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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處在全民抗疫的非常時期。非常時期激發出了非常能量，疫情蔓延的勢頭有了初步遏制，防控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但接下來仍可能有拉鋸，甚至局部反覆，武漢和湖北的態勢也依然複雜，所以萬不可掉以輕心。
抗疫是重大公共事件，也是關乎每個人命運的個體行動。沒有旁觀者。我們都在場。
最近耳邊常常想起國歌的聲音，特別是那句——“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
面對疫情，我們沒有退路，不能屈服，不能聽之任之無所作為，因為生命和健康是每個人的底線。
就像作家方方引用的向欣然先生的話，“我對死亡並無太多恐懼，正常死亡是遲早的事。但是如果因染疫而死，那無異於‘他殺’，我是於心不甘的！”這是一個年近八十的老人的生命自覺，他已經一個多月沒有下過樓。
我的大學同學俞凱是澎湃新聞的記者，正在抗疫報道第一線，他在同學群裡分享了這樣的故事。上海金山區中西醫結合醫院的一位90後護士，支援前方，到了武漢金銀潭醫院。在巨大壓力下，為給自己打氣，她在防護服上寫上了“林書豪女朋友”的字樣。而她自己被觸動的一刻是，16床的老奶奶對她說：“我都85歲了，不用給我那麼多藥，把資源給其他人用吧……”
這樣的利他的聲音讓人動容。豈能做疫情的奴隸？！起來，起來，前進，前進，前進進。
我們的國歌，最早是一部抗戰題材電影《風雲兒女》的主題曲。
電影講述了抗戰時期一個只顧享樂的詩人辛白華最終因為摯友梁質夫的犧牲而投入抗戰的故事。由許幸之執導，田漢、夏衍編劇，袁牧之、王人美、談瑛等主演，1935年5月24日上映。
1934年秋，田漢為《風雲兒女》寫了一首長詩，最後的一節後來成了主題曲的歌詞。田漢寫完不久，被國民黨逮捕入獄，歌詞寫在香菸盒包裝紙的背面，託探監的人帶了出來。年輕的作曲家聶耳正要去日本避難，得知有一首主題曲要寫，主動提出譜曲，很快就完成了初稿，並在1935年4月18日到達東京後定稿。聶耳寄回的歌詞譜曲，名字只有《進行曲》三個字，《風雲兒女》的投資人朱慶瀾將軍就在前面加了“義勇軍”三個字。
我們的國歌誕生在一個苦難年代，兩位詞曲作者個人的命運也充滿不幸。聶耳在譜曲完成後不久，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鵠沼海濱游泳時溺水身亡，年僅23歲。田漢活到了70歲，“文革”時遭受迫害，1968年12月10日在一間禁閉室裡去世，死亡證明用的是一個假名。1979年4月，田漢獲得平反，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
《義勇軍進行曲》的創作背景是抗戰。抗疫和抗戰不好類比，但從激發全民能量，打一場人民戰爭的角度看，又有一定的內在關聯。都是在非常時期，都需要非常能量，這似乎是一種昭示，即我們民族的力量，往往是在遭遇外部打擊的艱難時刻，被強烈地激發出來的。
這種疫情之下的非常能量，突出地表現為國家動員能力：
武漢10天左右就建成了兩座共計2600個床位的傳染病專門醫院，15座共上萬個床位的方艙醫院也很快建成，接下來還要再建19座，達到3萬個床位；
全國各個省市的200多支醫療隊、3.2萬多名醫務人員和大量醫療與生活物資，緊急馳援武漢和湖北，19個省市對口馳援湖北除武漢以外的16個地市；
十幾億人令行禁止，自覺居家隔離兩週或以上；各種要求和部署立即傳達至每個社區和鄉村；中央和地方政府財政馬上撥款六七百億元用於抗疫，各種幫扶政策迅即出臺。
……
對中國的這種動員能力，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評價為“中國速度、中國規模、中國效率”。而在我心目中，還有很多非常能量，是和一個個活生生的人關聯在一起的。
我從鍾南山臉上的淚光中看到了這種能量，從李蘭娟臉上的壓痕中看到了這種能量，從武昌醫院院長劉智明不讓妻子去照顧他的微信中看到了這種能量，從江夏區人民醫院醫生彭銀華和妻子“疫情不散，婚期延遲”的相約中看到了這種能量，從在ICU裡一站就是十幾個小時不吃不喝的醫護人員身上看到了這種能量，從成千上萬的愛心企業、志願者不分晝夜在全球搶購醫療物資的行動中看到了這種能量，從負責任的醫生和敬業的媒體千方百計把一線真實信息告知社會的努力中看到了這種能量……
在政府和社區的治理中也可以看到非常能量。“上面千根線，下面一根針”，基層社區的壓力是巨大的。武漢一位基層幹部說，武漢有2000多個社區，下沉的3萬黨員職工平攤到每個社區才十幾個人，他所在的網格就有564戶，要做到“不漏一戶，不漏一人”，壓力難以想象。
