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上很多人認為中醫是以人們實踐經驗為基礎的醫學，並且認為由經驗總結出來的理論模糊，無變量，夾雜了很多人的主觀觀念，而且不可證，於是提出“廢醫驗藥”的方案，試圖把理論失去，挖掘出有用的中藥經驗。但是事與願違，中藥通不過機械化設定的雙盲的實驗，於是又激化了關於盲實驗和醫學的標準之爭的討論。
首先我們回到爭端的本質，所謂爭端其實就是觀念和觀念的矛盾，利益和利益的矛盾。醫學的標準之爭，其實不是純學術的觀念之爭，它是必須與利益之爭混合在一起的，歷史是一個最好的線索。
所謂醫學，其實歷史上的人類文明必然是從巫醫中走出來的，巫醫原本就是由掌握治病經驗的長者發展而來，後來的傳承中出現了文字等工具，讓經驗的傳承不再需要“案例”的實證，也就是一個長者帶著年經人長期為族群治病，才能“較完整的”傳承。當經驗積累的方式被打破，巫醫的地位之爭開始複雜化，從而催生了醫學的分離。醫學的分離直接導致醫學知識快速積累，因為人們可以將各種的經驗彙總到醫生那，當一個人病了，面對多種方案選擇的時候（其實從另一個角度看，沒有選擇時，其實就是最多選擇的時候，所以才會有病急亂投醫的現象，接著一些一知半解的人會加入醫療的體系，隨著門檻的降低，然後騙子也會加入醫療的體系），關於真偽之爭便隱約開始了。
當治療的方案增多，如何選擇是一個難題，最保守的做法下是一個個方案地試，最激進的追求是第一個方案就是解決問題的方案。在保守和激進之間如何權衡就是整個醫學標準之爭過程的核心所在。
西方文明一般被稱為海洋文明，商業文明，隨著各地的商品的流通，文化也是一併四處傳播，包括醫學的知識和器材，所以醫學在西方早早地就走上了商業化的道路。
商業的核心在於公平交易，對於醫療和藥物也一樣，但因為行業中魚龍混雜，醫療的糾紛很多，政府和法律迫不得已要介入。
早期，除了註冊和登記制度能稍微緩解一下矛盾，其實醫療的標準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直到統計學和概論論開始被科學家所接受，對照實驗開始進入醫學領域，接著是盲試驗。它們主要是為了克服以下幾個問題：
1.倖存者偏差
2.安慰劑效應
3.自愈性疾病
4.觀察者偏愛
科學家們認為這是求得“真理”的必須要處理的問題，接下來藥物的檢驗逐漸走出上了標準化檢驗的道路，直接催生了我們現在常常聽說的“大樣本隨機雙盲對照實驗”。
對照盲實驗，因為其客觀性，可操作性，可判斷性，逐漸成為了監管機構的首選方式，因為商品經濟最重要的一個基礎是法制，而法制的要求，則剛剛好與對照盲實驗是契合的，從而成為了醫療行業對抗騙子的最佳手段。
隨著盲實驗方法的加強，從一盲，雙盲，三盲，四盲，以及臨床實驗的要求階段增加，盲實驗其實也成為了藥企的門檻，也成為大藥企排擠小藥企的工具，這樣一來新藥的研究主導權就被有財力的大藥企緊緊地把持。
東方主要是農業文明為主，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形態，就決定了醫生的工作方式。
醫生和其他社會主體——農民一樣，安土重遷。除了少量的遊醫或江湖郎中，大部分醫生都是紮根在一個地方，為當地老百姓服務的，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醫生與病患之間的信任感更強，因為醫生一旦聲名敗壞，則很難繼續在當地謀生。
對比西方的幾個問題，東方的社會環境已經“對沖”了大部分。
1.倖存者偏差：因為醫生是長時間，幾乎終其一生為人民服務，只靠少數患者的案例是無法支撐他的聲名，更多患者的質疑會讓他無法繼續從事醫療行業。
2.安慰劑效應：東方醫學都強調心智和情緒對疾病的作用，在積極倡導利用好的情緒，利於治病養生。加上藥物知識的普及，病人對於藥物（自然藥物）不是一無所知，所以安慰劑效應情況很少。
