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小哥金小欠

先用一個舉例解答題主疑惑：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主席是國民黨元老林森，這是法律上的元首，然而所有人都知道民國是蔣家的天下，所以坐什麼位置不重要，重要的是權利和手腕。

東廠在手，天下我有

明代司禮監架構中，司禮監掌印太監是明朝十二監中最具權勢的職位，有“內相”之稱。在司禮監中排名第一，等同於外廷內閣首輔，位在秉筆太監之上，負責完成明朝國家決策中“批紅”的部分最後的審核蓋印。

其次就是掌東廠的首席秉筆太監，有參預機務的“批紅權”，相當於內閣次輔兼任外廷都察院的一把手左都御史。

魏忠賢之所以甘願“屈居人下”，主要是看上了東廠這個凌駕於國家權利之上的機構，方便自己控制和打擊外廷不聽話的大臣，這是實權。

外援在手，都得低頭

一般情況下，掌印太監是司禮監地位最尊貴的，說話辦事也是最有分量的，但應了開頭舉的例子——職位高低不等於權利大小，具體要看皇帝寵信誰。

對天啟皇帝影響最大的，是他的奶媽“客氏”，這個女人在天啟登基後成了眾多太監眼裡的香餑餑，因為後宮流行“對食”，這種宮女太監組成的事實夫妻，實質是一種後宮的政治同盟。

司禮太監王安，是第一個獲得客氏垂青的人，也因此“夫憑妻貴”攀上了太監得最高寶座——司禮監掌印太監，本來拜於王安門下的魏忠賢，卻揮動小鋤頭挖起了牆角，併成功拿下客氏，公開結成對食。

倆人在天啟帝面前說王安壞話，最後把王安給整死了，這一下讓後宮諸人知道了魏忠賢的手腕和毒辣，加上又有客氏這個強大的政治同盟，接任掌印太監的王體乾雖然官為司禮監之首，但是甘願做魏忠賢的馬仔。

被低估的天啟皇帝

比較流行的說法是魏忠賢不識字，所以當不了掌印太監，這個理由實在站不住腳：如果魏忠賢不識字那他連司禮監都進不去，更別說當秉筆太監了；就算他真不識字，既然能進司禮監當秉筆太監，再當個掌印太監也不是問題。

天啟帝喜歡做木工活不假，但是智力沒問題，明朝皇帝喜歡扶持使用宦官，是為了和外廷大臣打擂臺，自己居中做個裁判，不至於一家獨大皇權旁落，哪怕前面出過劉瑾、王振等反面例子後代帝王依舊用的樂此不疲，這是一種平衡的手段。

就身為帝王這方面的覺悟，天啟比崇禎要合格，以此可以推斷：按慣例首席秉筆太監掌東廠，天啟看重東廠這個維護皇權的私人耳目，故意把寵信的魏忠賢放在這個位置上，制衡東林黨一家獨大，同時方便給朝廷找銀子。

有的人可能會問，明朝有掌印太監同時監管東廠的先例呀，既然天啟看重寵信魏忠賢，為什麼不這麼做呢？

這個問題確實存在，比如嘉靖時期的藩邸舊臣麥福、黃錦，萬曆時期的馮保、陳矩都是以掌印太監兼領東廠提督，這種情況還有一個專用名稱“以印帶廠”。

有先例在，天啟卻不用，那只有一種可能——還是制衡問題，或者說他有自知之明。

掌印太監位同內相，掌握國家決策中最重要的“批紅”審核權，這項權利已經很大了。如果再把東廠這個權利怪獸也加上，以明末那種糜爛的局勢，天啟沒有自信像祖輩萬曆、嘉靖那樣的掌控力，所以至少要在明面上制衡掌印太監。

對於魏忠賢來說，掌印太監只是個虛職，誰坐都可以，只要蓋章的時候沒阻礙就行；首席秉筆太監可就不一樣了，除了有“批紅權”，主要還掌握著東廠這個大殺器，實權和虛名之間當然是選前者；而對潛於幕後的天啟來說，這是必要的制衡！

瘋狂的008

魏忠賢是秉筆太監。當時的掌印太監是王體乾。

魏忠賢不是沒當上掌印太監，而是他不想當。

明熹宗朱由校即位之後，魏忠賢由惜薪司升為秉筆太監。天啟三年冬，“兼掌東廠事”。可知，魏忠賢在司禮監的序列裡，是秉筆太監兼管東廠。這個兼管東廠，是實打實的權力，而且是無邊的權力。

