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露居士读国学
科举制是我国古代选拔人才的一种重要手段，在隋朝时期被创立，到了唐朝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隋朝时期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明朝时科举制度进入鼎盛阶段。科举制，在我国一共经历了1300多年的历史。
科举制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了我国历史，文化，政治等多个方面的发展。不过很多人一提起科举制就想起了“八股文”，但其实科举制度的科目，不只是“八股文”一种。
一、科举制度考试内容的演变和发展
科举制度是封建王朝设立各种科目，通过公开考试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主要目的是为封建王朝提供政治管理和政治运转的人才来维护封建统治发展。因此整个科举制度的发展，会随着封建王朝政治制度的变化而逐渐变迁。
隋朝时期，杨坚取代周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废除了过去实行几百年的九品中正制，把官员选举任命的工作归属于中央吏部。公元587年，隋文帝命令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公元605年隋炀帝开设进士科，这一制度就是之后科举制度的基础。
唐代科举制的雏形基本被确定。唐朝时期科举内容主要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内容繁多，主要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其中明经和进士最为重要，。这两门及第之后要等待数年，等到通过吏部的筛选才能授予官位。“制科”由皇帝临时设置考试科目，时间内容都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到了武则天时期，设立“殿试”并开设“武举”，由于这一时期考生与官员之间发生过冲突，百姓们也认为郎官地位太轻，于是科举制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唐代后期进士的地位越来越高，进士出身相比于其他考试出身的官员更容易升迁，成为高级官员，因此进士成为了科举考试中最为重要的科目。
宋代时期科举考试经过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考试名额扩大，还延伸出一系列维护考试公平的组织制度，比如说考试时，考生的名字会被糊起来，考试地点会被封锁。
元朝时期，因为统治王朝是一个在马背上打天下的民族，所以元朝崇尚武轻文，科举制度在这一朝代，甚至都要被废止，科举考试在这一朝代，并没有发挥出自己应该有的作用。不过在这一朝代朱熹所编著的《四书》，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指定用书，这种做法一方面推动了科技考试的规范化，另一方面也遏制了学生们的创造力。
明朝时期科举考试进入到巅峰状态。考试规模不断壮大，影响力也不断增强，不过在这一朝代，科举考试也出现了内容僵化的趋势。考试内容主要以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八股文为主，考试形式大于考试内容，这严重遏制了当时读书人的思想创新。除此之外明朝，注重科举与学校的结合，学校教授的内容和科学考试的内容渐渐一体化。
到了清朝时期，科举制度渐渐衰亡，在满清刚刚入关时，为了缓和民族矛盾，维护统治地位，科学榜单被分为满汉两榜，后来改为一榜，但优待汉人学者，一般来说“殿试”时的前三甲都是汉人。
晚清时期，随着列强的入侵，清朝不得不承认，在过去他们视为“奇迹淫巧”的技术，有其可取的一面，科举制度严重脱离现实的事实，已经被大众认可。维新变法时科举考试内容由“八股文”改为“试策论”，但随着变法的失败，传统的八股文渐渐被恢复。光绪31年，慈禧太后下令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自此科举考试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科举制度的影响
作为我国存在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对于封建帝国选拔人才，传授正统儒家思想，维持社会稳定，巩固统治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对于中国，对于世界来说科举制也有着颇为广大的影响，当然作为封建王朝的一种统治制度，必然有其消极影响。
首先，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通过层层严格的考试制度选拔出的官员，绝对可以称得上是那个时代中的精英，即使在封建的社会中无法做到完全平等公平，但这已经比过去九品中正之中所存在的按照门第关系选拔人才的制度要公平先进的多，这也为后世的统治者形成了“任人唯贤”的人才观。
