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戰爭打了一年多，雙方都已經筋疲力盡，中國在陸上取得了鎮南關大捷，而法國攻佔了澎湖。中、法通過清廷的英國僱員、海關總稅務司赫德在倫敦談判停戰，已進入最後階段。
在清廷看來，澎湖失守只是部分抵消了中方鎮南關大捷的戰果，並沒有改變雙方談好的結束戰爭的條件。清廷同意先簽署停戰協議，並通過赫德催促法方儘快簽字，但此時的茹費理內閣因為鎮南關慘敗全體辭職，已經成了看守內閣。
茹費理深知兩國對這場戰爭都已覺得十分疲憊，深恐自己辭職之後接任的內閣別生枝節。作為看守內閣總理，茹費理於4月4日召集已經辭職的各部部長進行商討，一致達成立即簽約的意見。
1885年4月4日，這是一個重要時刻，法國外交部政務司司長畢樂代表法國，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主任、英國人金登幹代表中國，在中法停戰議定書上正式簽字。簽字的電報傳回中國，4月7日，清政府頒發上諭停戰。停戰令傳達到越北前線，正要集中兵力進攻北寧和河內的清軍各部將士震驚了。
馮子材、王德榜等前線將領代表前線軍民上書請戰，保證以一年為期把法軍趕出越南。左宗棠、彭玉麟、張之洞等督撫大員也上書進諫，全國輿論大譁。但清廷急於收回基隆和澎湖，嚴令越北戰場清軍各部按約撤軍。
直到4月13日，法國遠東艦隊才知悉清政府已經批准和約，在此前艦隊又在臺灣海峽攔截了一艘西方輪船，俘虜了船上乘載的700餘名清軍、截獲了船上的10萬兩軍餉。4月13日這天，法國遠東艦隊司令孤拔中將在澎湖灣接到了轉發的中法停戰電報，第二天即下令解除對臺灣海峽的封鎖。
5月21日，對基隆和淡水進行封鎖的法艦陸續撤到澎湖島。孤拔以為仍然可以永久佔據澎湖，但到5月底，才沮喪地得知澎湖列島也必須放棄的消息。
6月3日，中國海關巡邏船“飛虎”號被放還。6月9日，在天津，中法和約的正式文本《中法和平友好貿易條約》由李鴻章與法國特使巴德諾簽署。條約規定：法國的遠東艦隊在一個月內撤出臺灣和澎湖列島。
兩人簽字後，巴德諾致辭：“此條約結束中法糾紛，並願使其迅速遺忘，同時增進兩國接觸以加強並發展雙方共同利益。”李鴻章答辭：“願中法兩國今後友誼之強固有如夜霧消逝後之旭日”。
中法戰爭後，清廷大治水師，以為找到了富國強兵之道，在不徹底改革制度的前提下，只要把“器”搞上去就行，歷史證明這只是一種錯覺。這場不勝不敗的戰爭不過是帝國最後的夕陽餘暉，迴光返照而已。
10年後的1895年，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在這場戰爭中，參戰的主力淮軍普遍更換了新式的後膛槍，還建立了獨立的炮隊和貌似堅不可摧的炮臺，船不可謂不堅，炮不可謂不利，仍敗於新崛起的島國日本之手。
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割讓臺灣給日本，中法戰爭中的立下戰功的唐景崧和劉永福，此時一為臺灣巡撫，一為防務幫辦，再度攜手抗擊前來“接收”的日軍。而不久唐景崧喪失鬥志，攜款化裝逃回大陸，劉永福率黑旗軍堅持抗擊，損失殆盡求援無望，也只得乘船內附。臺灣自此淪陷為日本殖民地長達半個世紀。
用赫德的話說，“可憐的中國到了這個節骨眼還沒有覺醒，認清變革勢在必行”。面對甲午戰後列強對中國的瓜分的野心，赫德說，“中國人歷經兩千年來的馴化，熱血早已冷卻，不過我認為這些日子以來的絕望會使熱血以最狂暴的方式沸騰，屆時我們這些洋人會被趕出北京。”
1900年，赫德的預言變成了現實，中國的民族情緒以最狂暴的方式爆發了，義和團進入北京，火燒教堂、圍攻使館，屠殺洋人和中國教民。由此引發了庚子之役，八國聯軍侵入北京，逼迫清政府簽約賠款，全面屈服。
義和團之亂對赫德的打擊是巨大的，他豪華的私邸被付之一炬，與友人的書信、日記、畢生積蓄遭到洗劫。在西方一片報復之聲中，赫德卻保持了難得的冷靜。他說：“拳亂無疑受到了官方的煽動所致，但它也合乎民心，它能如野火燎原，純粹是一場自發的愛國運動。”
赫德道出了部分真相。但是，趕跑了外國人，中國就一定能變好嗎？民族主義是把雙刃劍，揮舞不當就會傷及自身。1908年，落寞的赫德離開了這個他服務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國家，清帝國的壽命，此時和他一樣時日無多矣。
清廷治下的中國，根本問題在內不在外，不僅是工業化和軍事技術裝備的落後，真正致命的是體制問題，當時西方列強已普遍成為法治國家，而清帝國仍對君主立憲猶豫不決，喪失了改良的最後時機。
大清王朝這座破舊的老宅，雖由裱糊匠努力貼補，勉強支撐，隨著中興名臣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李鴻章等相繼離世，帝國的夕陽餘暉逐漸消失黯淡。
1911年9月20日，赫德在英國病逝，20天后武昌起義爆發。清帝國在新世紀第一個十年的變革動盪中，被辛亥革命的疾風驟雨徹底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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