說個故事。有一次，有四人夜裡在密室飲酒，其中一個人喝醉了，謾罵魏忠賢，另外三個人嚇得不敢出聲。那個人還未罵完，東廠番子將四人押到魏忠賢的住所，立即將罵的人處寸磔，而慰勞另外三個人金子，三個都被嚇得魂飛魄散不敢動。你看，這個提督東廠，權力多大！

那有比他還大的太監嗎？

理論上講，有。

《明史職官》寫得明明白白，“司禮監，掌印太監一員，秉筆太監、隨堂太監……無定員”。

本來，掌印太監比秉筆太監職位高，但王體乾很懂事，因為他的這個職位，是通過魏忠賢以及朱由校的奶媽客氏運作得來的，因此，他甘做魏忠賢的小弟。

而實際上，如果他翻臉不認人，以掌印之位壓魏忠賢，那他應該分分鐘就會掛掉。

王體乾很聰明，甘居魏忠賢之下，導致魏忠賢“一無所忌”。

咱們舉一個例子。國民黨軍統局局長是誰？一般人一定會脫口而出：“戴笠！”其實，戴笠是副局長，局長先後是賀耀組、錢大鈞、林蔚等人。可軍統誰說了算？還不是戴笠麼。為什麼這麼安排呢？因為戴笠在國民黨內的資歷太淺，而且在黃埔學生中的期別也低（第六期），蔣介石怕別的部下不服氣，同時為了給戴笠找個擋箭牌，所以叫他任副局長，局長由委員長侍從室主任兼任。

懂了嗎？

宰少

回答這個問題前有必要先說一下明朝宦官的組織架構。

明朝負責管理皇宮內務的分為十二監，四司、八局，統稱二十四衙門。他們職責不同地位也是天差地別，其中司禮監，由於掌握披紅和蓋章的權力而居“二十四衙門”之首，而像“浣衣局”這樣負責清洗衣物的部門，連皇帝面都見不到只能做苦力，地位可想而知。

在這些部門中只有主管才能被稱之為“太監”官階為正四品，其下還有少監和左右監丞等，所以說太監是宦官中出位高權重者，不是所有宦官都是太監。

說完明朝的宦官機構我們言歸正傳，秉筆太監和掌印太監按字面意思就可以解釋，一個負責簽字（披紅）一個負責蓋章，因為負責蓋章的太監有最終決定權，所以掌印太監實權力打過秉筆太監，被稱為“內相”。

不過根據《明史職官》中的記載“司禮監，提督太監一員，掌印太監一員，秉筆太監、隨堂太監、書籍名畫等庫掌司、內書堂掌司、六科郎掌司、典簿無定員。”實際上在掌印太監之上還有提督太監。但是提督太監一般不設，也沒聽說過誰擔任過提督太監。

魏忠賢的準確職務是司禮監秉筆太監監掌東廠，在他之上還有一名掌印太監，當時魏忠賢的頂頭“上司”為掌印太監王體乾，那麼魏忠賢為什麼不當掌印太監呢?

原因有三

首先，根據慣例，司禮監秉筆太監還兼任東廠掌印太監，東廠在明朝是令人談之色變的特務機關，不但可以直接向皇上彙報還擁有獨立的司法權凌駕於國法之上。對於魏忠賢來說掌握東廠是實權，而掌印太監不過是虛位。

其次，當時的司禮監掌印太監王體乾實則是魏忠賢的走狗，王體乾能夠當上掌印太監全憑魏忠賢和客氏的運作，王體乾也將自己位置擺的很正，一意附忠賢，為之盡力，所以對於魏忠賢來說沒必要爭掌印太監。

此外還有一個原因，根據《明史》記載“忠賢尋自惜薪司遷司禮秉筆太監兼提督寶和三店。忠賢不識字，例不當入司禮，以客氏故，得之。”魏忠賢不識字，進入司禮監已經是破例，如果在擔任司禮監首席掌印太監，恐怕落下口實，再加上已經掌握實權，所以掌印太監虛名不要也罷。

一點點歷史

洪武十七年（1384年）四月，朱元璋對宦官機構進行第一次調整時，增設司禮監，主要負責掌管宮廷禮儀。當時的司禮監，只是眾多內廷機構的其中之一，而且排在最末尾。

後來，等到明宣宗朱瞻基執政時，司禮監的權力得到很大提高，開始負責管理皇帝文書和印璽。再後來，隨著明朝內閣制度的完善，內閣的權力變得越來越大，皇帝為壓制這種局面，就在內閣中設置了“票擬”和“批紅”兩道程序。