一定程度上科举制度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公平，科举制度的影响上至贵族，下至百姓，没有过去的门第限制，哪怕是出身贫寒的普通百姓也有可能成为高级官员。这对广大普通百姓来说，是一件改变阶级处境的事。一方面为封建王国笼络了人才，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当时的社会秩序。
提高官员素质，促进了封建王朝政治机器的高速运行。科学考试通过一定的标准使进入朝堂的官员都具备较高的学识和智力，同时科举考试中强调的“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也让这些官员有了一定的道德标准，这对于官员整体来说，提高了素质。
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科举制考核内容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主，一方面这促进了儒家思想的传播，另一方面扩大了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数量，推动了社会文化发展，另外，科举制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学校的数量较隋朝以前有了成倍的增加，规模也得到了扩大，这在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了“好学风气”。
从消极方面来看，科举制度加深了官本位思想。使“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广泛在民间传播，导致大家读书并不是为了学习知识修身养性，而是为了做官，当时的读书人广泛认为只要当了官，那么地位就比普通人要高，这造成了社会风气的畸形发展，也推动了官员的腐败。
其次，科举制度禁锢了思想，科举制把考试内容限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这导致民间的学校或者学子本身在学习时，只针对这一小范围。尤其是明清时期的八股文的盛行，更是将考试内容和形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和限制，严重束缚了人民思想的自由发展，科举考试让整个社会中人们的学习都以经文为主，严重忽视了科学技术，这一定程度抑制了科学的发展，也是近代我国科技落后于外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宋朝时期为了巩固统治，笼络知识分子，统一思想，扩大了科举考试选拔的名额，朝堂中官员过多导致了行政效率低下，明清时期八股取士选拔出的官员也不是真正适合朝堂的官员，这些官员思想闭塞，见识浅薄，办事能力低，这种只会写八股文的官员流入朝堂自然会导致办事效率低下。同时，众多官员的流入也导致了王朝行政成本的增加。
并且在文化教育方面，科举制度虽然推动了民间尚学风气的形成，但是由于教育只局限于儒家经典，所以其他优秀传统文化难以得到传播，学校也渐渐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完全没有了创新，充满了教条主义和功利主义。
总结：
科举制度是一种经过多个朝代完善发展的人才选拔制度，考核内容不是只有八股文一种，八股文是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僵化才形成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八股文就只看到科举制度的缺点，应该辩证的看待科举制度为历史发展所带来的影响。
旧时楼台月
唐代科举考试看重诗赋，广大读书人为参加科举，钻研辞章文字，因此唐代诗歌极度繁荣，却也形成了读书人雕琢文字不求实际的风气。
宋代统治者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风气的弊端，因此逐渐在科举考试中提倡重视经义与时务，希望以此选拔出真正有用的人才。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真宗曾经对宰相王旦指出：
比设此科，欲求才识。若但考文义，则积学者方能中选，苟有济时之用，安得而知？今策问宜用经义，参之时务。
在科举的诸项考试中，策问考察的是被试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改革科举制度时，宋代的统治者们往往对策问表现出极大的重视，策问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程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宋仁宗时期，策问一度成为决定士子能否通过考试的最重要的科目。到宋神宗时，策问在殿试成为仅有的考试项目，可以决定士子们最终的命运，其产生巨大的影响力和对知识分子的导向作用更是不容忽视。宋史载宋神宗熙宁三年的殿试:
始专以策，定着限以千字。……帝谓执政曰："对策亦何足以实尽人材，然愈于以诗赋取人尔。"
可见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重视可以选拔出实用人才的策问。从这以后，殿试考策问就成为了定制，其考题也多直指当时的现实问题，如《宋会要辑稿》记载了熙宁九年的殿试策问题目，考察的是如何解决当时社会生活中民生和国策的实际问题：
