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小哥金小欠

先用一个举例解答题主疑惑：中华民国的国民政府主席是国民党元老林森，这是法律上的元首，然而所有人都知道民国是蒋家的天下，所以坐什么位置不重要，重要的是权利和手腕。

东厂在手，天下我有

明代司礼监架构中，司礼监掌印太监是明朝十二监中最具权势的职位，有“内相”之称。在司礼监中排名第一，等同于外廷内阁首辅，位在秉笔太监之上，负责完成明朝国家决策中“批红”的部分最后的审核盖印。

其次就是掌东厂的首席秉笔太监，有参预机务的“批红权”，相当于内阁次辅兼任外廷都察院的一把手左都御史。

魏忠贤之所以甘愿“屈居人下”，主要是看上了东厂这个凌驾于国家权利之上的机构，方便自己控制和打击外廷不听话的大臣，这是实权。

外援在手，都得低头

一般情况下，掌印太监是司礼监地位最尊贵的，说话办事也是最有分量的，但应了开头举的例子——职位高低不等于权利大小，具体要看皇帝宠信谁。

对天启皇帝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奶妈“客氏”，这个女人在天启登基后成了众多太监眼里的香饽饽，因为后宫流行“对食”，这种宫女太监组成的事实夫妻，实质是一种后宫的政治同盟。

司礼太监王安，是第一个获得客氏垂青的人，也因此“夫凭妻贵”攀上了太监得最高宝座——司礼监掌印太监，本来拜于王安门下的魏忠贤，却挥动小锄头挖起了墙角，并成功拿下客氏，公开结成对食。

俩人在天启帝面前说王安坏话，最后把王安给整死了，这一下让后宫诸人知道了魏忠贤的手腕和毒辣，加上又有客氏这个强大的政治同盟，接任掌印太监的王体乾虽然官为司礼监之首，但是甘愿做魏忠贤的马仔。

被低估的天启皇帝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魏忠贤不识字，所以当不了掌印太监，这个理由实在站不住脚：如果魏忠贤不识字那他连司礼监都进不去，更别说当秉笔太监了；就算他真不识字，既然能进司礼监当秉笔太监，再当个掌印太监也不是问题。

天启帝喜欢做木工活不假，但是智力没问题，明朝皇帝喜欢扶持使用宦官，是为了和外廷大臣打擂台，自己居中做个裁判，不至于一家独大皇权旁落，哪怕前面出过刘瑾、王振等反面例子后代帝王依旧用的乐此不疲，这是一种平衡的手段。

就身为帝王这方面的觉悟，天启比崇祯要合格，以此可以推断：按惯例首席秉笔太监掌东厂，天启看重东厂这个维护皇权的私人耳目，故意把宠信的魏忠贤放在这个位置上，制衡东林党一家独大，同时方便给朝廷找银子。

有的人可能会问，明朝有掌印太监同时监管东厂的先例呀，既然天启看重宠信魏忠贤，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比如嘉靖时期的藩邸旧臣麦福、黄锦，万历时期的冯保、陈矩都是以掌印太监兼领东厂提督，这种情况还有一个专用名称“以印带厂”。

有先例在，天启却不用，那只有一种可能——还是制衡问题，或者说他有自知之明。

掌印太监位同内相，掌握国家决策中最重要的“批红”审核权，这项权利已经很大了。如果再把东厂这个权利怪兽也加上，以明末那种糜烂的局势，天启没有自信像祖辈万历、嘉靖那样的掌控力，所以至少要在明面上制衡掌印太监。

对于魏忠贤来说，掌印太监只是个虚职，谁坐都可以，只要盖章的时候没阻碍就行；首席秉笔太监可就不一样了，除了有“批红权”，主要还掌握着东厂这个大杀器，实权和虚名之间当然是选前者；而对潜于幕后的天启来说，这是必要的制衡！

疯狂的008

魏忠贤是秉笔太监。当时的掌印太监是王体乾。

魏忠贤不是没当上掌印太监，而是他不想当。

明熹宗朱由校即位之后，魏忠贤由惜薪司升为秉笔太监。天启三年冬，“兼掌东厂事”。可知，魏忠贤在司礼监的序列里，是秉笔太监兼管东厂。这个兼管东厂，是实打实的权力，而且是无边的权力。