票擬就是內閣提出對某件事情的處理意見，而批紅就是皇帝對於內閣意見進行審批，但由於明朝後期皇帝的怠政行為，批紅這個程序就逐漸交由太監來代替執行。

因為，當時司禮監主要負責管理皇帝文書和印璽，所以這個批紅的職責，自然而然就落到司禮監的頭上。在這種背景下，司禮監遂上升為“十二監”之首，成為內廷權力最大之機構。

當時，司禮監內部設掌印太監、秉筆太監、隨堂太監和提督太監。其中，掌印太監在司禮監中排名第一，主要負責保管皇帝的印璽，完成“批紅”最後的蓋印環節。至於秉筆太監，地位僅次於掌印太監，主要負責保管皇帝審核奏摺的御筆，完成“批紅”中的批閱環節。

通俗點解釋，就是明朝政府處理某項事情的正常流程，是先由內閣大臣提出解決方案，然後由皇帝審閱，如果皇帝同意這個方案，就讓秉筆太監在這個方案上面打勾；如果皇帝對這份方案不滿，就會讓秉筆太監在這個方案上寫上自己的改進意見。

當然，不管是直接打勾，還是寫上自己的改進意見，接下來這個方案都要再移交給掌印太監進行最後的蓋章確認。如果掌印太監認同這個方案，就直接蓋章確認，然後交由內閣去執行；如果掌印太監不認同這個方案，可以拒絕在方案上蓋章，並將其打回去重審。

從這裡可以看出，掌印太監的權力，可以說是非常大，因為他能直接否決皇帝和內閣大臣的意見，所以當時人們又把掌印太監與內閣首輔相提並論，而把秉筆太監比作是內閣的次輔。

在這種背景下，司禮監也形成為一個以掌印、秉筆太監為首腦的的內朝機構，他們在權力上，完全可以與內閣這個外朝機構分庭抗禮。

回到魏忠賢身上來，他作為天啟年間最有權勢的太監，按理說掌印太監理應當由他擔任才對，但為何他卻僅僅只擔任一個排名第二的秉筆太監呢？其實，這個主要是由這兩個職位的工作內容決定的。

首先，掌印太監的權力雖然最大，但他只有否定權。換句話說，對於內閣提出的方案，它只能選擇同意或者不同意，而不能對其進行修改，更不能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

在這種背景下，掌印太監的權力，實際上有很大的侷限性。因為，皇帝審核或修改過的方案，掌印太監又哪裡敢否決呢？

反觀秉筆太監，他可以名正言順的在方案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見，雖然通常情況下，他的看法和意見，都是皇帝的授意，或者事先要經過皇帝的首肯才行，問題是，不是每個皇帝都願意事無鉅細，所以這個時候秉筆太監的操作空間，就變得非常之大。

比如，如果皇帝非常勤奮，凡事事必躬親，這樣秉筆太監自然就變成一個傳話筒，沒有什麼實際價值；問題是，如果皇帝非常懶惰，而且又對這個秉筆太監非常信任，讓他全權代理自己進行批覆。在這種背景下，這個秉筆太監的權力，就變得非常可怕！

因為，這種情況下的秉筆太監，已經可以直接根據自己的想法，對國家的軍政大事進行干涉，並提出自己的意見。關鍵是，皇帝既然願意把這樣一份權力交由秉筆太監來全權處理，也就意味著秉筆太監的意見，皇帝都是默認同意。這樣一來，掌印太監又哪裡敢否決呢？

與此同時，按照明朝的規定，通常情況下，東廠都督都是由秉筆太監來兼任，這樣秉筆太監又相當於掌握了一支監察文武百官的特殊機構。面對這樣一份武裝力量，再配合他可以直接乾澀軍國大事，在這種背景下，秉筆太監其實就相當於在扮演皇帝的角色。

這也是為什麼魏忠賢只當秉筆太監的原因，因為天啟皇帝對他實在太信任，將批覆內閣方案的權力全都交給他直接負責。在這種背景下，魏忠賢跑去當掌印太監，不是白白放棄手中這份大好權力嗎？因此他就舉薦王體乾去當掌印太監，自己則繼續當秉筆太監。

