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某日下午，一位身着西装礼帽、金发碧眼的人快步走入景福宫，前来面见朝鲜国王李熙。
这位法兰西共和国的外交使臣，与其说是前来和朝鲜国王谈判的，不如说只是来走个过场罢了。
在当时，朝鲜的宗主国清帝国,在列强面前尚且只有割地赔款的份；小小的朝鲜又怎能掀起什么风浪，更别说提要求了。
▲朝鲜第26代国王李熙
在短暂的礼节性交谈过后，朝鲜国王李熙便接过了法国使节递上的文书看了起来。这份条约和之前的那些没什么不同，无非就是要求治外法权、通商、驻港权等等。但李熙发现其中不同往常的加了一条：要求朝鲜合法化基督教、保护外国传教士人身安全和传教自由。
李熙也仅仅是注意到而已，他对这场谈判并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李熙也许不会想到，在这份《朝法友好通商及航海条约》签订的一百多年后，韩国的基督教人口由0上升到了1500万，整个国家竟然有30%的人口是基督徒。
这种变化在以保守著称的东亚简直不可思议，完全称得上是“神迹”。而韩国又是如何在短短的100多年里，从一个传统的儒家社会变成基督教如此盛行的国家呢？
▲韩国基督教徒进行集体礼拜活动
1.贫弱的传统宗教，难逢敌手
朝鲜的本土宗教历史久远，传统的“巫教”在几千年前便开始流行。朝鲜神话中，民族始祖檀君本身就是巫师。
而直到公元前后，半岛上崛起新罗王朝之前，朝鲜历史上都是漫长的“神政时代”——既教权社会。
朝鲜传统巫教又称萨满教，通过巫师的狂舞和高歌等仪式进行，为人们祈福、摆脱厄运；至今还可以在蒙古、西伯利亚地区看见这种宗教的身影。
但这种宗教归根结底十分“原始”，它没有严谨的世界观和教理，也没有自身的宗教典籍，祈祷显得十分世俗化，并不能满足人的精神需求，这些都让它与其他宗教相比显得十分落后，而吸纳信徒的能力自然也非常贫弱。
▲一位蒙古萨满教巫婆
到了高丽、新罗王朝时期，受中原礼佛之风影响，朝鲜半岛长时间的将佛教奉为国教，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和扶植佛教。
类似南朝皇帝梁武帝萧衍出家为僧，朝鲜这两个王朝里也有不少王公贵族甚至皇子出家为僧，崇佛程度可见一斑。
朝鲜佛教的兴起类似中国，佛教在朝鲜的衰落也简直和中国如出一辙。李氏朝鲜（1392年—1910年）时期，朝鲜太祖李成桂统一半岛后实行尊儒排佛，将僧侣定为“贱民”，并且把所有的寺庙都赶到山里。
之后，朝鲜灭佛程度越来越深，将佛像融化后拿去制造兵器，甚至出家为僧将被视为是违反法律的行为。
在朝鲜王朝统治时期，这种高压政策从未缓和，任何试图复兴佛教的行为都会遭到朝鲜儒家士大夫和官员的激烈反对。尽管16世纪后佛教有所恢复，但始终无法融入主流社会，只能成为被边缘化的存在。
▲朝鲜王朝太祖李成桂
儒学传入后，朝鲜王朝也效仿中国建立科举制度并大兴儒学，提供了上升阶梯，并一定程度上有了社会流动。
与中国不同的是，朝鲜将儒家视为宗教。以四书五经为典籍，有各种各样的祭祀礼拜活动，并且有自身的世界观和道德规范，一定程度上还可以给人精神安慰。以此来看朝鲜便是典型的儒教国家，儒家和程朱理学在这是绝对的权威。
▲一位朝鲜传统老师正在教授学生
而到了近代社会，这套儒教理论面临相当大的冲击。一方面是受西方工业社会影响，朝鲜的传统农村结构也在解体；另一方面是日本崛起后对朝鲜不断侵蚀，朝鲜本土传统知识分子没有出路。
儒教的两根支柱即将倒塌，而儒教也无法应对朝鲜危急存亡时期的许多问题，因此其衰落甚至崩塌都是必然的。这造成了19世纪末朝鲜社会的普遍信仰危机，大家面临信仰真空只能寻找新的支柱，而此时基督教趁虚而入来到了朝鲜半岛。
2.朝鲜半岛上基督教的秘诀，对症下药
近代历史上，欧洲人在全球的传教活动，主观上当然是为了发展教众、扩大本教派势力这一宗教渗透目的。但客观上，也给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带来了西方人创造的宗教以外的文明成果。
例如在朝鲜半岛，基督教会重视关注妇女平权，并建立了许多医疗机构，改善了当地的医学水平，这些都使基督教能快速的在朝鲜开拓市场。
▲1914年,在汉城传教士的年度会议
传教士们为了拉近与平民百姓的距离，往往免费施药和诊疗，在这种措施下民众便接受了传教士们的存在，并潜移默化的被影响着。
▲延世大学，最早为由长老会传教士华罗斯·安德伍德创立的孤儿院
在甲午战争结束到1910年，朝鲜被日本彻底吞并的这十几年内，朝鲜人产生了空前的亡国感和焦虑，他们迫切的想找到救国的道路，而西方技术恰好提供了一条明路。
传教士们就抓住朝鲜人这一心态，一边传教，一边在朝鲜推广西方技术和思想。朝鲜第一批平民学校便是教会建立的教会学校，在此之前朝鲜传统教育只接纳贵族。
在这些操作下，宗教形象就披上了先进文明的外衣。
西方传教士显然发现了，和东亚其他民族一样，朝鲜民族一直重视子女教育。然而到了国破山河在的20世纪初，子女没有地方上学，成为上至贵族、下到贫民所焦虑的一大问题。
于是，靠兴办学校来讨好朝鲜人，成为宗教团体的一大策略。
1901年至1910年间，基督教会共开办了4所专门学校，40所高等普通学校，601所普通学校。而当时的朝鲜王朝官办学校仅仅只有三所。