士亦知所学矣，而忠信可用者尚寡；吏亦知所守矣，而慢令犯法者尚多。一方水旱，民辄流亡莩踣，而蛮夷之骄悖未艾也。朕闻先王之为民也，有礼以道之中，有乐以道之和，致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本数末度，宜有可考而复用者，其详为朕言之无隐。
以后历次殿试策问考察的基本上都是类似的实际问题。殿试考察策问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南宋。殿试是科举考试的最后一关，也是皇帝亲自考察士子的考试，具有重要的地位和象征性，殿试对策问的重视是一个风向标，反映出宋朝统治者希望通过科考选拔到真正的治国安邦的人才的愿望。
有宋一代，虽然策问的地位几经变化，但始终具有重要性，发挥着决定去留或者至少是定等分高下的作用。有研究者指出：
宋初至嘉祐时期，策问一直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但其重要性尚不及诗赋。自嘉祐时起，策问和论逐渐超过诗赋，成为了衡文去取的首要因素。神宗改革贡举后，考校的原则为“经义、论策通定去留”，策问失去了作为衡文去取主要依据的地位。元祐分科之后，试策始终处于定等分高下的相对次要的位置。
宋代科举对于时务的重视也反映在了当时书籍的刊行上。宋代的出版业进入了一个相对发达的时期，而何种书籍流行会受到科举考试的影响。由于宋代科举的内容相当广泛，不仅考察经义和诗赋，还重视考校士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求读书人了解种种客观规律，掌握各种自然及社会知识，所以，当时那些百科全书式的类书在宋代书籍市场上非常流行。这些类书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各个领域的社会知识及自然知识，从帝王世系到草木鱼虫无所不包。其他与科举有关的用书，如律令、兵法、医学、书画、历算等刊本也有很多。宋代流行的书目反映了当时的科举考试对于时务的重视，也表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研究各种自然、社会知识。
明代科举则与宋代科举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是否重视时务上。
看上去明代科举也兼顾了经义与时务，如乡试、会试皆考三场，第一场考四书五经的经义，二场考论、判、诏、诰、表等公文的写作，三场考经史时务策等，殿试也只考策问。
而且明太祖朱元璋清楚地认识到官员必须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明初取士必重实学，具体而言就是尊崇二、三场所试的论、表、策等，有的士子虽经义不佳，但如果论、表、策等答得好，一样可以通过考试。
但是这样的取士原则并没有贯彻下去，早在永乐年间，官方编纂了《四书五经大全》，已经开始限制科举考试内容，于是科举考试出现了由兼顾经义与时务逐渐转向只重视经义的趋势，这种趋势愈演愈烈，最后随着八股文的成熟，科举考试演变为独重四书五经，以至于顾炎武感叹说：
（《四书五经大全》颁布后）制义初行，一时人士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
明代科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成化、弘治以至正德、嘉靖时期，专门表达对四书五经经义理解的八股文发展成熟，进而出现了专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理念和考试方法。八股文的特点是写作者不必有自己的思想，只要严格按照八股文的格式阐发四书五经的经义即可。
明代科举考试由重经义到唯八股一途取士，造成了实际考试中偏重首场的倾向，考官只看首场的八股文写作，二、三场的考试沦为无足轻重的形式。因此《明史》对明代科举有这样的记载：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
明朝科举重经义八股轻策论时务的情况也反映在当时的出版业上。八股文的内容与形式都被严格限定了，这就意味着参加考试的读书人可以预先猜测题目并做好准备，甚至可以背诵他人文章以应付考试。逐利的图书出版商看到了商机，大量出版科举范文以供士子背诵。嘉靖以后，大量为应科举考试之需的坊间时文充斥举场内外，史载嘉靖朝：
书坊所刻举业，不止汗牛充栋，较之十年前《四书》经义，精细透彻，\t轻省迴照，诚然过之，而论、表、策、判，则不复讲求。
当时的读书人除朱熹的注解经义之书外，其他类书目一概无需读，甚至连历代政府均极力倡导阅读的史部类书目也弃之如敝帚。这与宋代各种类书流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科举考试选拔人才只看八股文必然导致汲汲于科举的读书人们只重视四书五经而摒弃其他一切学问。艾尔曼在《晚明儒学科举策问中的“自然之学”》一文中指出：
科举程序固定化的巨大重心仍使精英专注于强调道德哲学和书本价值的新儒学课程，离专业化或技术研究更远。人们认为，像法律、医学及数学等技术方面的内容在唐宋科考中并不罕见，但在明代科考中却不复存在。……在明清两代（1368-1911），儒学化的官员以沉浸在经年苦读宋儒的四书五经注释和官史及以书法为基础的道德价值中洋洋自得。
因此明代的读书人已经不再重视对自然规律的探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