说个故事。有一次，有四人夜里在密室饮酒，其中一个人喝醉了，谩骂魏忠贤，另外三个人吓得不敢出声。那个人还未骂完，东厂番子将四人押到魏忠贤的住所，立即将骂的人处寸磔，而慰劳另外三个人金子，三个都被吓得魂飞魄散不敢动。你看，这个提督东厂，权力多大！

那有比他还大的太监吗？

理论上讲，有。

《明史职官》写得明明白白，“司礼监，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无定员”。

本来，掌印太监比秉笔太监职位高，但王体乾很懂事，因为他的这个职位，是通过魏忠贤以及朱由校的奶妈客氏运作得来的，因此，他甘做魏忠贤的小弟。

而实际上，如果他翻脸不认人，以掌印之位压魏忠贤，那他应该分分钟就会挂掉。

王体乾很聪明，甘居魏忠贤之下，导致魏忠贤“一无所忌”。

咱们举一个例子。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是谁？一般人一定会脱口而出：“戴笠！”其实，戴笠是副局长，局长先后是贺耀组、钱大钧、林蔚等人。可军统谁说了算？还不是戴笠么。为什么这么安排呢？因为戴笠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太浅，而且在黄埔学生中的期别也低（第六期），蒋介石怕别的部下不服气，同时为了给戴笠找个挡箭牌，所以叫他任副局长，局长由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兼任。

懂了吗？

宰少

回答这个问题前有必要先说一下明朝宦官的组织架构。

明朝负责管理皇宫内务的分为十二监，四司、八局，统称二十四衙门。他们职责不同地位也是天差地别，其中司礼监，由于掌握披红和盖章的权力而居“二十四衙门”之首，而像“浣衣局”这样负责清洗衣物的部门，连皇帝面都见不到只能做苦力，地位可想而知。

在这些部门中只有主管才能被称之为“太监”官阶为正四品，其下还有少监和左右监丞等，所以说太监是宦官中出位高权重者，不是所有宦官都是太监。

说完明朝的宦官机构我们言归正传，秉笔太监和掌印太监按字面意思就可以解释，一个负责签字（披红）一个负责盖章，因为负责盖章的太监有最终决定权，所以掌印太监实权力打过秉笔太监，被称为“内相”。

不过根据《明史职官》中的记载“司礼监，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秉笔太监、随堂太监、书籍名画等库掌司、内书堂掌司、六科郎掌司、典簿无定员。”实际上在掌印太监之上还有提督太监。但是提督太监一般不设，也没听说过谁担任过提督太监。

魏忠贤的准确职务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监掌东厂，在他之上还有一名掌印太监，当时魏忠贤的顶头“上司”为掌印太监王体乾，那么魏忠贤为什么不当掌印太监呢?

原因有三

首先，根据惯例，司礼监秉笔太监还兼任东厂掌印太监，东厂在明朝是令人谈之色变的特务机关，不但可以直接向皇上汇报还拥有独立的司法权凌驾于国法之上。对于魏忠贤来说掌握东厂是实权，而掌印太监不过是虚位。

其次，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实则是魏忠贤的走狗，王体乾能够当上掌印太监全凭魏忠贤和客氏的运作，王体乾也将自己位置摆的很正，一意附忠贤，为之尽力，所以对于魏忠贤来说没必要争掌印太监。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根据《明史》记载“忠贤寻自惜薪司迁司礼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忠贤不识字，例不当入司礼，以客氏故，得之。”魏忠贤不识字，进入司礼监已经是破例，如果在担任司礼监首席掌印太监，恐怕落下口实，再加上已经掌握实权，所以掌印太监虚名不要也罢。

一点点历史

洪武十七年（1384年）四月，朱元璋对宦官机构进行第一次调整时，增设司礼监，主要负责掌管宫廷礼仪。当时的司礼监，只是众多内廷机构的其中之一，而且排在最末尾。

后来，等到明宣宗朱瞻基执政时，司礼监的权力得到很大提高，开始负责管理皇帝文书和印玺。再后来，随着明朝内阁制度的完善，内阁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大，皇帝为压制这种局面，就在内阁中设置了“票拟”和“批红”两道程序。

