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賈樟柯應2020年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邀請撰寫的柏林回憶文章。今年是柏林電影節70週年，也是“論壇”單元50週年慶典。
1998年，賈樟柯長片處女作《小武》在柏林電影節“論壇”單元首映，並獲該單元首獎沃爾夫岡·斯道獎及亞洲電影促進聯盟獎，從此步入影壇。
2020年2月21日，賈樟柯最新導演作品《一直游到海水變藍》於第7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進行全球首映，時隔多年，賈樟柯再次攜作品來到柏林。而這部電影，也是十點讀書聯合出品的首部電影。
《一直游到海水變藍》通過18個章節講述了1949年以來的中國往事，以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三位作家賈平凹、餘華和梁鴻作為最重要的敘述者。
他們與已故作家馬烽的女兒一起，重新註釋社會變遷中的個人與家庭，讓影片成為一部跨度長達70年的中國心靈史。
1997年2月，我從北京回到家鄉汾陽，準備過春節。
我的家鄉是中國內陸省份山西的一個小縣城。這裡保留著明清時期的街道，當然也摻雜著五十年代以來的社會主義建築。
回到家，父親照例為我燒了幾樣好菜。我們在煙霧繚繞的房間裡吃飯，父親對我說：你應該去街上走走，縣城主街很快就要拆掉了。
這讓我震驚，我是在這條街道上長大的，街上的每個店鋪、店鋪前的每個臺階都有我的成長記憶。
想想這條街道就要消失了，我突然有種惆悵的感覺。
那年我27歲，第一次意識到“變革”的來臨。即將拆掉的古老的街道只是一個象徵，這之後我知道了很多家鄉的故事：朋友失和、夫妻反目、家庭糾紛。
我知道洶湧的經濟變革大潮開始衝擊到如我家鄉這樣封閉偏遠的地方，舊的人際關係正在被打破，人們在重新定義自我、道德與生活方式。
這讓我不平靜，我開始寫《小武》的劇本。在這之前，我有一個短片的拍攝計劃，投資來自香港。寫完劇本後，我想和香港製片聯繫，我想用短片的預算，製作這部長片。那時候我還沒有電郵，我不知道怎樣可以把劇本儘快發給香港製片。
後來，我發現縣城郵局裡有傳真機，那是我第一次使用傳真服務。當傳真機一張一張吞入我的手稿的時候，“嘶嘶嘶”的聲音讓我覺得好像在經歷某種儀式，彷彿圍困已久的城市終於發出了第一聲求救的信號。
香港製片很快回復了我，他喜歡這個劇本，但短片預算顯然不夠支持這部長片的製作。我決定用當時中國電影工業已經淘汰的16mm工藝來拍攝，無論底片、攝影器材租金還是洗印費都相對便宜。
三月份，我帶著劇本和香港製片給的第一筆錢回到北京。在這之前，攝影師餘力為在北京柯達公司按2:1的片比預訂了16mm膠片，我們兩個去了柯達營業部，交錢拿底片。
柯達的經理漫不經心地問：你是北京電影學院的？我說：是。經理問：你們的短片是講什麼故事的？我說：我們要拍長片。經理抬起頭，吃驚地說：長片？這點膠片夠拍長片？我說：我們能克服。然後就是沉默。
當我和餘力為抱著膠片準備離開的時候，柯達經理叫住了我，他說：這樣吧，我個人出錢送你們5本膠片，希望你們順利。
5本16mm四百尺的膠片，意味著我們可以多拍55分鐘左右的素材。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這位經理的名字，但這之後我常常會想起他，他讓我相信：如果我們視電影為一項嚴肅而正義的事業，我們會得到幫助、克服困難。
春天的時候，我們用21天的時間完成了《小武》的拍攝。這之後便是漫長的後期製作，那時候電腦非線性剪輯還沒有普及，我們在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租了一個剪輯室，用傳統的方法開始了《小武》的剪接工作。
這時候，我們才知道16MM工藝確實已經被淘汰了，雖然底片沖印在北京還得以保留，但剪輯臺、套片機以及混錄設備都是新聞製片廠的老工程師拆東補西自己組裝的，就連粘貼16mm樣片的膠布都緊缺。
老工程師叫王和，每天下午他都會來剪輯室坐一會兒，每次他看我笨手笨腳地纏著膠片，就會嘆一聲氣回憶道：想當年，我們和伊文思一起拍《風》的時候……這讓我有一種很好的感覺，感覺自己是和伊文思的團隊在合作。