二战后韩国许多领导人物都是这一时代教会学校出身的，比如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
▲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
同时，教会还抓住了朝鲜沉重的父权压迫问题，积极向女性进行传教活动。对于长期在社会生活中边缘化的女性群体，教会无疑为她们提供了平等的机会，她们在主日学校担任老师和义工，传教士也会挑选妇女作为执事或者培训牧师助手。
1886年传教士玛丽·斯克兰顿创建了梨花女子学堂，为女性提供了教育机会。这些举措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在早期传教活动中，教会中女性一般多于男性。
▲韩国著名高校梨花女子大学，其前身为梨花女子学堂（现在是中国游客去首尔的网红打卡景点，因学校周围的女性时装店而著名）
其实，了解西方宗教历史的人都知道，教廷历史上一贯压制妇女权利，即便是今天，罗马教廷也常常和女权人士撕的不可开交。
所以，并非宗教人士真心为了男女平等，而是半岛当时女性地位之低，让西方传教士找到了道义上的切入口，来改造朝鲜人的观念。
3.半岛政治活动中不可忽视的教会力量
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教会在此时与朝鲜半岛的民族主义结合，基督教成了抗日民族独立的大本营之一。
▲1919年3月1日，朝鲜爱国示威者在塔洞公园高呼独立万岁
1909年，一名朝鲜民族主义者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殖民政府以此为借口于1911年制造了“105人阴谋事件”。日本军警对123名教会学校的师生进行抓捕，而传教士也被指控犯有阴谋罪。
之后更是对新民会等半岛民族主义组织进行打击，逮捕七百多人。随后殖民政府要求教会学校和医院必须符合总督府的标准，并且学校正规课程中不能包含宗教课程。
1911年日本殖民政府又发布了“教育令”，规定学校强制教授日语，并且将教授内容限制在一些基础教育和初级技术层次，试图将朝鲜人教育为“仆从民族”。
这些措施的结果就是促使教会彻底拥抱朝鲜民族主义者，让两者紧密合作。1919年3月1日韩国爆发“三一运动”，旨在解放朝鲜半岛实现民族独立。《独立宣言》上署名的33人中有16人为基督教徒，同时全韩各地反日集会也多在教堂举行。
由此，日本殖民地政府便更加下定了迫害基督教的决心，但最终教会还是没能被彻底根除。
▲殖民政府警察正在杀害朝鲜爱国人士
我们当然不能把朝鲜半岛民族独立这样的丰功伟绩，归功于基督教。不过，可以看出，基督教深度介入半岛政治风云，是其一贯传统。
二战后，
韩国国内政治运动中，基督教的身影也没有缺席。韩国1980年5月18日爆发“光州事件”，时任韩国军政府总统全斗焕与民众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最终导致240人死亡、409失踪、5019受伤。整个事件当中，当地天主教会当起了急先锋，他们设立了广播站，煽动人们对全斗焕政府的愤怒。在军民冲突中，也毫不掩饰的冲在前线。
韩国进入民主化时代后，教会力量更是左右逢源如鱼得水。韩国政坛本来是派系林立，特别是按地域分派系，派系之间斗争非常激烈。但多任总统，虽然属于不同地域派系，但居然在宗教信仰上，都还整齐划一。
▲韩国政坛按照地域划分的三大派系及其代表人物
在民主化前有朴正熙这样的忠诚信徒总统，民主化后当选的“民主斗士”金大中总统也同样信仰天主教，甚至李明博总统本身就是韩国某基督教会的长老。
对世俗政治的影响力渗透之深，还不止于此。
一定程度上韩国的基督教力量还可以左右国家立法。2011年韩国政府计划制定法律，以筹措向阿联酋出口核电站所需的100亿美元资金，但没想到遭到了教会的强烈抵制。
当时的天主教会会长在就职仪式上甚至威胁要把李明博拉下马，最后总统不得不在“国家早餐祈祷会”中下跪以示屈服。
一国元首都不得不下跪，教会在韩国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李明博与夫人在早餐会中下跪
4.韩国基督教再思考
在历史上西方宗教确实对半岛的教育、医疗等发展起到了帮助作用。但凡事并不能只看一面，要明白在这背后是列强入侵、农村普遍破产和亡国的危机。
▲韩国的基督教堂
韩国现如今的基督教会可谓是五花八门，教派繁多。但不客气的说，其中有大量的邪教团体，比如最近一位女子感染新冠肺炎后还多次出入教会，成为超级传染者，并造成1001人隔离，而这位女子进入的教会便是邪教“新天地”教会。
在21世纪工业化社会的今天，韩国仍然有这么多人选择拥抱宗教寻找心灵慰藉，这明显不是因为两千多年前的宗教典籍写的多好，而是说明韩国人的心态现在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韩国基督教宣传画中，身着韩国民族服饰的人们跪拜耶稣，显示出韩国人夹杂的民族情绪与宗教狂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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