票拟就是内阁提出对某件事情的处理意见，而批红就是皇帝对于内阁意见进行审批，但由于明朝后期皇帝的怠政行为，批红这个程序就逐渐交由太监来代替执行。

因为，当时司礼监主要负责管理皇帝文书和印玺，所以这个批红的职责，自然而然就落到司礼监的头上。在这种背景下，司礼监遂上升为“十二监”之首，成为内廷权力最大之机构。

当时，司礼监内部设掌印太监、秉笔太监、随堂太监和提督太监。其中，掌印太监在司礼监中排名第一，主要负责保管皇帝的印玺，完成“批红”最后的盖印环节。至于秉笔太监，地位仅次于掌印太监，主要负责保管皇帝审核奏折的御笔，完成“批红”中的批阅环节。

通俗点解释，就是明朝政府处理某项事情的正常流程，是先由内阁大臣提出解决方案，然后由皇帝审阅，如果皇帝同意这个方案，就让秉笔太监在这个方案上面打勾；如果皇帝对这份方案不满，就会让秉笔太监在这个方案上写上自己的改进意见。

当然，不管是直接打勾，还是写上自己的改进意见，接下来这个方案都要再移交给掌印太监进行最后的盖章确认。如果掌印太监认同这个方案，就直接盖章确认，然后交由内阁去执行；如果掌印太监不认同这个方案，可以拒绝在方案上盖章，并将其打回去重审。

从这里可以看出，掌印太监的权力，可以说是非常大，因为他能直接否决皇帝和内阁大臣的意见，所以当时人们又把掌印太监与内阁首辅相提并论，而把秉笔太监比作是内阁的次辅。

在这种背景下，司礼监也形成为一个以掌印、秉笔太监为首脑的的内朝机构，他们在权力上，完全可以与内阁这个外朝机构分庭抗礼。

回到魏忠贤身上来，他作为天启年间最有权势的太监，按理说掌印太监理应当由他担任才对，但为何他却仅仅只担任一个排名第二的秉笔太监呢？其实，这个主要是由这两个职位的工作内容决定的。

首先，掌印太监的权力虽然最大，但他只有否定权。换句话说，对于内阁提出的方案，它只能选择同意或者不同意，而不能对其进行修改，更不能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在这种背景下，掌印太监的权力，实际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皇帝审核或修改过的方案，掌印太监又哪里敢否决呢？

反观秉笔太监，他可以名正言顺的在方案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虽然通常情况下，他的看法和意见，都是皇帝的授意，或者事先要经过皇帝的首肯才行，问题是，不是每个皇帝都愿意事无巨细，所以这个时候秉笔太监的操作空间，就变得非常之大。

比如，如果皇帝非常勤奋，凡事事必躬亲，这样秉笔太监自然就变成一个传话筒，没有什么实际价值；问题是，如果皇帝非常懒惰，而且又对这个秉笔太监非常信任，让他全权代理自己进行批复。在这种背景下，这个秉笔太监的权力，就变得非常可怕！

因为，这种情况下的秉笔太监，已经可以直接根据自己的想法，对国家的军政大事进行干涉，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关键是，皇帝既然愿意把这样一份权力交由秉笔太监来全权处理，也就意味着秉笔太监的意见，皇帝都是默认同意。这样一来，掌印太监又哪里敢否决呢？

与此同时，按照明朝的规定，通常情况下，东厂都督都是由秉笔太监来兼任，这样秉笔太监又相当于掌握了一支监察文武百官的特殊机构。面对这样一份武装力量，再配合他可以直接干涩军国大事，在这种背景下，秉笔太监其实就相当于在扮演皇帝的角色。

这也是为什么魏忠贤只当秉笔太监的原因，因为天启皇帝对他实在太信任，将批复内阁方案的权力全都交给他直接负责。在这种背景下，魏忠贤跑去当掌印太监，不是白白放弃手中这份大好权力吗？因此他就举荐王体乾去当掌印太监，自己则继续当秉笔太监。

