇見，各不相讓，常至打架，以至流血斃命。（14 ）
各鋪、境有各鋪、境的神祠，供奉各自的保護神（鋪主公是對鋪祠神明的敬稱）。鋪、境的劃分，既是社區的劃分又是神明影響力或勢力範圍的劃分：“東佛”、“西佛”的劃分不僅因地理而且由人事來劃分。這是泉州民間信仰世俗化特質的典型表現。
［囉乳李］語出《大嫖客》：“甲我困一暝，搬出囉乳李”（乳、李二字加“口”字偏旁）。
“囉乳李”(乳、李二字加“口”字偏旁）又作“嘮哩連”(連字加“口”字偏旁）。鄭國棟等《泉州道教》記：
“嘮哩連”(連字加“口”字偏旁）這個哼腔虛詞的運用，是對戲神田都元帥(相公爺）祭祀儀式中的一種唱誦。據傳統《大出蘇》，可知它是一種宗教色彩非常濃厚的祈禳儀式。……唱“囉哩連”(連字加“口”字偏旁）具有淨臺(驅除舞臺上的凶煞惡鬼）的功用，喊棚唱“嘮哩連”(連字加“口”字偏旁）稱為“相公咒”，又稱“淨臺咒”。（15 ）
在“甲我困一暝，搬出囉乳李”(乳、李二字加“口”字偏旁）一句裡，“相公咒”(“淨臺咒”）成了戲乃至性事的代名詞。“甲我困一螟，搬出囉乳李”(乳、李二字加“口”字偏旁）意為“同我睡一夜，演了一齣戲”。民間信仰同世俗生活的密切關係，於此可見一例。
［羅漢腳］語出《後嫖賦》：“叫羅漢腳下手”。陳盛韶《問俗錄》記：
臺灣有一種無田宅、無妻子、不士、不農、不工、不賈、不負載道路，俗指為羅漢腳。……曷乎言羅漢腳也？謂其單身，遊食四方，隨處結黨，且衫褲不全，赤腳終身也。（16 ）
其實，泉州俗語裡亦有“羅漢腳”之名、泉州歷史上也有“俗指為羅漢腳”的無業遊民及其引發的社會問題。《暢所欲言》所收《蠹化龜》提及“散仙”（“羅漢腳”）行徑，其文曰：
串通各鋪散仙，賊食狗睏（喻四處遊食），飲教斜斜（喝得歪歪斜斜），手執刺仔刀、番仔銃（洋槍）。看人坦三角，喊聲就剝（掠奪）。
［六無］語出《後嫖賦》：“過砦說會六無”（說過頭話會六無）。
連橫《臺灣語典》於“六無”條下注：
為詈人之辭。謂為非作惡無六親也。《老子》注：六親父、母、兄、弟、妻、子。
泉州話、臺灣語均屬於閩南語，《臺灣語典》其實是《閩南語典》也。（17 ）
《暢所欲言》所收各體、各篇作品，共同表現出不避俗字俗語的頑強傾向。
三
楊介人才高而涉筆成趣、入木三分。一卷《暢所欲言》居然歷數娼妓、嫖客、龜奴、鴇母、和尚、道姑、衙役、馬弁、賭徒、酒鬼、遊醫、巫卜、紳商、食客、乞丐一干市井小民，以及“窮書生”、“和事老”、“銅臭翁”、“搖尾兒”、“有錢人”和“惜毛翁”等市井百相。
在我看來，楊介人筆下的“窮書生”與“和事老”尤能傳達當時、當地的市井文化。
《暢所欲言》所收《彈鋏客》、《脫袴兒》、《吾道窮》、《託缽吟》和《沐猴兒》（《沐猴冠》）諸篇語涉“窮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彈鋏客》的作年標明為壬寅即1902年，《託缽吟》未標作年，其他各篇均作於戊申即1908年。從《彈鋏客》“無考校又無書房，無處轉（賺）食”（閩南俗稱考試為“考校”）和“自停科、歲，無教書，無用功”之語和《託缽吟》“有窮書生，舊以鈔寫度日，轉（賺）了三百二百，就有烏米白米。自無小考場，無人倩鈔小書”之語可以斷定，《彈鋏客》和《託缽吟》均作於1905年八月清廷廢除科舉制度，頒佈“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一律亦即停止”（18 ）之令以後（明清兩代取得生員即秀才資格的入學考試俗稱“小考”，取得舉人資格的考試稱“鄉試”，俗稱“大比”，取得進士資格的考試稱“會試”；丙午為1906年；“各省歲科考”指各省學政對所轄府、州、縣在學生員的考試，由學政巡迴舉行，歲考三年二次，科考則於鄉試前一年行之；小書指舊時科舉場屋舞弊用的小型抄本）。