我是趙帥鍋

關於這個問題，還要從明朝司禮監的權力配置說起。明制，司禮監設提督太監一員、掌印太監一員和秉筆太監、隨堂太監若干。理論上，司禮監的最高長官應該是提督太監。但是，縱觀整個明王朝，幾乎沒有人擔任過提督太監一職。因此，掌印太監成為了明王朝司禮監事實上的最高長官。雖說是掌印太監最高長官，但皇帝出於稀釋權力、相互制衡的需要，將司禮監的職權進行了人為分割。秉筆太監負責批紅，掌印太監負責最後審核用璽。換言之，掌印太監並不是司禮監說一不二的角色，他只負責最後把關，卻無權直接干預秉筆太監的批紅，最多也就是審核不通過，發回給秉筆太監重新來過！說白一點兒，掌印太監和秉筆太監並不是完全意義上的上下級關係，多少有那麼點兒權力平衡的味道。打個不太恰當的比方，皇帝才是司禮監的正職，掌印太監只是排名第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職，而秉筆太監則是分管具體工作的副職。掌印太監雖然排名在秉筆太監之前，卻不是秉筆太監的直接上級！他們都是對皇帝這個正職負責的。

那麼，魏忠賢為什麼不謀求掌印太監之職呢？因為不需要！魏忠賢時期的掌印太監王體乾是走魏忠賢“情婦”、明熹宗乳母客氏的路子上位的。因為這一層關係，王體乾雖然是主持日常工作的掌印太監，他的飯碗卻掌握在客氏手裡。因為客氏和魏忠賢的這層關係，王體乾的飯碗實際上等於就是掌握在魏忠賢手裡！因此，王體乾雖然排名在魏忠賢之前，卻非常識趣，基本上就是充當了廟堂之上的泥菩薩一般的角色，與魏忠賢的關係相當融洽！如此一來，魏忠賢既可以獲得實惠、還能得個“讓賢”的美名，又何必取而代之呢？

除此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那就是皇帝的信任。明熹宗對魏忠賢顯然是更加信任的，魏忠賢雖然是秉筆太監，卻擁有一項掌印太監王體乾沒有的權力，那就是提督東廠！東廠作為明王朝的特務機關，擁有凌駕於國家司法機關之上的特權，這實際上才是魏忠賢賴以生存的安身立命之本！手裡掌握著東廠，可以隨時窺探群臣、群宦的隱私，可以抓住眾人的小辮子，還可以利用手中凌駕於國家司法機關之上的特權對群臣、群宦造成一種極大的威懾，這恐怕才是魏忠賢有恃無恐的原因所在，遠不是一個掌印太監的虛位可比的！有了提督東廠的權力，掌印太監的職位對於魏忠賢而言已經沒有太多實際意義了，倒不如做個順水人情、便宜王體乾。

最後，這裡面恐怕也有明熹宗的一點兒小心思。畢竟“立皇帝”劉瑾的先例並不算太久遠，明熹宗信任魏忠賢不假，但皇帝對於臣下的信任始終是有一個度的，沒有哪個皇帝是無條件信任臣下的。因此，在魏忠賢之上設置王體乾這麼一個“泥菩薩”掌印太監，實際上就是留了後手。如此配置，既不會出現掌印、秉筆爭權的局面，如果有一天明熹宗想拿下魏忠賢了，給王體乾加碼即可。沒有誰是真心甘居人下的，不是嗎？王體乾恐怕也不是真心相當“泥菩薩”吧？退一萬步講，即便王體乾和魏忠賢真的好得穿一條褲子，明熹宗重換一個掌印太監就是了，取代魏忠賢，名正言順！同時，明熹宗還可以藉此試探魏忠賢的野心和忠心到底各佔了幾成。魏忠賢何等聰明之人，明熹宗的這點小心思恐怕他早已心知肚明，這或許也是魏忠賢一直不謀求掌印太監之位的一個原因。一旦讓明熹宗起疑，魏忠賢恐怕離死期也就不遠了！別看明朝的權宦權傾天下，皇帝要殺他們，不過就是上下嘴唇碰一碰的事兒！劉瑾號稱“立皇帝”，可明武宗殺他時幾乎沒有費吹灰之力，不是嗎？有劉瑾的前車之鑑，魏忠賢哪裡還敢不低調？

農民工歪說歷史

都別搶，我來答。

從理論上來說，掌印太監確實比秉筆太監的地位和權力要大，按照明朝時期司禮監的職位劃分：

在掌印太監和秉筆太監之上還有一個提督太監，也就是太監們的老大。但是這個提督太監的職位似乎鮮少被授予，從整個明朝當權的大太監來看，他們幾乎都沒有擔任過提督太監這個職位。一般多是在掌印太監和秉筆太監之間流轉。