冬天的時候，《小武》製作出了第一個拷貝。這部電影完成了，但接下來應該怎麼辦呢？這是這部電影物理意義上的出生，它靜靜地躺在我的家裡，沒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有一天，我們的香港製片說：不如給柏林電影節“論壇”單元寄個VHS錄像帶，試試我們的運氣。我知道“論壇”單元，是因為章明的《巫山雲雨》兩年前是在那裡首映的。
那就試試運氣吧。
我拿著《小武》的錄像帶去了DHL收件的地方，那是我第一次寄國際快遞，我一個字母一個字母檢查著自己填寫的地址，怕寄丟了，寄不到。就像把自己的孩子委託給航空公司的家長，我的孩子即將獨自漂洋過海，孤獨地去一個叫柏林國際電影節“論壇”單元的地方。我忐忑不安，期待著這個孩子社會意義的出生。
三個月後，“論壇”單元的主席Ulrich Gregor先生在柏林告訴我，他們是在某個晚上看到了《小武》。
那天Gregor 先生和他的選片團隊已經看了好幾部影片，大家覺得有些疲憊。正準備下班回家的時候，他發現桌上放著一封快遞郵件，拿起來一看，寄件地址寫著北京電影學院。
這應該是一個學生的作品，Gregor 先生覺得，還是看一下吧，或許只看個開頭。他把《小武》放進錄像機，107分鐘後，他決定邀請這部影片。
在北京，我忙著準備去柏林，準備自己的第一次洲際旅行。我問姐姐借了點錢，臨去機場的時候拿了一本《英語900句》。
我對柏林一無所知。在飛機上我一直望向舷窗的下面，準備領略亞歐大陸風景，但大部分時間只能看到白雲，偶爾會看到冰封的土地，那或許就是西伯利亞吧。即使窗外如此枯燥，我仍然沒有半點睡意。我甚至開始為自己的未來擔心。
在北京，我沒有工作，以後怎麼生活？還可以拍電影嗎？在心裡，我反覆做好了迎接生活困難的準備。
飛機在法蘭克福落地，因為晚點，原定飛往柏林的航班已經飛走。我有些恐慌，不知道該如何銜接後面的行程。自己不會英語，只好拿著聯程登機牌給地勤人員看。我根本聽不懂他在說什麼，只好不停地搖頭。他朝我揮了一下手，帶著我往外走。
每一個步驟，我都是在完成之後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我選擇相信他。
終於我坐上了另一架飛機，有些不放心，拿出登機牌給鄰座的一位先生看了看。我聽懂了他的英語：Yes，Berlin!
感謝這位地勤人員把我送上了飛往柏林的飛機，這讓我學會了相信別人，並且開始知道身體語言的重要性。
在柏林機場，“論壇”單元的工作人員舉著寫有我名字的牌子接到了我。他沒有把我送到酒店，而是把我送到了“論壇”單元的辦公室。
人群中，我認出了Gregor 先生。他的《世界電影史》一書有中譯本，書上有他的照片。他拉著我的手，對著我說了很多話。
後來我知道他的太太Erika也在其中。大家圍過來你一言他一語，我一句也聽不懂，但我聽懂了他們的熱情和關心。那時候，我只記著一個英語單詞：OK——無論大家說什麼，我都只會回答：OK！
後來我才知道，1998年的柏林“論壇”單元，人們給了我一個外號：Mr.OK.我一直回想那個時候，我為什麼總在說OK而沒有說YES，因為：我的感覺好極了。
這是一種回家的感覺。我知道自己回到了一個已經有幾十年歷史的電影家庭，我很驕傲成為其中的一員。
在這裡，我如此放鬆，即使一句英文不會講也不會焦慮。“論壇”單元獨立、自由的電影精神，讓我充滿了安全感。
在Delphi電影院，《小武》首映結束後，我跟著Gregor先生從電影院的最後一排一步一步走上舞臺。Gregor先生帶著我穿過觀眾席，他走在前面，像在為我開山闢路。
這，給了我穿越荊棘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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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著名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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