《彈鋏客》裡“三位書友”，“自停科、歲，無教書，無用功”，“無考校，又無處轉（賺）食，十分枯燥”，相約到“南天門內一有錢人”家“打門稟見”以“傍食好物”。席間，主人放屁，三書友以“香哉屁也”為題賦詩。此時又一“書友”趕來要求加入，說：“府、縣試也許人補考，我雖晏來，可以另題考試，以見真才”。主人道：“有心考校，何必易題。就此放屁二字，汝也做一首”。次日，主人“捐一個九老爹（從下文看，應是品級上附於從九品的未入流官職，老爹是老爺的俗稱），新整一付補褂（又稱補服，古代官服上有文繡，故稱官服為補服）”，以“今加無品項戴，候補銅珊縣正堂”的名義，“叫跟人討糊貼榜”，“將考取屁生開列於左”。
《脫袴兒》裡“在某鋪某人書館開設書房”的“讀書人”，賭博輸錢，常以褲子“做貯頭”（即抵押），然後換上破舊褲子。文中調侃說：“讀書人稱（穿）長衫斯文雅意”，“正其伊有一領長衫，破褲稱（穿）在身上，外面何混耳”；並說讀書人“行只（這）行逕（徑）”者，“曩時卻少，近來居多”。
《吾道窮》記“科舉一廢，書房兄改途趁食，有個學命卜，有個學山醫，各人行各路”，記其“改途趁食”的尷尬。
《託缽吟》裡的“窮書生”，“舊以鈔寫度日”，“自無小考場，無人倩鈔小書”。想做生意，無本錢亦無本事；想擔石賺錢，身子不堪“擔壓”；“做了遊學（即各處代課），求書房兄相助多少，那知自開學堂，城內外無大書房，也也無處求借。無奈何做乞食”，“到店口人家念千家詩四句或唐詩一首，聞者疑其憨，或笑其戇，生卻一日過了一日，趁食度了伙食”。一日，“窮書生”遇一群“讀書人款（樣）”的“後生家”，便“行到身邊，朗吟杜甫《秋興》八首，望伊可憐，取一角半角相助。後生家問，說汝做乞食，何不唱《五娘陳三曲》，阿是（還是）《烏煙賭博歌》，人人愛聽，一文半文也有人看破，糊糊塗塗，到底嘴念是乜（什麼）”，“窮書生”嘆曰：“只（這）三五年，尚句（還）有一有半有親像我能念杜詩，設使再去十年八年，卜（要）尋一人半人吟杜詩也不可得”。“自此改途賣油炸檜（油條）、喪心粿（發糕），不念詩趁食，此後亦罕說到杜甫二字。”
《沐猴兒》（《沐猴冠》）就“自停鄉會試、無科歲考，凡我輩家用幾十員（元）捐一領補褂，主祭點主祀土，食盡豬腳羊胛，叫了老爺叔，何等使派，乜樣花葩。汝何不減食減用，也學人捐一領補褂，豈不美哉”的言論，對科舉制度廢除後的“捐官”之風加以抨擊。
上記科舉考試貶為“考取屁生”的鬧劇、“讀書人”淪為輸得“脫袴”的賭徒、“書房兄”“改途”當巫卜和遊醫、吟詩成了“乞食”的手段、“捐一領補褂”成為時尚等狀況，以及作者對這些狀況的認知和情感傾向，上記“科舉廢、新學興”背景下“窮書生”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乃是當時泉州市井文化之一角。
與《暢所欲言》作年相當的《臺陽詩話》（1905，王松著）提及臺灣“寄金捐官”之風，略謂：
今人之所重者，惟科名而已。世俗混稱科名曰“功名”，甚而捐納、保舉，凡有服官服者，皆以功名中人目之。功名、功名，最足以炫耀於庸耳俗目之場。吾臺改隸（指臺灣於1895年淪入日人之手），已經十載，國籍雖異，而習氣猶存，寄金捐官者尚不乏其人。故每遇慶賀、祭禮，紅帽、黑鞋，漢官之威儀依然如在也。（19 ）
《臺陽詩話》的作者王松寫下這段話時，中國科舉制度即將廢除。但臺灣時當日據時期，臺灣的“讀書人”已失去考取功名的希望，有些人轉而“寄金捐官”即寄錢託大陸親友代為“捐一領補褂”也。
《暢所欲言》所收《粽嬸賦》、《蔗渣兒》、《卻病方》和《和事老》分別有“興汝就來（高興了你就來），免用中人知見”、“我鄉里洋客出葬，乞人逞兇，立請老先生某出為調處”、“前輩學問深意氣平，一舉成名仍不失書房兄本色。無論叔侄及鄉里口角，總以息事為好，何曾干預衙門一事”和“裡中有打門做公親者，假好心來過面，入（人）和息說衙門”之語，描述被稱為“中人”、“老先生”、“前輩”和“公親”的人物在市井、鄉里之社會事務方面發揮“知見”（即公證）與“調處”作用，以求“息事”、“息說”、免與“衙門”發生干係的“和事老”的作用。
明代福建惠安知縣葉春及《惠安政書》謂：
惟皇制治建府、置縣、畫鄉、分裡、以奠民庶，乃立耆老，以佐令敷政教。（20 ）