雖然從理論上來講，掌印太監權力和地位比秉筆太監要大，因為他掌握著最後一道流程的蓋章，沒有掌印，詔令文書就無法生效，而且掌印太監還有權力駁回，譬如他認為這道詔令不太合適，可以要求重新商討。

而秉筆太監始終只是按照皇帝或者大臣的旨意進行代筆，或者當皇帝完全讓他來披紅時，秉筆太監才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但是如果和掌印太監的關係搞不好的話，那麼顯然無法通過掌印太監那一環節，進而無法使自己的意見得到執行。

但從實際情況來看，掌印太監和秉筆太監的差別其實不大，歸根結底取決於是否受到皇帝的信任和器重。明英宗時期的大太監王振，他就是從掌印太監起家的，當時的秉筆太監是金英。但是金英對權力似乎並不是很感興趣，所以王振就越過金英去討好明英宗，由此當上的掌印太監。

王振得到了明英宗的器重，這讓金英不得不常常對王振採取妥協的態度。在很多事情上多是採用王振的意見，換句話說因為王振受到明英宗的器重，所以稱為司禮監實際上的領導人，而金英雖然是司禮監太監，但是也只能處處附和王振，小心行事。

王振是大太監劉瑾的偶像，劉瑾因此處處學著他這位前輩王公公，在明武宗繼位後，處處討好明武宗，每天為他尋找各種好玩的事情和樂趣，因此贏得明武宗的器重，後來出任司禮監秉筆太監，掌管了司禮監的大權，而那位掌印太監也淪為了他的附庸。

從這些事例我們可以看到，掌印太監和秉筆太監其實本來就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不會說出現兩個太監相互對抗的方式。因為這個權力本身來源於皇帝，而且其中任何一個太監一旦在皇帝那裡得寵，基本上就意味著另一個太監將無所作為。

譬如像萬曆皇帝一朝的大太監馮保，他既當過秉筆太監，又當過掌印太監。他是在隆慶朝時當上秉筆太監太監的，但是隆慶帝不是很喜歡他，所以那時候的馮保根本沒有什麼大的作為。直到隆慶去世的時候，他通過矯詔的方式把自己任命為輔臣之一，這才逐漸掌握了內廷的權力。

而且那時候萬曆還小，所以馮保的權力才進一步得到提升，後來晉升為掌印太監，並協助張居正進行改革，算是少有的好太監。魏忠賢先是通過巴結秉筆太監王安才在內廷中站穩腳跟的，後來他把自己的入宮介紹人魏朝的對食夥伴客氏佔為己有，沒想到在天啟朝時來運轉，通過客氏從而迅速發家。

因為這個客氏是天啟皇帝的乳母，所以很受天啟的尊重，他剛剛繼位一個月，就把客氏封為“奉聖夫人”，還把客氏和魏忠賢賜婚為夫妻，魏忠賢也得以通過客氏出任秉筆太監。而且當時魏忠賢不識字，按照規定是無法出任秉筆太監的，畢竟字都無法認識，你怎麼秉筆。

但都因為客氏的緣故而走了後門，而天啟皇帝大家都知道是一個有名的“木匠皇帝”，不喜歡處理國事和批閱奏摺，所有的這些事情都交給了魏忠賢。雖然魏忠賢不識字，但是他可以讓其它小太監代筆啊，其實這就屬於包工頭關係了，一層一層往下分包。

可見，掌印太監雖然地位和權力比秉筆太監高，但是能否發揮權力卻取決於是否得到皇帝的器重，像魏忠賢權傾一時，還不是被崇禎給拿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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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爐談史

魏忠賢本人不識字，只能掌東廠而不能為司禮監掌印。但其謀主王體乾、塗文輔、李永貞則都是“知識宦官”。

明代中央決策系統奉行的是“以內製外”準則，具體體現在司禮監的“批紅”控制內閣的“票擬”，也就是說內閣只能擬定意見和建議，能不能批准需要宦官來決定，尤其是皇帝不管事的時候。

那麼，知識化就是是明代宦官全面參政的前提和條件，也是明代中央決策系統“以內製外”權力結構的基本保障。明代宦官的知識化，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儒士的自宮或被強行閹割入宮，二是設內書堂對小內使進行系統的教育。

明代雖然屢頒自宮禁令，對自宮男子及其親屬也有懲罰性條例，但自宮者一直是明代宦官的重要來源。

宦官參政的培訓基地：內書堂

在明代，有一個廣為流行且言之鑿鑿的故事：洪武十年五月，有內侍以久侍內廷，言及政事，當即遭到明太祖的斥責，遣歸原籍，終身不用。為此，明太祖定製：“內臣不許讀書識字。”

