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楼日落

最近，央视一套播出了反应改造国民党战犯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特赦1959》，可以说是好评如潮，也引起了人们对战犯这个群体的重新认识。其实今天我们所说的战犯，一般指的是侵华日军战犯、国民党战犯和伪满洲国战犯。在关押期间，这些战犯有没有死在战犯管理所的呢？

回答是肯定的，由于种种原因，在关押期间有战犯死亡。下面举例说明。

大家都知道红色经典小说《红岩》吧？讲述了解放前夜，中共地下党组织在重庆的一些活动，以及江姐、许云峰等共产党人在渣滓洞、白公馆与敌人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里有个反面人物徐鹏飞，其原型叫徐远举，公开身份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少将军衔，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在西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是一名臭名昭著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江姐等共产党人就是死在他手。建国后徐远举被俘，先关押在重庆第二监狱，1956年与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军统局云南站长沈醉等人一起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

徐远举在功德林努力学习、改造，希望早些被特赦。1959年9月中共中央建议特赦一批关押满10年、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战犯。消息传到功德林，这些被改造了10年之久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欣喜若狂。据徐远举的军统老同事沈醉回忆，当时他们正在郊外的秦城农场劳动，刚刚收工还没有吃晚饭，徐远举到管理员办公室拿报纸，第一个看到了特赦的消息。沈醉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徐远举）特别放大嗓门，用他那地道的湖北大冶口音高声宣读：‘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当特赦两个字读出后，大家的心便像被什么强大的吸力吸住了似的。”

电影中的徐鹏飞（徐远举）由项堃扮演

不知什么原因，特赦了几次战犯，都没有徐远举，同为军统高级特工的沈醉1960年就被特赦了，这对徐远举打击很大。1973年冬天，徐远举在战犯管理所因工作问题与人发生争吵，下工后用冷水洗澡，结果因脑血管破裂不治而亡，死时只有59岁。

民国年间那些事

我们就说说871名国民党战犯吧。死在改造期间，这种情况当然有，比如恶贯满盈的“大特务”徐远举，比如《特赦1959》中蔡守元的历史原型张淦等，但他们都是病死的。

因为，相关部门对各类战犯定下的基调是一个也不杀，连徐远举，周养浩，康泽等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人也不杀。

蔡守元

871名国民党战犯，被分成了四类：头等战犯、首要战犯、重要战犯和普通战犯

第一类以蒋介石等为代表的头等战犯，原本为80人，后来又加入了在双堆集战场命令部下释放毒气的第12兵团司令黄维，计有81人。

可实际在押的头等战犯，只有杜聿明、王陵基（原四川省府上将主席）、黄维等三人。

第二类为首要战犯，实际在押的为方靖、王耀武、马励武、宋希濂、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66人。判定首要战犯的标准为：中将及以上师长、军长、副军长、兵团司令、省府主席、省党部书记长及特务中的重要分子。

但18军少将军长杨伯涛、青年军206师少将师长邱行湘等国民党军实力人物，虽然不符合标准也被归入了此类。

特赦1959剧中的周养浩

第三类为重要战犯，以第三兵团司令张淦为代表；其他的为普通战犯。

首要战犯中，在押期间病亡的共有10人

这十人分别是病亡于1962年的原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原陇南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沈鹏，病亡于1963年的原整编26师中将师长马励武；

病亡于1970年的原第四绥靖区中将副司令米文和，病亡于1971年的原军统局川康区区长廖宗泽，病亡于1972年的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原17兵团中将司令刘嘉树、原48军中将军长莫德宏；

病亡于1973年的原整编72师中将师长杨文瑔，以及病亡于1974年的原44军中将军长王泽浚。

桂系第三兵团司令张淦虽然病亡于1959年，虽然他也达到了中将以上军衔、整编师师长以上军职的标准，可并没被列入首要战犯名单，他只是重要战犯。

特赦1959剧中的杜聿明

在押的头等战犯中，杜聿明、黄维原本一身满是致命的病，却都被治好了

刚进功德林时，杜聿明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肾结核、脊椎结核、胃溃疡等各种严重致命的各种疾病。