這幾天不少媒體報道了王忠林到任武漢市委書記後拼力工作的情況。他之所以要啟動為期三日的全市拉網清底大排查，是“每當看到求助電話，看到患者子女的焦急焦慮，心裡很痛，疫情每拖一天，代價都是巨大的”，所以要求各區“一把手”要親自上陣，“不漏一戶、不漏一人”，落實不力的要嚴肅追責問責。這是刺刀見紅的時刻，比的就是一口氣。
2018年10月我到濟南參加人力資本產業高端論壇，王忠林接待我們，印象最深的是兩點，一是不迴避問題，二是強調執行力、戰鬥力。當時有人談到農村扶貧的一個問題，政府給扶貧戶資金建新房，很多兩三口之家建了很大的房子，然後說沒錢買家居床被，要政府再給錢。王忠林說，你不要怪農民，這是工作表面化的結果，以為給錢就可以了事。應該一戶一戶跟蹤，而且事先就要說服他們，房子不是越大越好，要留點錢搞種養，否則錢都蓋在表面上，裡面不行，還是脫不了貧。王忠林在濟南抓項目建設，有一句口頭禪，叫“時辰可以拖，日期不可拖”，日期倒排後不準拖延，怎麼辦？每天的工作時間延長。
我們的治理體系問題很多，但在非常時期，憑藉集中統一、說一不二的制度，把無所畏懼敢衝敢打的人派上去，就能有驚人的爆發力，完成平時難以承受的工作量。就像體育比賽，上半場漫不經心，犯了不少不該犯的錯，中場重新部署，下半場一開場就來一個大爆發，扭轉局面。我們真正應該操心的是上半場。
中國為什麼可以有這種常態社會、常態治理下無法想象的非常能量？
應該有這樣幾個原因：
集中化、統一化的制度保障；
以天下為己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和擔當。很多專業工作者富有犧牲精神，廣大的社會志願者也有同舟共濟的意識；
民族性格中有服從集體要求、顧全大局、為大我犧牲小我的元素，有非常堅忍的一面。
所以，非常能量的來源，既是制度性的，也是文化性的。
現在最苦的是病人，最累的是醫生，最擔心未來的是中小企業。但最近親歷的一件和中小企業相關的事，也讓我很感慨。上海有個民辦的大商學院，用企業家帶徒弟的方式做教育，因為疫情無法正常開課，前幾天在微信群裡搞了一場師傅徒弟互動活動。差不多三個小時的時間，十幾位企業家掏心掏肺地給大家傳經送寶，全是乾貨，而且都非常真實地講述自己的企業遇到了什麼困難，是怎麼處理的。
200多名歷屆學員們基本都是中小企業主，各有各的困難，但他們並沒有訴苦，而是在微課中發了很多類似這樣的照片，他們覺得，和抗疫勇士比，經濟上的苦不算什麼。
這是一位學員的話——“不要問祖國給予了我們什麼，而是要問我們為祖國奉獻了什麼。不要問師父給予了我們什麼，而是要問我們自己感悟接收到了什麼。我們不一定要做大商，但是也要有一顆大商的心，一定要做最好的自己。”
這是另一位學員的話——“人到絕境，必有轉機。王陽明寫過兩句詩，‘險夷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把遭遇的兇險艱難看成天空中的浮雲。‘大雨過後，抬頭看天’，是智慧，也是一種隱忍等待的韌勁。”
難是難，但沒有誰叫苦叫難。
我們的中小企業有這樣的覺悟和能量，對他們遇到的困難，各個相關部門有什麼理由不去幫助克服呢？
當我為我們的非常能量感動之時，我也想到了另一個問題，非常能量也意味著非常代價，非常犧牲，因此並不是可以經常爆發出來的。我們不能把國家、民族和未來的希望都寄託在我們擁有非常能量上。非常能量是寶貴的資源，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恰恰是越少使用非常能量越好。
換句話說，疫情之後，我們要通過科學、系統、制度化、日常化的努力，力爭不出現或少出現非常事件，尤其是擴散性強的非常事件，從而減少對於高成本的非常能量的使用。
17年前鍾南山和李蘭娟就在抗擊SARS的戰場，今天一個84歲，一個73歲，還要到一線，用真知灼見影響戰局。還有上千的醫護工作者被感染，有的甚至犧牲，這樣的代價感動天地，但誰都不希望人間再現。這兩天有一張照片刷屏，是湖北十堰云溪當地衛生院的一名護士，正月初二上班，怕傳染給家人，一直不敢回家。第25天，在護送一名病人時路過樓下，丈夫穿著睡衣帶著兒子把剛做好的飯菜送到路邊，隔著距離說，“兒子想你，你把飯菜吃完，我們就在旁邊看著你。”一個普通家庭散發的這種能量，讓人感動，但我們真的希望早日迴歸正常。
從另一個角度看，現代社會的突出特徵是流動，用停止流動的方式化解風險，如同管理旋風一樣困難，最好的方式是在風起於青萍之末時就見微知著，加以控制。而這方面，我們的信息傳導系統存在著不少非技術性的障礙，隱患不除，未來還可能出現異常事件。
從非常能量到治理質量，這是整個社會都要認真思考的命題。之前的文章中說過，本來不必付出如此大代價的。