但是，明代對小內使進行文化教育，又恰恰是在洪武時開始的。早在吳元年九月初設內使監時，已有“典簿”一職，正八品。又有“紀事”，正六品。既要典簿、紀事，自然得識字。但當時多用自宮及因罪受腐刑的文人。至洪武十七年、二十八年定內府諸司職掌，內官監“通掌內史名籍”，司禮監“掌御前勘合”，這些文籍工作，皆“以通書算小內使為之”。小內使自幼入宮，欲使其“通書算”，只可能是在入宮後對其進行教育。

與內閣由臨時措施到國家定製的演變一樣，內書堂也有一個由初創到定製的過程。洪武時，內官的教育以能識字為限；永樂時，開始有教官入內教書，所授者自不限於識字；宣德三、四年間，內閣開始擬票，內監也開始代皇帝批紅，對宦官文字方面素質的要求更高、更為迫切；正統初年，王振正式開設書堂，教內官“文義”或“義理”。

明政府對小內使的培養已經走向制度化。或者說，對於宦官的知識化問題，已引起最高統治者的極度重視。

內書堂出人才

內書堂始為內官監、後為司禮監的下屬機構，由司禮監提督、掌司等官掌管學籍、學規。在內書堂接受教育的小內使主要有四種來源：一是在戰爭中擄掠而來的少數民族幼童；二是外國進貢的被閹幼童；三是籍沒幼童；四是北方主要是北直地區被閹幼童。

內書堂就是從這些幼年內使中挑選學員的。他們從小離開父母家人，身遭極刑，其性格的堅毅自非一般紈絝子弟及讀書士子可比。況且在內書堂已無民族、門第的差別，主要靠個人的才智和鑽營，因而往往能造就人才。

內書堂的學業教育由翰林院負責，以編修、檢討或修撰，甚至侍講、侍讀為教習，一般每輪四人。從師資配備看，內書堂高於明朝的最高學府南北國子監。其課程既有社會上流行的啟蒙讀物《百家姓》、《神童詩》、《千字文》等，又有所謂“舉業”——《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這些，與一般的官學私塾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內書堂還有三門更為重要的課程：一為“內令”，包括太祖、太宗以來明朝歷代皇帝對宦官的戒諭。二為《忠鑑錄》，收集了各朝各代奉公守法宦官的事蹟，以為明代宦官效法的楷模。萬曆二十四年，四川按察僉事張世則還編纂了一部《貂璫史鑑》，備列歷代宦官之善惡，有評、有考、有論。禮部建議將其作為內書堂的必讀教材。三是判仿，即對具體事務的處理意見，以便日後對外廷奏章進行判答、對閣票進行批紅。從明政府為內書堂開設的課程，可以看出，設置內書堂的目的，是培養小內使的傳統道德觀念和實際參政能力。

除了儒士自宮及內書堂讀書外，還有一些宦官是通過各種方式的自學而達到一定文化水平的。天啟時的司禮監秉筆太監李永貞更是此類宦官的典型。永貞五歲時因家境困苦，由父親作主被閹割，萬曆二十五年十五歲時進京，四年後選入皇城為內侍，二十一歲因事下獄，“始讀四書、詩經，後讀易經、左傳、史漢等古書”。如此在獄中渡過十八年。天啟間因魏忠賢名下掌班劉榮的推薦，見重於魏忠賢，先入內書房，接著升為司禮監秉筆太監。

出身與出路

明政府設置內書堂進行常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明代宦官的知識化，並形成了一個特殊的階層——知識宦官階層。但由於出身的不同，知識宦官們的最終結局也不一樣。

內書堂讀書小內使們的出路，一般是撥到內府各衙門充當“寫字”。之後，小內使們均會歸屬於某太監名下，此太監即為“本管”；同時又有專人“照管”。如王安由內書堂分至司禮監寫字，便撥屬掌印太監馮保的名下，馮保為其“本管”；又由秉筆太監杜茂“照管”，杜茂為其“照管老叔”。

這樣，小內使一出內書堂來到內府各衙門，就已經有了靠山。這靠山不僅是身份上的，還包括此後學業上的，因而，其升遷機會自然遠比未入內書堂者多。況且，內書堂出身在當時的宦官中被視為“讀書正途”，如分在司禮監或文書房，更自比“內翰”、“清流”。