黄维的疾病则更多，主要有重度肺结核，副睾结核，颈部淋巴结核，结核性腹膜炎，肋膜炎等，也都是要命的病。

要不是所里斥重资在香港购买抗生素，把他们送进条件良好的医院全力治疗，并为他们提供牛奶、猪肉、鸡蛋等营养性食品，杜聿明很难走出功德林，黄维也很难走出抚顺管理所。

所以杜聿明说，国家既医好了我的心病——思想病，又医好了我的身病——结核症，真是再生之恩德。黄维也说，国家治好了他“垂死的多年重病的恩德，何止是再生父母”。

相信杜黄所说，应该都是肺腑之言。毕竟，浑身重疾的他们，最终都能幸运地活着走出了管理所。

司马砸光

早年军统局最年轻的处长沈醉是第二批被特赦的战犯，时间是1960年11月，他后来曾经回去探望仍然被关押的徐远举、周养浩等原“同事”，特地还带了一本小说《红岩》，并且对徐远举说：“这部小说写的很好，很受读者欢迎，希望你能对照小说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行，争取早日获得特赦”，后者当时比较乐观：“我们很快就会出去的，你就等着给我们接风吧”，显然，徐远举低估了这部红色小说的威力。

对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内关押的各种战犯实行特赦，始于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这一年的9月18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央的决定和特赦令：“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宣布特赦是适宜的。。。”，比较聪明的徐远举知道第一批轮不到自己，作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区长兼侦防处长”、重庆“11.27大屠杀”的刽子手，他深知自己的罪孽深重。

徐远举是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抓获的，那一天是他35岁的生日，随后押赴西南军区设于重庆郊区四德村的拘留所，再转至白公馆关押，最后才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作为毛人凤的得力干将，他先后主持了破坏“挺进报”、在重庆解放前夕又亲自指挥了对监狱中革命者的大屠杀、以及对重庆各重要设施的爆炸破坏等，杀人如麻，罪行累累。

对这些罪恶徐远举心知肚明，所以刚被捕时情绪非常低落，曾经对同伙说：“别人可以不死，特务不能不死；特务可以不死，我徐远举不能不死”，几次转押期间都怀疑自己要被枪毙，事事怀疑，抵触改造。陈赓将军曾经专程去探望过宋希濂等黄埔校友，但是接见名单里并没有徐远举的名字，他感觉心灰意冷，为此还曾经跟宋希濂大打出手。

随着时间的推移，徐远举渐渐了解了我党的政策，尤其是特赦令宣布以后，改造态度变得积极起来。1959年10月起，主动撰写交代材料，以“血手染红岩”为题目详细回忆了自己所犯的罪行，按照功德林管理干部的看法，徐远举的认罪态度还是比较诚恳的。他的材料结语是：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下，我恢复了人性，分清了是非善恶，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党和政府把我由鬼变成了人。

延至1964年底，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已经特赦了五批战犯，“军统三剑客”里面的沈醉已经出狱，但是特赦名单上仍然没有徐远举和周养浩二人的名字。徐远举虽然没有灰心继续在改造自己，然而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范围内已经掀起了巨大影响，又赶上了特殊的历史时期，来功德林提审徐远举深挖材料的单位越来越多，令其压力骤增。

大约从70年代初开始，徐远举的情绪开始波动起来，血压高的毛病也经常复发，而血压一高，他的脾气和嗓门就大，特别容易激动。1973年1月19日，徐远举在曾经缝纫劳动时，因为心不在焉所缝制的10件衣服都不合格，当检验的管理干部要求他返工时，他再次激动起来，大吵大闹表示不服，事情过去以后，徐远举仍然不能平静下来，满脸通红。

徐远举试图冷静下来，就跑去洗漱间用冷水冲头，由于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当天晚上就发起了高烧，血压也骤然升高，第二天早晨起来刷牙时，忽然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战犯管理所的医生闻迅赶来救治，诊断的结果是脑血管破裂，于是紧急转送北京复兴医院治疗，但是仍然未能抢救过来，1月22日晚，徐远举死亡，时年59岁。

报告送到总理办公室之后，周公一度很生气：“徐远举还没有60岁，年龄不大嘛，怎么会死”？并责成有关部门调查，结果是徐远举确实死于脑溢血。两年以后的1975年，所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犯全部被特赦，但是徐远举却没有等到那一天，死在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关押期间。

度度狼gg

当然有死的，不仅有病老而死的，还有被杀的呢！

很多国民党将领在被俘虏时，决议自杀，最终没有死成。这种人代表有宋希濂和王云沛。

宋希濂担任国民党军队第十四兵团总司令，在白马山之战后主力被击溃，就分散逃走，脱离国军战斗序列，在川南山区到处跑。到大渡河时，有个警卫说“七十二战，战无不利，忽闻楚歌，一 败 涂 地 ！ ” 宋希濂就起了效法项羽“乌江自刎”的念头。自杀时，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抢过了他的手枪，不多时，宋希濂就被俘虏了。