3.自愈性疾病：社會的主體是農民，而農民因為生產關係的問題，對於疾病也是往往傾向於不得已才求助於醫生，所以自愈性疾病的情況也很少。
4.觀察者偏愛：由於東方醫學的特點，分科很少，大部分醫生都是全科，也就是很多醫生都要負責不同的類型的疾病，於是因為這樣，所以增加了病人去同一個醫生看病的頻次，所以觀察者偏愛就很難成立。
從中國的古代的法律可以側面看出，對於醫學方面，特別是關於醫療糾紛的相關條款不多，而中藥作為一種商品，其質量主要是由醫生來確認，而不是病人，所以產業鏈的形態也讓醫療糾紛的頻次也大大減少。所以東方對於醫學的標準問題，一直停留在“無規定”的狀態下。
對比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出現醫學標準化的過程，其實也其生產方式有著極大的關聯，所謂的醫療的標準之爭，也表現為了對醫療的定位和目標的不同。
在西方，醫療是一種交易，要保證公平，甚至可以為了公平，而削弱對病人的關注和關懷，藥品在確保客觀的前提下，靠“品質”來獲得更大的市場，這些品質就是所謂的指標，如治的病類型，起效速度，持續時間，成本等等，為了爭取指標，劑量的標準就會越來越高；在東方，醫療雖然也有交易的成份，但是更傾向於一種文化或關懷，醫生和病人靠長期接觸形成的信任關係為基礎進行疾病治療，對於療效和時間的容忍度會增大。
回頭我們可以適當審視一下醫學的目標，醫學是為醫療實踐提供方法和經驗的學科，醫療是為了恢復病人的健康的實踐，所以醫學的目標也應該是為人的健康而服務。但是人體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個體，目前為止也還有很多我們無法認知的領域，如意識，情緒和心理學動等，通過對照實驗，科學家發現了上面提到的問題，那麼如何確定醫學的目標呢？以人為研究對象，容易把心理學的很多內容都牽扯進來，為了學科的維持學科的獨立性和客觀性，生理性人體成為西方醫學的主要研究對象。
再從方法論的邏輯上看：
對照實驗的基本出發點是為了排除倖存者偏差，但如果對照的樣本很小，那麼這實驗本身主可能是另一個“倖存者偏差”，所以需要大樣本，而大樣本則會面臨類似於禿頭悖論一樣的尷尬，特別是對於一些所謂的罕見病。
對照實驗是基礎假設是“等概率事件”，也主是要求病人相同，而實際上病人與病人無法達到相同的設定，都是停留在相似的層面，那麼對照實驗的比較結果其實都是失真的，特別是在選擇定性和定理的判斷時，同樣會面臨類似於禿頭悖論一樣的尷尬，即要判斷一個藥物的觀察組的結果要比對照組要好，好到什麼程度，都是非常模糊或‘生硬’的。類似的事情還會發生在兩個不同的藥物之間。
對照實驗如果面對‘傾向性’疾病，那麼它仍需要大樣本來平衡傾向性嗎？如一個病更多的是老年人發病，那麼如果樣本是包含了大量年輕的病人，是不是會讓藥物研究走上歧途？換一個角度看，從藥物的角度分析，如果一個藥物比較有傾向性，如比較適合年輕人服用，那麼在大樣本下，它的表現也肯定不好。
盲實驗是為了消除人的主觀原因對藥物的影響。但是真的可以嗎？無疑在吃藥的瞬間，病人是無法產生主觀的影響，但是在後續的實驗過程中，病人仍然會“持續性”地產生更多的主觀影響，例如有人堅信自己吃的是藥物，而不是安慰劑，有人堅信自己吃的安慰劑，而不是藥物。盲實驗或許更適合“短期內”消除人的主觀影響。
換一個角度看，人的主觀對藥物的影響一定是不好嗎？特別是最終對治病這件事一定不好嗎？明顯不是，對於病人來說，病能好就是好事，不關注是客觀的藥物還是人體的機能。什麼時候變成不好的事？病人說吃了藥沒用的時候，也就是藥物沒有療效的時候，但因為存在"交易"，所以病人可以像買電器一樣要求藥品的"質量證明"或"合格證明"。於是病人，醫生，醫院，藥企，監管機構需要一個共同認可的客觀方法，盲實驗就是被選擇出來的方法。