馮保在萬曆初歷數了自己的仕途：嘉靖十五年選入內書堂讀書，十七年撥至司禮監六科廊寫字，三十二年轉入內書房，三十九年升司禮監秉筆太監、管文書房事；隆慶初以秉筆太監提督東廠，六年掌司禮監印，直至萬曆十年罷退。

劉若愚則記載了萬曆時另一位司禮太監陳矩的“簡歷”：陳矩於嘉靖二十六年選入內書堂讀書，時年八歲；後撥至司禮監秉筆太監高忠名下寫字；萬曆十年時，已任典簿；二十六年以秉筆太監掌東廠，三十三年以掌東廠兼司禮監掌印。

馮保和陳矩都有一個由幼閹入內書堂、撥司禮監寫字，然後逐漸升為司禮監秉筆、掌東廠、掌印的經歷。明代中後期的司禮監秉筆太監，尤其是掌印太監，除個別例外，大抵都有這樣的經歷。

儒士自宮及內使中的自學者，其仕途則比內書堂讀書“正途”出身者坎坷得多。如屬幼閹入宮，尚能有所依附，而儒士自宮，則被眾閹視為“異類”，倍受歧視。當然，也有不少經過苦心鑽營而進入上層者，如劉瑾、塗文輔、李永貞等皆是，但也多是在非常時期依靠宦官中的派系矛盾而達到目的。劉瑾是通過攻擊司禮監太監王嶽等與外廷勾結取而代之，塗文輔、李永貞則是通過依附魏忠賢而為司禮監太監。

魏忠賢本人不識字，故只能掌東廠而不能為司禮監掌印。但其謀主王體乾、塗文輔、李永貞則都是“知識宦官”。

王體乾於萬曆六年入宮，選入內書堂，後升司禮監秉筆太監、掌文書房，並在天啟初年與魏忠賢合謀害死司禮監掌印太監王安而為司禮監掌印的。此後，凡是批紅改票之事，“(王)體乾獨奏，忠賢默然也”。塗文輔自宮前曾為墊師，在魏黨中以“有心計，善書算，通文理”而居重要地位。李永貞則在獄中苦讀了十八年，最終爬上司禮監秉筆的位置。這三人，恰恰代表著明代宦官知識化的三條途徑：內書堂讀書、儒士自宮、宮中自學。

各太監名下的掌班及主要辦事人員，也多屬“知識宦官”。王體乾名下的田玉、趙本政、劉文忠，都曾在文書房掌文書、寫字；魏忠賢名下的劉榮、苗全、劉文正、紀用、蘇雄、陳福壽、夏鑑等，或者曾在宮內教書，或曾管文書房。這些，也都是內府諸司中的有權勢者。

可見，明代宦官的知識化，又主要表現在上層宦官的知識化，準確地說，是知識宦官成為明代宦官上層的主體。這種狀況，與外廷國家機關的位置由文官集團所佔據極為相似。它適應並加速了宣德以後宦官的全面參政、促成了明代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雙軌制過程，並使得明代統治集團內部的派系鬥爭更為錯綜複雜。

寒武紀的寒冷

雖然魏忠賢不是掌印太監，但是掌印太監是他的鐵桿爪牙，一個唯他命是從的人，所以他也是無所謂了。

當時的掌印太監名為王體乾，原本只是一個膳食太監，在王安辭去司禮掌印太監一職後，王體乾抓住機會，拼命巴結客氏和魏忠賢二人，客氏作為皇帝的奶媽，能量巨大，魏忠賢也是靠她上的位。在客氏的一頓操作之下，王體乾順利的接過來掌印太監。

明朝體制，司禮監中，掌印太監最大，接下來才是秉筆太監、隨堂太監等等，魏忠賢是隨筆太監，王體乾就成了他名義上的頂頭上司。為什麼是名義上呢？王體乾知道自己的地位是怎麼來的，在別人面前他可以耀武揚威，但是在魏忠賢面前他就得低著頭，接連為魏忠賢剷除異己，魏忠賢也是很放心他。

秉筆太監享有批紅權，掌印太監享有審核蓋印的權力，魏忠賢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披紅，然後命令王體乾蓋印，王體乾根本不會有反對意見的。至於說魏忠賢不識字云云，個人覺得他入宮前可能確實不識字，但是入宮後還是會學一些的，不然披紅不全靠別人代筆了。

歷史伶俜者

魏忠賢其實才是最大的幕後玩家，在其擔任司禮監秉筆太監的時候，司禮監掌印太監是王體乾，但魏忠賢這個司禮監中首席秉筆太監是提領東廠的實權者，這在當時也算是改變了司禮監的權利構架，因此魏忠賢的秉筆太監之地位並不比掌印太監低。