王云沛是国民党浙江省中将保安处长，解放军解放浙江时，他走投无路，一头扎进大海里只求一死。没想到解放军战士把他捞了上来。一次死不成，就不想第二次了。王云沛骗战士“我是当兵的”，没想到战士直接拿出了他的照片，于是就成了俘虏。

到了战犯管理所，还有一些人心存侥幸，想要逃跑。刘秉哲、罗贤达二人，在国民党部队里均为军长，关押期间曾两度越墙逃跑，被抓回后，仍不甘心，暗中鼓动他人抗拒改造。一名叫周元圣的死硬军官，被俘后经常吵架骂人，不仅自己时常寻找着逃跑的时机，还怂恿其他战犯暴动出逃。有一天夜里，他独自跑到院中大喊大叫：“大门打开啦，赶快逃跑呀，大家快冲啊！”他一边喊，一边向警卫冲去。还有一个叫姜湘龄的。为效忠“党国”，拒不服法，动辄叫骂声声。同屋的人责备他几句，他竟心存怨恨，夜持斧头，砍伤两个熟睡者的脑袋，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当然，这些带着花岗岩脑袋想去朝拜上帝的人，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还有很多不知名战犯，在管理所里闹出了各种自杀的戏码。有的人用砖头砸自己的脑袋，有的想用刮胡子的刀片割断喉管，有的吞金，有的喝蓝墨水，有的跳楼，有的跳井……为了防止战犯自杀，管理所想尽了各种办法，甚至还装修了橡皮房间，把想自杀者安置在里面。

在《特赦1959》中表现很好的沈醉，其实在管理所里写了不少的“反诗”。比如“绛帐新垂列绮罗，满庭桃李尽娇娥，东风枉费吹嘘力，不及前朝雨露多。”再比如“全城锣鼓响喧天，满庭笙歌夹管弦。悄问座旁邻院女，今宵花月为谁妍？”有人算过，沈醉在几个月就写了上百首反诗。

一开始，战犯们在管理所不敢交代自己的罪行，不愿意多说话。可是他们最后却发现，解放军把他们关起来，其实时保护他们。徐远举、周养浩等特务曾经把被囚禁在白公馆和渣滓洞的三百余名共产党政治犯全部杀害，包括著名的共产党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等。1952年清明节 ， 重 庆 有 数 千 人 到 白 公 馆 烈 士 墓 前 扫墓，“坚决要求镇压反革命！”“为死难烈士报仇”的口号声震天动地。特务们发现，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挡住群众，保护了他们的安全。

战犯们越来越认识到共和国的战犯管理政策，开始争相交代罪行。国民党第二兵团七十军代军长邓 军 林 交 待 了 一 桩 他 人 不 知 的 血 案 。 当年，他在沂蒙山区时，曾活埋过一位参加革命的母亲。那一幕惨剧，至今仍时时萦绕在心，使他永远不能忘怀。当刽子手将这位被绑着的年轻母亲推进土坑后，又残忍把孩子地丢进去。孩子倒在妈妈身边问 ：“妈妈，我睡哪头？”

事情很快变味了。一些战犯开始吹牛，吹嘘自己多大官，干过多少大事，想从中得到管理所的有待。一些特务小喽啰硬说自己时大特务，还把上司的事情扣在了自己头上。可是这些旧社会带来的吃空饷、欺上瞒下的伎俩怎么会欺骗到管理所，最后都被揭穿了。

在战犯管理所，战犯们通过自我管理，积极劳动的方式实现了自我改造。典型就是郑庭笈管理澡堂和黄维研究永动机，虽然困难重重，却得到了同学们共同的鼓励。

真正让战犯们脱胎换骨的，是战犯管理所组织他们到全国各地参观。国军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看到天堑变通途的武汉长江大桥，再对比自己长江上坐船差点倾覆，感叹共产党办实事说真话。昔日大特务文强，在武汉长江大桥上写诗道“九月天高天气晴，登临揽胜大江清。雄桥飞渡联南北，万国通途会古城。三镇毗连秋水共，两江交汇锦云横。我身不觉在霄汉，睹此宏图暗自惊！“

杜聿明参观长春时，发现长春市郊建立起现代化的汽车厂，感到极其震惊。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郑庭笈看到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回忆自己之前驾驶过的汽车因为零件损坏就要全车报销，盼望国家能自己造汽车，却不得不在老将命令下打内战。杜聿明开着解放卡车，直呼太棒了。