一位熟悉醫藥行業的朋友，有些無助地說，疫情反映的社會治理、公益參與問題很多，為了做點正事要花太多沒必要的無用功。口罩防護、物資調配是看得見的，現在有上百個針對新冠的臨床試驗，本來有限的資源極度分散，可以預見大部分會是“垃圾數據”，消耗本來就稀缺的公共資源。吉利德公司的藥，協和醫院院長牽頭， 竟然找不到足夠的病人入組臨床試驗，因為病人都被搶沒了。
《中國科學報》記者根據中國臨床試驗註冊中心（http://www.chictr.org.cn/enindex.aspx）公共註冊表的名單發現，截至2月16日凌晨1時，關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臨床研究索引目錄中，有128項相關試驗，其中有90多項測試新冠狀病毒療法的臨床試驗。在20多項中藥研究中，大多數未明確表明藥劑成分。還有太極拳的研究，全稱是《太極拳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康復期肺功能及生存質量影響的隨機對照研究》。對照研究，都是需要一定數量的患者去支持的。
“其實在臨床工作量極大的情況下開展太多的新藥臨床研究是不明智的。這樣會給臨床第一線人員增加很多負擔，用掉寶貴的資源。大家一窩蜂地上，沒有長期的打算，是不會有好結果的。”美國德克薩斯州立大學聖安東尼奧醫學中心微生物和免疫系終身教授項焰，對三位中國科學家發起的新媒體《知識分子》說。多位科學家表示，不明白為什麼有些藥也要上臨床。
當年的SARS，也是一大堆臨床試驗，疫情過去不了了之。很多能量本不必如此消耗，而是被有形無形的阻隔消耗掉了。
抗疫戰況仍然充滿挑戰，現在要聚精會神。但我們決不能浪費這次危機。
在我看來，真正戰勝疫情，標誌應該是兩個，一個是全面控制疫情擴散，不再有新增病例，讓病毒本身退卻；一個就是對危機進行深刻總結，作為提升國家和社會治理能力的重大契機。沒有後者，也不是真正的勝利。
如果社會治理中還存在著結構性的不暢通不協調，存在著許多無意義的關卡和內耗，以至於做正常事都得拿出英雄般的投入和犧牲精神，講基本常識都得鼓起勇氣，這其實是憂，是深層次之憂。
我們的治理現代化應該在哪些方面努力？之前的文章中已經寫過不少，這幾天又想到幾點：
1、提升全民族的科學知識、科學素養和科學精神，建立“追根究底地探索科學與真理”的求真求實的價值觀。在關於我們民族心理的研究中，很多學者都提出過，我們的國民心理是比較現實的，“常注重於現在之事實，而於事物之原理，則常忽略之而不顧也”，“善為事實上之措置，而不善為原理上之探索也”。在很多情況下，往往不是從事物自身的來龍去脈和客觀規律出發，而是根據主觀的預設，從“應該如何看待事物”的角度出發，那就會偏離事實本身。不追根究底，從本源處入手，以為解決問題了，結果過一段又會出現類似的問題。
2、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用專業說話。現代社會是風險社會，風險都是和某些特定領域的不確定性相關的，最有發言權的還是長期耕耘的專業人士。當然，如同《專業主義》作者大前研一所說的，想成為專家是件很難的事情，因為並非有張職業證書就是專家，專業知識和技能是首要條件，同時“他還要有深刻的敬畏心，並且願意秉持自律精神的價值觀，將自己的行業和客戶放在首要位置並宣誓”。但相比起來，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尊重專業，犯錯誤的概率是比較低的。專業主義要比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長官意志，靠譜一萬倍。
3、建立制衡機制。最近可以看到，圍繞不少問題的是非責任，上下左右發了很多聲音，有自辯清白的，有甩鍋的，有指名道姓指責的，各有各的道理。我覺得，單一、封閉、自說自話的渠道總是危險的，所以一定要插入某種制衡機制、防範機制，使得和單一管控渠道沒有利害關係，相對獨立的力量能夠介入，對人民的利益負責。這次武漢出現這麼大疫情，影響全國，武漢本地的媒體一開始並沒有發出有力的提醒，這就是機制的問題。
最後小結一下這篇文章的觀點：
疫情之下，我們要看到非常時期非常能量的強大作用，以及這種能量背後的制度與文化支撐。一定是可以戰勝疫情的。
同時，一定要明白，當我們彰顯非常能量的時候，也付出了非常的代價。
有一本暢銷書叫《苦難輝煌》，我相信輝煌必是奮鬥和汗水的結晶，不可能輕輕鬆鬆獲得，但奮鬥並不一定都要在苦難之中。在我們追求美好生活的今天，苦難最好越少越好。也因此，走向高質量的治理，走向制度化、現代化、正常化的善治，從非常能量到治理質量，就成為無法迴避的重大挑戰，也是我們民族復興的重大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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