明朝太監機構

朱元璋時期的宦官是不允許干政的，但自永樂時期開始，宦官開始登上政治舞臺，比如下西洋的鄭和。永樂十八年時設立了著名的特務機構東廠，由宦官執掌，掌管太監只對皇帝負責。明宣宗時，打破了朱元璋制定的太監不許識字的制度，在宮內設內書堂，提升太監的文化水平。成化十三年又設立西廠，置提督，與東廠並立。

明朝宦官專政真正起始於明英宗時的王振，也就是土木堡慘劇的始作俑者，汪直、劉瑾、魏忠賢這些權宦也成為大明王朝政治結構中的一大禍患。

司禮監的權變

宣德時期，直接影響司禮監權位變化的關鍵事件，是宣宗令內閣條旨和伴隨而來的批紅。德宗改變以往的奏章批閱流程，以內閣楊士奇等人為皇帝分擔政務，批閱章奏。章奏由內閣大臣先行過目，將批改建議寫在紙上，貼於奏疏背面進呈皇帝，再由皇帝御批，這也就是我們所知的票擬。面對這些票擬，皇帝是需要進行硃批的，但這樣的工作量也是難以完成的，因此德宗就下令由閣臣或是宦官代為批紅，加之太監此時已經受過宮廷內的文化教育，因此代替皇帝批紅的專職人員，即司禮監秉筆太監就順理成章的誕生了，秉筆太監遵照閣中票擬的字樣，用硃筆楷書代皇帝進行批閱，也為此後的權傾朝野埋下了禍根。

明英宗即位之時年幼，太皇太后張太后主政，但按照大明律歷，後宮人員不能與內閣面議取旨，因此內閣就實際上掌握了票擬權， 與此同時的批紅權就成了司禮監秉筆太監的專職，秉筆太監審閱完了之後還要提交給掌印太監審閱通過後才能蓋章。

到正統以後，司禮監將二十四衙門的實際大權攬於手中，諸如鎮守太監的調派、提督京營，東廠掌控，在形式上，掌印太監和首席秉筆太監是司禮監的首腦，兩大首腦與內閣部院形成了朝廷頂層的官僚體系。這裡的司禮監也就走向了權力的頂峰，這個時期的司禮監其實就是另外一個內閣了，司禮監掌印太監也就是與內閣首輔相對應的“內相”了。

明武宗時期，掌印太監不在提領東廠，而是由首席秉筆太監掌管，這就加強了秉筆太監的實權，雖然此時的掌印太監還是相當於首輔，但首席秉筆因為實權的加大，也就成了次輔。

魏忠賢的算盤

魏忠賢確實沒有擔任司禮監的一把手掌印太監，而是做了提領東廠的秉筆太監，此時的掌印太監是王體乾，而他的這個職位據清朝人記載，是魏忠賢和朱由校的奶媽客氏（也傳言為魏忠賢相好）抬上來的，並且對魏忠賢百依百順，相當於魏忠賢的傀儡了。

既然有傀儡可用，那麼批紅這麼繁瑣的工作就讓王體乾去辦吧，有重要的奏摺再報給魏忠賢定奪就好了，出了差錯，世人罵的是王體乾，而不是魏忠賢。而東廠這種特務機構，掌握著重要的機密信息，又享有皇帝給予的特權，當然要握在手裡，用於排除異己，收集情報，最大限度的為自己爭取利益。

棍哥觀史

實際上明代宦官衙門初始設置於朱元璋時期，其中司禮監早在洪武十七年就已經設置，一開始宦官衙門並不掌權，只負責後宮之中瑣碎的事情，比如掌印太監實際上也只是掌管皇帝的玉璽，皇帝用的時候負責給拿一下，僅此而已。

明熹宗時期魏忠賢就是司禮監秉筆太監，從官職等級上來說，掌印太監和秉筆太監幾乎平級，但實際上掌印太監才是司禮監主要做主的人，畢竟一個官方文書，只有蓋印以後，才能算數。

王安的資格更老，據說很小的時候就此後明光宗朱常洛，朱常洛當皇帝僅一個月病逝，王安又苦心孤詣的扶持明熹宗繼位，可以說在東林黨人嚴重，王安也算是自己人，而且也為皇帝立下過大功。

天啟元年，司禮監掌印太監盧受犯事兒被罷免，奇怪的是作為一任司禮監掌印太監，盧受的權勢居然不是很大，當時權勢比較大的是司禮監二號人物秉筆太監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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