但在剔除人的主觀原因對藥物的影響，往往要壓抑實驗者的情緒波動，這樣一來，一些有能調節情緒的功能的藥物無法發揮其完整的藥效；反過來，對於一些難免的實驗者的情緒波動，特別是反向情緒的影響，藥物的藥效也可能被抑制。
當然要求實驗者沒有情緒波動這也是一個非常不現實的假設，那麼一來，情緒的波動也會給實驗結果帶來波動。如何解決波動？往往還是所謂的大本樣。
大樣本隨機雙盲對照實驗，本身可以看作是“蒙特卡羅方法”在醫學領域的一種應用。
“蒙特卡羅方法”的樣本數量門檻有多高？而大樣本的門檻有多高？
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的開篇語：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如果轉換為醫學的版本：
健康的人體都是相似的；生病的人體各有各的不幸。
健康的人體是相似的嗎？“正常人體解剖學”就是承認了這一觀點，不然過多的過細的解剖就會變得沒有意義。解剖學是醫學的基礎，因為醫學就是為了讓人恢復健康的學科。
但到了藥品驗證時，卻認為病人的身體情況是相似的，它真的相似嗎？
如果把實驗的對象理解為一個群體，那麼這個群體其實某種意義上，藥物也成了這個群體的“倖存者偏差”。雙盲對照實驗只是證明了：對於一個群體，藥物是比安慰劑（藥物安慰劑，情緒安慰劑）要好。藥品的安全性，普適性，有效性由一到三期臨床實驗驗證。總的來說：雙盲是通過分段的對照實驗來證明藥物有效，安全，普適（群體內）。
雙盲能篩選出一些特徵的有效藥物，但不能篩選出發現所有的有效藥物。就如成功學可以讓你關注一些成功者的特點，但不能讓你成功。
從發現藥物的角度看，雙盲只能是一個單純的驗藥方法，想用它來尋找藥物是不大可能的事，有效的藥物不一定普適，有效的藥物不一定安全（因為劑量控制不好），有效的藥物不一定要快速作用，有效的藥物不一定和情緒無關（情緒可以影響內分泌，可以增加某種催化作用）……
從用藥的角度看，雙盲並沒有把藥物落實到當前的病人，藥物是否有效，其實只在於病人與經歷過雙盲實驗的試驗者的相似性，即如果這個病人與歷史上的病人不同，那麼他可能就要面臨‘看是有藥，實質沒藥“的困境。
雙盲受青睞的原因更多的是社會各方的需求，特別是藥物監管的需求，每個藥企都說自己的藥有效，騙子也一樣。如此複雜的問題如何界定？類似的問題還有食品添加劑，轉基因食品。醫學界和政府選擇雙盲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可操作的又共認的過程，而不是它能驗出所有的有效藥物。
雙盲是形成了某些（非所有）疾病的有效藥物的幾個（非所有）必要條件，更不是充分條件。所謂三盲，四盲只是更努力的把"安慰作用"排除了。
雙盲本質上是一種排除法，但排除的條件的嚴苛方向就決定了它離"有效藥物"越來越遠，特別是所謂的罕見病。看看FDA的數據就可以知道，通過率很低，但淘汰率在升高，但疾病的數量還在增加，不修改規則，很快就是：無藥可用的情況了。
雙盲實驗有一個很大的誤區：用排除法，找"針對性"的藥物，卻過度強化一對一（一個藥對應一個病）的關係，所以研發新藥的目標都是"特效藥"，改良，弱作用都不是"目標"。因為雙盲的成本很高，如果在動物實驗階段沒有"突出療效"藥物就已經被判死刑。而單一藥品的突出療效主要來自於劑量的增加，所以市場上很難看到：溫和的西藥。
排除法的逆操作是什麼？添加法。添加法就是根據病人的症狀，根據歷史經驗，找一個藥讓它發生作用，讓後強化它的作用，再通過添加其他藥物強針對其他症狀。從這個角度看，複方是藥物研究的必然方向，只是雙盲對照對於複方藥物則非常不友好，因為成份的複雜性可能和病人的差異性疊加在一起，形成混沌的狀態的實驗結果。
可以打一個比喻：每個病人是一把鎖，西醫就是試圖找到一把"萬能鑰匙"來打開這一類病人的鎖。