我是赵帅锅

关于这个问题，还要从明朝司礼监的权力配置说起。明制，司礼监设提督太监一员、掌印太监一员和秉笔太监、随堂太监若干。理论上，司礼监的最高长官应该是提督太监。但是，纵观整个明王朝，几乎没有人担任过提督太监一职。因此，掌印太监成为了明王朝司礼监事实上的最高长官。虽说是掌印太监最高长官，但皇帝出于稀释权力、相互制衡的需要，将司礼监的职权进行了人为分割。秉笔太监负责批红，掌印太监负责最后审核用玺。换言之，掌印太监并不是司礼监说一不二的角色，他只负责最后把关，却无权直接干预秉笔太监的批红，最多也就是审核不通过，发回给秉笔太监重新来过！说白一点儿，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多少有那么点儿权力平衡的味道。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皇帝才是司礼监的正职，掌印太监只是排名第一、主持日常工作的副职，而秉笔太监则是分管具体工作的副职。掌印太监虽然排名在秉笔太监之前，却不是秉笔太监的直接上级！他们都是对皇帝这个正职负责的。

那么，魏忠贤为什么不谋求掌印太监之职呢？因为不需要！魏忠贤时期的掌印太监王体乾是走魏忠贤“情妇”、明熹宗乳母客氏的路子上位的。因为这一层关系，王体乾虽然是主持日常工作的掌印太监，他的饭碗却掌握在客氏手里。因为客氏和魏忠贤的这层关系，王体乾的饭碗实际上等于就是掌握在魏忠贤手里！因此，王体乾虽然排名在魏忠贤之前，却非常识趣，基本上就是充当了庙堂之上的泥菩萨一般的角色，与魏忠贤的关系相当融洽！如此一来，魏忠贤既可以获得实惠、还能得个“让贤”的美名，又何必取而代之呢？

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皇帝的信任。明熹宗对魏忠贤显然是更加信任的，魏忠贤虽然是秉笔太监，却拥有一项掌印太监王体乾没有的权力，那就是提督东厂！东厂作为明王朝的特务机关，拥有凌驾于国家司法机关之上的特权，这实际上才是魏忠贤赖以生存的安身立命之本！手里掌握着东厂，可以随时窥探群臣、群宦的隐私，可以抓住众人的小辫子，还可以利用手中凌驾于国家司法机关之上的特权对群臣、群宦造成一种极大的威慑，这恐怕才是魏忠贤有恃无恐的原因所在，远不是一个掌印太监的虚位可比的！有了提督东厂的权力，掌印太监的职位对于魏忠贤而言已经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了，倒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便宜王体乾。

最后，这里面恐怕也有明熹宗的一点儿小心思。毕竟“立皇帝”刘瑾的先例并不算太久远，明熹宗信任魏忠贤不假，但皇帝对于臣下的信任始终是有一个度的，没有哪个皇帝是无条件信任臣下的。因此，在魏忠贤之上设置王体乾这么一个“泥菩萨”掌印太监，实际上就是留了后手。如此配置，既不会出现掌印、秉笔争权的局面，如果有一天明熹宗想拿下魏忠贤了，给王体乾加码即可。没有谁是真心甘居人下的，不是吗？王体乾恐怕也不是真心相当“泥菩萨”吧？退一万步讲，即便王体乾和魏忠贤真的好得穿一条裤子，明熹宗重换一个掌印太监就是了，取代魏忠贤，名正言顺！同时，明熹宗还可以借此试探魏忠贤的野心和忠心到底各占了几成。魏忠贤何等聪明之人，明熹宗的这点小心思恐怕他早已心知肚明，这或许也是魏忠贤一直不谋求掌印太监之位的一个原因。一旦让明熹宗起疑，魏忠贤恐怕离死期也就不远了！别看明朝的权宦权倾天下，皇帝要杀他们，不过就是上下嘴唇碰一碰的事儿！刘瑾号称“立皇帝”，可明武宗杀他时几乎没有费吹灰之力，不是吗？有刘瑾的前车之鉴，魏忠贤哪里还敢不低调？

农民工歪说历史

都别抢，我来答。

从理论上来说，掌印太监确实比秉笔太监的地位和权力要大，按照明朝时期司礼监的职位划分：

在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之上还有一个提督太监，也就是太监们的老大。但是这个提督太监的职位似乎鲜少被授予，从整个明朝当权的大太监来看，他们几乎都没有担任过提督太监这个职位。一般多是在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之间流转。