朝廷命官，至縣級乃止，縣以下無職官建置，所以說“建府、置縣、畫鄉、分裡”；而“立耆老”的制度，實際上是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個補充，所以說“佐令敷政教”。
明代閩人何喬遠《閩書》記：
老人之役：凡在坊在鄉，每裡各推年高有德一人，坐申明亭，為小民平戶婚、田土、鬥毆、賭盜一切小事。此正役也。（21 ）
“耆老”（“老人”）之制的流風，於1897-1928年間的泉州市井社會仍然可聞可見。
2004年10月1日至6日，寫於福州寓所之涵悅齋。
（作者：廈門大學臺灣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註釋：
（1）引自《暢所欲言》第7頁《刊刻大意》，泉州鬱文書局1928年石印本。
（2）（3）引自《明刊戲曲弦管選集》，第7頁，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年11月版。
（4）轉引自陳伯海主編：《上海文化通史》，上卷，第549頁，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5）請參見蔡耀平等主編：《學術泉州》，第503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6）陳萬里：《閩南遊記》，第59頁，上海，開明書店1930年版。
（7）胡適：《白話文學史》，第3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
（8）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第8頁，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年3月版。
（9）請參見許長安、李熙泰：《廈門話文》，第10頁，廈門，鷺江出版社，1999年8月。
（10）（11）引自《歐洲漢學研究協會不定期報》（Occasional Papers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ies），第2期，第74頁、第92頁，1979年，巴黎。
（12）引自《中國語言學報》第9期，第14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5月版。
（13）轉引自朱介凡：《中國謠俗論叢》，第24頁，臺北聯經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版。
（14）引自顧頡剛：《泉州的土地神》，載《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週刊》，第1卷第l期，1927年1月5日出版。
（15）引自鄭國棟等：《泉州道教》，第132-133頁，廈門，鷺江出版社1993年5月版。
（16）引自《蠡測匯抄問俗錄》，第137頁，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7年版。
（17）引自《臺灣文獻叢刊》第161種，第44頁，臺北，大通書局1987年10月版。
（18）轉引自謝青等：《中國考試製度史》，第295頁，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2月版。
（19）引自《臺灣文獻叢刊》第34種，第61頁，臺北，大通書局1987年10月版。
（20)引自葉春及：《惠安政書》，第328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
（21)引自何喬遠：《閩書》，第1冊，第961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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