網絡上很多人說中醫不科學，因為沒有使用對照實驗，會存在在幸運者偏差，上文已經提到了一個消除幸運者偏差的手段：大樣本統計，雖然沒有“實驗”上的對照，但其實它是比“實驗”在更大的時間和空間中的大樣本統計，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歷史檢驗”，和“三期臨床實驗”類似。
下面可以順便介紹一下消除幸運者偏差的另外一個手段：貝葉斯定理及其衍生工具方法。
一箇中醫生在統計時，往往會被人質疑站不住腳，除非他能提供出足夠多的病例的具體情況。但是這不是中醫生使用概率的所有，貝葉斯定理就是其中之一，雖然中醫不一定知道這個定理，哪怕現在的中醫院校學生。中醫的診斷的內容雖然精度或量化程度不夠，但內容範圍比較廣，而且內容與內容之間的關聯也是“緊密”的，這種緊閉的關聯，可以讓一些低精度的內容共同指向某一個病因，如何認知這種關聯呢？中醫使用的陰陽五行原則下的關聯體系，中醫在學習時會形成一個100%的認識，隨著臨床實驗的積累，這個認知就會得到修正，而這個認知在貝葉斯定理中稱為"先驗概率。根據這個概率的不同，也可以解釋好中醫和差中醫之間的不同。
中醫不堅持"絕對化"的因果，更不堅持"單一原因"，一些推論"失效"了，就該方向分析，面對"失效"是從容的，因為"人體的不確定性"必然導致某種概率事件，所以如果有更多的方法捕捉，比唯一標準方法不斷提高概率要輕鬆很多。
很多不能接受中醫的原因主要是源於邏輯中的古老的因果觀念——絕對因果，概率論沒有徹底理解和接受。概率論說的是兩件事情之間存在概率關係，不是隨意性的，需要有"一個背景"，在背景下呈現概率關係，如丟硬幣，只有在硬幣不會“站立”的情況下，正反面的概率才會是1/2。把中醫藥治病說成是蒙對或巧合的人，其實就是把中醫藥和治病確立為"沒關係"？顯然它們發生在"人體生病"的這個背景下，所以它們就最起碼是概率關係，然後這個概率是如何提高到“有效”的程度，這是中醫理論和中醫生臨床經驗積累的共同結果。
把對照實驗升級為"大樣本隨機雙盲對照"實驗，是藥品之間爭鬥的結果。嚴苛的檢驗不是什麼問題，問題在於檢驗方法的基本假設面臨“缺陷”。
對照實驗是問題的根本，憑什麼讓病人成為等概率？所謂疾病其實只是人的一個特徵而已，人體是一個有機的複雜系統。
有研究說很多人都處於亞健康，現在藥物實驗招募志願者都是沒有亞健康背景？現在加速淘汰的舊藥是否說明以前的雙盲也得不到符合現在人群的藥品了？
病人本沒有"安慰作用"和"自愈性"的概念，知道後對治病其實也沒有什麼幫助，只會增加病人選擇的複雜性，從而導致延誤治療或激化醫患關係等結果；好處是可以增強病人的心理素質，防止被騙等。這些概念本來就是專業術語，當它成為日常用語時，或多或少都被扭曲，所以跟這些有關的事情，都會被打上”騙子“的標籤。
其實從病人對藥品的認知程度來分析（包括久病成醫），如果藥物大家都知道一些的常見動植物，如綠豆，病人很少會擔心什麼安慰作用或安全性；只有藥物只有一個名稱和一個化學式，也不知道什麼東西，才出現的驗藥的需求情況。
雙盲就是一個不完整的"反證法"，而且它的反證過程一直都完整不了。當一個反證法要用來歸出"無數個"矛盾是，這個方法就是失敗的。
強化雙盲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只有加入新的設定或直接加入新的方法，才能消除即將出現的”無藥可用“的困境。循證方法，真實世界研究都是正在發展中的手段。
本人認為基於”貝葉斯定理“的方法才更符合醫療的需求，而醫療也必將因為發展”預防醫學“，而在治療階段的矛盾弱化之後，醫學的標準之爭也會失去源動力，因為醫學就是一門充滿不確定性因素的學科，任何的標準都只是一時的苟且或妥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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