虽然从理论上来讲，掌印太监权力和地位比秉笔太监要大，因为他掌握着最后一道流程的盖章，没有掌印，诏令文书就无法生效，而且掌印太监还有权力驳回，譬如他认为这道诏令不太合适，可以要求重新商讨。

而秉笔太监始终只是按照皇帝或者大臣的旨意进行代笔，或者当皇帝完全让他来披红时，秉笔太监才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如果和掌印太监的关系搞不好的话，那么显然无法通过掌印太监那一环节，进而无法使自己的意见得到执行。

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的差别其实不大，归根结底取决于是否受到皇帝的信任和器重。明英宗时期的大太监王振，他就是从掌印太监起家的，当时的秉笔太监是金英。但是金英对权力似乎并不是很感兴趣，所以王振就越过金英去讨好明英宗，由此当上的掌印太监。

王振得到了明英宗的器重，这让金英不得不常常对王振采取妥协的态度。在很多事情上多是采用王振的意见，换句话说因为王振受到明英宗的器重，所以称为司礼监实际上的领导人，而金英虽然是司礼监太监，但是也只能处处附和王振，小心行事。

王振是大太监刘瑾的偶像，刘瑾因此处处学着他这位前辈王公公，在明武宗继位后，处处讨好明武宗，每天为他寻找各种好玩的事情和乐趣，因此赢得明武宗的器重，后来出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掌管了司礼监的大权，而那位掌印太监也沦为了他的附庸。

从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到，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不会说出现两个太监相互对抗的方式。因为这个权力本身来源于皇帝，而且其中任何一个太监一旦在皇帝那里得宠，基本上就意味着另一个太监将无所作为。

譬如像万历皇帝一朝的大太监冯保，他既当过秉笔太监，又当过掌印太监。他是在隆庆朝时当上秉笔太监太监的，但是隆庆帝不是很喜欢他，所以那时候的冯保根本没有什么大的作为。直到隆庆去世的时候，他通过矫诏的方式把自己任命为辅臣之一，这才逐渐掌握了内廷的权力。

而且那时候万历还小，所以冯保的权力才进一步得到提升，后来晋升为掌印太监，并协助张居正进行改革，算是少有的好太监。魏忠贤先是通过巴结秉笔太监王安才在内廷中站稳脚跟的，后来他把自己的入宫介绍人魏朝的对食伙伴客氏占为己有，没想到在天启朝时来运转，通过客氏从而迅速发家。

因为这个客氏是天启皇帝的乳母，所以很受天启的尊重，他刚刚继位一个月，就把客氏封为“奉圣夫人”，还把客氏和魏忠贤赐婚为夫妻，魏忠贤也得以通过客氏出任秉笔太监。而且当时魏忠贤不识字，按照规定是无法出任秉笔太监的，毕竟字都无法认识，你怎么秉笔。

但都因为客氏的缘故而走了后门，而天启皇帝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有名的“木匠皇帝”，不喜欢处理国事和批阅奏折，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交给了魏忠贤。虽然魏忠贤不识字，但是他可以让其它小太监代笔啊，其实这就属于包工头关系了，一层一层往下分包。

可见，掌印太监虽然地位和权力比秉笔太监高，但是能否发挥权力却取决于是否得到皇帝的器重，像魏忠贤权倾一时，还不是被崇祯给拿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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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炉谈史

魏忠贤本人不识字，只能掌东厂而不能为司礼监掌印。但其谋主王体乾、涂文辅、李永贞则都是“知识宦官”。

明代中央决策系统奉行的是“以内制外”准则，具体体现在司礼监的“批红”控制内阁的“票拟”，也就是说内阁只能拟定意见和建议，能不能批准需要宦官来决定，尤其是皇帝不管事的时候。

那么，知识化就是是明代宦官全面参政的前提和条件，也是明代中央决策系统“以内制外”权力结构的基本保障。明代宦官的知识化，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儒士的自宫或被强行阉割入宫，二是设内书堂对小内使进行系统的教育。

明代虽然屡颁自宫禁令，对自宫男子及其亲属也有惩罚性条例，但自宫者一直是明代宦官的重要来源。

宦官参政的培训基地：内书堂

在明代，有一个广为流行且言之凿凿的故事：洪武十年五月，有内侍以久侍内廷，言及政事，当即遭到明太祖的斥责，遣归原籍，终身不用。为此，明太祖定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

但是，明代对小内使进行文化教育，又恰恰是在洪武时开始的。早在吴元年九月初设内使监时，已有“典簿”一职，正八品。又有“纪事”，正六品。既要典簿、纪事，自然得识字。但当时多用自宫及因罪受腐刑的文人。至洪武十七年、二十八年定内府诸司职掌，内官监“通掌内史名籍”，司礼监“掌御前勘合”，这些文籍工作，皆“以通书算小内使为之”。小内使自幼入宫，欲使其“通书算”，只可能是在入宫后对其进行教育。

与内阁由临时措施到国家定制的演变一样，内书堂也有一个由初创到定制的过程。洪武时，内官的教育以能识字为限；永乐时，开始有教官入内教书，所授者自不限于识字；宣德三、四年间，内阁开始拟票，内监也开始代皇帝批红，对宦官文字方面素质的要求更高、更为迫切；正统初年，王振正式开设书堂，教内官“文义”或“义理”。

明政府对小内使的培养已经走向制度化。或者说，对于宦官的知识化问题，已引起最高统治者的极度重视。

内书堂出人才

内书堂始为内官监、后为司礼监的下属机构，由司礼监提督、掌司等官掌管学籍、学规。在内书堂接受教育的小内使主要有四种来源：一是在战争中掳掠而来的少数民族幼童；二是外国进贡的被阉幼童；三是籍没幼童；四是北方主要是北直地区被阉幼童。

内书堂就是从这些幼年内使中挑选学员的。他们从小离开父母家人，身遭极刑，其性格的坚毅自非一般纨绔子弟及读书士子可比。况且在内书堂已无民族、门第的差别，主要靠个人的才智和钻营，因而往往能造就人才。

内书堂的学业教育由翰林院负责，以编修、检讨或修撰，甚至侍讲、侍读为教习，一般每轮四人。从师资配备看，内书堂高于明朝的最高学府南北国子监。其课程既有社会上流行的启蒙读物《百家姓》、《神童诗》、《千字文》等，又有所谓“举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这些，与一般的官学私塾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内书堂还有三门更为重要的课程：一为“内令”，包括太祖、太宗以来明朝历代皇帝对宦官的戒谕。二为《忠鉴录》，收集了各朝各代奉公守法宦官的事迹，以为明代宦官效法的楷模。万历二十四年，四川按察佥事张世则还编纂了一部《貂珰史鉴》，备列历代宦官之善恶，有评、有考、有论。礼部建议将其作为内书堂的必读教材。三是判仿，即对具体事务的处理意见，以便日后对外廷奏章进行判答、对阁票进行批红。从明政府为内书堂开设的课程，可以看出，设置内书堂的目的，是培养小内使的传统道德观念和实际参政能力。

除了儒士自宫及内书堂读书外，还有一些宦官是通过各种方式的自学而达到一定文化水平的。天启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更是此类宦官的典型。永贞五岁时因家境困苦，由父亲作主被阉割，万历二十五年十五岁时进京，四年后选入皇城为内侍，二十一岁因事下狱，“始读四书、诗经，后读易经、左传、史汉等古书”。如此在狱中渡过十八年。天启间因魏忠贤名下掌班刘荣的推荐，见重于魏忠贤，先入内书房，接着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

出身与出路

明政府设置内书堂进行常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明代宦官的知识化，并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知识宦官阶层。但由于出身的不同，知识宦官们的最终结局也不一样。

内书堂读书小内使们的出路，一般是拨到内府各衙门充当“写字”。之后，小内使们均会归属于某太监名下，此太监即为“本管”；同时又有专人“照管”。如王安由内书堂分至司礼监写字，便拨属掌印太监冯保的名下，冯保为其“本管”；又由秉笔太监杜茂“照管”，杜茂为其“照管老叔”。

这样，小内使一出内书堂来到内府各衙门，就已经有了靠山。这靠山不仅是身份上的，还包括此后学业上的，因而，其升迁机会自然远比未入内书堂者多。况且，内书堂出身在当时的宦官中被视为“读书正途”，如分在司礼监或文书房，更自比“内翰”、“清流”。

冯保在万历初历数了自己的仕途：嘉靖十五年选入内书堂读书，十七年拨至司礼监六科廊写字，三十二年转入内书房，三十九年升司礼监秉笔太监、管文书房事；隆庆初以秉笔太监提督东厂，六年掌司礼监印，直至万历十年罢退。

刘若愚则记载了万历时另一位司礼太监陈矩的“简历”：陈矩于嘉靖二十六年选入内书堂读书，时年八岁；后拨至司礼监秉笔太监高忠名下写字；万历十年时，已任典簿；二十六年以秉笔太监掌东厂，三十三年以掌东厂兼司礼监掌印。

冯保和陈矩都有一个由幼阉入内书堂、拨司礼监写字，然后逐渐升为司礼监秉笔、掌东厂、掌印的经历。明代中后期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尤其是掌印太监，除个别例外，大抵都有这样的经历。

儒士自宫及内使中的自学者，其仕途则比内书堂读书“正途”出身者坎坷得多。如属幼阉入宫，尚能有所依附，而儒士自宫，则被众阉视为“异类”，倍受歧视。当然，也有不少经过苦心钻营而进入上层者，如刘瑾、涂文辅、李永贞等皆是，但也多是在非常时期依靠宦官中的派系矛盾而达到目的。刘瑾是通过攻击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与外廷勾结取而代之，涂文辅、李永贞则是通过依附魏忠贤而为司礼监太监。

魏忠贤本人不识字，故只能掌东厂而不能为司礼监掌印。但其谋主王体乾、涂文辅、李永贞则都是“知识宦官”。

王体乾于万历六年入宫，选入内书堂，后升司礼监秉笔太监、掌文书房，并在天启初年与魏忠贤合谋害死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而为司礼监掌印的。此后，凡是批红改票之事，“(王)体乾独奏，忠贤默然也”。涂文辅自宫前曾为垫师，在魏党中以“有心计，善书算，通文理”而居重要地位。李永贞则在狱中苦读了十八年，最终爬上司礼监秉笔的位置。这三人，恰恰代表着明代宦官知识化的三条途径：内书堂读书、儒士自宫、宫中自学。

各太监名下的掌班及主要办事人员，也多属“知识宦官”。王体乾名下的田玉、赵本政、刘文忠，都曾在文书房掌文书、写字；魏忠贤名下的刘荣、苗全、刘文正、纪用、苏雄、陈福寿、夏鉴等，或者曾在宫内教书，或曾管文书房。这些，也都是内府诸司中的有权势者。

可见，明代宦官的知识化，又主要表现在上层宦官的知识化，准确地说，是知识宦官成为明代宦官上层的主体。这种状况，与外廷国家机关的位置由文官集团所占据极为相似。它适应并加速了宣德以后宦官的全面参政、促成了明代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双轨制过程，并使得明代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更为错综复杂。

寒武纪的寒冷

虽然魏忠贤不是掌印太监，但是掌印太监是他的铁杆爪牙，一个唯他命是从的人，所以他也是无所谓了。

当时的掌印太监名为王体乾，原本只是一个膳食太监，在王安辞去司礼掌印太监一职后，王体乾抓住机会，拼命巴结客氏和魏忠贤二人，客氏作为皇帝的奶妈，能量巨大，魏忠贤也是靠她上的位。在客氏的一顿操作之下，王体乾顺利的接过来掌印太监。

明朝体制，司礼监中，掌印太监最大，接下来才是秉笔太监、随堂太监等等，魏忠贤是随笔太监，王体乾就成了他名义上的顶头上司。为什么是名义上呢？王体乾知道自己的地位是怎么来的，在别人面前他可以耀武扬威，但是在魏忠贤面前他就得低着头，接连为魏忠贤铲除异己，魏忠贤也是很放心他。

秉笔太监享有批红权，掌印太监享有审核盖印的权力，魏忠贤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披红，然后命令王体乾盖印，王体乾根本不会有反对意见的。至于说魏忠贤不识字云云，个人觉得他入宫前可能确实不识字，但是入宫后还是会学一些的，不然披红不全靠别人代笔了。

历史伶俜者

魏忠贤其实才是最大的幕后玩家，在其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时候，司礼监掌印太监是王体乾，但魏忠贤这个司礼监中首席秉笔太监是提领东厂的实权者，这在当时也算是改变了司礼监的权利构架，因此魏忠贤的秉笔太监之地位并不比掌印太监低。

明朝太监机构

朱元璋时期的宦官是不允许干政的，但自永乐时期开始，宦官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比如下西洋的郑和。永乐十八年时设立了著名的特务机构东厂，由宦官执掌，掌管太监只对皇帝负责。明宣宗时，打破了朱元璋制定的太监不许识字的制度，在宫内设内书堂，提升太监的文化水平。成化十三年又设立西厂，置提督，与东厂并立。

明朝宦官专政真正起始于明英宗时的王振，也就是土木堡惨剧的始作俑者，汪直、刘瑾、魏忠贤这些权宦也成为大明王朝政治结构中的一大祸患。

司礼监的权变

宣德时期，直接影响司礼监权位变化的关键事件，是宣宗令内阁条旨和伴随而来的批红。德宗改变以往的奏章批阅流程，以内阁杨士奇等人为皇帝分担政务，批阅章奏。章奏由内阁大臣先行过目，将批改建议写在纸上，贴于奏疏背面进呈皇帝，再由皇帝御批，这也就是我们所知的票拟。面对这些票拟，皇帝是需要进行朱批的，但这样的工作量也是难以完成的，因此德宗就下令由阁臣或是宦官代为批红，加之太监此时已经受过宫廷内的文化教育，因此代替皇帝批红的专职人员，即司礼监秉笔太监就顺理成章的诞生了，秉笔太监遵照阁中票拟的字样，用朱笔楷书代皇帝进行批阅，也为此后的权倾朝野埋下了祸根。

明英宗即位之时年幼，太皇太后张太后主政，但按照大明律历，后宫人员不能与内阁面议取旨，因此内阁就实际上掌握了票拟权， 与此同时的批红权就成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专职，秉笔太监审阅完了之后还要提交给掌印太监审阅通过后才能盖章。

到正统以后，司礼监将二十四衙门的实际大权揽于手中，诸如镇守太监的调派、提督京营，东厂掌控，在形式上，掌印太监和首席秉笔太监是司礼监的首脑，两大首脑与内阁部院形成了朝廷顶层的官僚体系。这里的司礼监也就走向了权力的顶峰，这个时期的司礼监其实就是另外一个内阁了，司礼监掌印太监也就是与内阁首辅相对应的“内相”了。

明武宗时期，掌印太监不在提领东厂，而是由首席秉笔太监掌管，这就加强了秉笔太监的实权，虽然此时的掌印太监还是相当于首辅，但首席秉笔因为实权的加大，也就成了次辅。

魏忠贤的算盘

魏忠贤确实没有担任司礼监的一把手掌印太监，而是做了提领东厂的秉笔太监，此时的掌印太监是王体乾，而他的这个职位据清朝人记载，是魏忠贤和朱由校的奶妈客氏（也传言为魏忠贤相好）抬上来的，并且对魏忠贤百依百顺，相当于魏忠贤的傀儡了。

既然有傀儡可用，那么批红这么繁琐的工作就让王体乾去办吧，有重要的奏折再报给魏忠贤定夺就好了，出了差错，世人骂的是王体乾，而不是魏忠贤。而东厂这种特务机构，掌握着重要的机密信息，又享有皇帝给予的特权，当然要握在手里，用于排除异己，收集情报，最大限度的为自己争取利益。

棍哥观史

实际上明代宦官衙门初始设置于朱元璋时期，其中司礼监早在洪武十七年就已经设置，一开始宦官衙门并不掌权，只负责后宫之中琐碎的事情，比如掌印太监实际上也只是掌管皇帝的玉玺，皇帝用的时候负责给拿一下，仅此而已。

明熹宗时期魏忠贤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从官职等级上来说，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几乎平级，但实际上掌印太监才是司礼监主要做主的人，毕竟一个官方文书，只有盖印以后，才能算数。

王安的资格更老，据说很小的时候就此后明光宗朱常洛，朱常洛当皇帝仅一个月病逝，王安又苦心孤诣的扶持明熹宗继位，可以说在东林党人严重，王安也算是自己人，而且也为皇帝立下过大功。

天启元年，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犯事儿被罢免，奇怪的是作为一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的权势居然不是很大，当时权势比较大的是司礼监二号人物秉笔太监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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