宋希濂参观北京八大胡同，发现昔日的窑姐们已经改邪归正做了棉纺织厂的女工，大都嫁给老实人成家立业。宋希濂回忆以前鸦片烟横行，就连四川的滑杆轿夫也依赖它提升力气。到现在，黄赌毒已经彻底清除，宋希濂感慨共产党力量伟大。

这就是战犯改造的全过程，新中国用这种方式和旧社会告别，实在是太牛了。

历史知事

可以很肯定的说有，因为历史原因，这里我就介绍几个死在监狱的日本战犯，不过在这之前，我还想多说几句。

日本战犯在我国历经了两个时期，一个是民国时期，一个是新中国时期。不得不说对于大多数日本战犯而言，他们是幸运的，因为老天对这帮恶魔大开幸运之门，让他们赶上了好时候。

对于战犯的处置，民国时期以“严惩”为主，149名战犯被处死，400多名战犯被判处有期徒刑。而新中国则已“感化”为主，这是我党的老传统，我党接收日本战犯后，经过审判，一千多名战犯无一人被判处死刑，量刑最重的也不过18年有期徒刑，而有的战犯因为身体原因还不予起诉。

宣判结束后，我方又多次释放战犯回国，到1964年，所有战犯全部释放，嗯，这很仁慈。

好了，话不多说，下面还是言归正传吧！死于监狱的那些日本战犯们：

梅津美治郎

日本陆军大将，曾出任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和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是发动侵华战争的元凶之一，也是东京审判的日本28名甲级战犯之一，1945年日本战败后，代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因癌症病死于东京巢鸭监狱。

白鸟敏夫

日本外交官，曾是日本驻意大利大使，他与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浩共同促成德意日三国同盟，力主入侵我国，日本投降后做为甲级战犯被判处无期徒刑，1949年因癌症死于东京巢鸭监狱。

平沼骐一郎

日本政界元老，激进派代表人物，抗战期间任内阁总理大臣，积极谋划并支持入侵东亚各国，也曾参与入侵苏联的诺门坎战役，日本战败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2年病死鱼巢鸭监狱。

佐佐木到一

日本陆军中将，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1937年全面战争爆发后，被任命为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旅团长，南京沦陷后，纵容部队在城内屠杀，进行百人斩比赛的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就是他的手下，在南京，他曾指挥部队一次屠杀我国军民三千多人，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日本投降后，他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6年突发脑血栓死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的日本战犯，由于我方的精心照顾，所以病死率特别低，关押的近千名日本战犯，因病治疗无效而死亡的只有38人，病死率仅为4%，这是世界战俘史上最低的死亡率，堪称奇迹，而其余的战犯到了1964年全部释放回日本。

我们对恶魔仁慈，希望真的能感化他们，而不是另一出“农夫与蛇”的故事。

咸鱼闲聊

最近央视上映的《特赦1959》特别的火热，此电视剧真实反映了建国后国民党战犯管理工作，展现出我党政治智慧和伟大魄力。

建国后，为了便于对战犯的教育和管理，1956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国民党战犯集中关押在北京功德林、辽宁抚顺、四川重庆、山东济南、陕西西安和内蒙古等地。

坚持“惩治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改造方针，取得了巨大成就。从1959年至1975年，先后七批次释放了数以百计的国民党战犯，使得他们重获新生。

而不同的战犯由于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一些战犯身体出现疾病，但在战犯管理单位精心治疗下，大部分从新获得健康，但也有个别人因为年龄和疾病严重等原因，最终没有走出战犯管理所，其中比较出名的有以下几位：

【一】汤尧。合肥武备学堂、陆军大学特别版第5期毕业，曾任黄埔军校上校兵器教官，1949年12月任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并兼任第8兵团司令官，1950年1月23日在云南元江被捕被关押在战犯管理所进行劳动改造，但是最终他没有走出管理所，于1962年在关押中病逝。

【二】刘嘉树。1903年出生，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湖南益阳人，1948年9月授陆军中将，任第十七兵团司令官。1950年2月6日在广西平南关被解放军俘虏，1972年3月3日，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病逝，享年69岁。

【三】钟彬。1900年出生，广东省兴宁人，川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军校一期，陆军大学正则班第9期。1949年11月，在涪陵被俘，1950年2月下旬，因患机型疟疾去世，终年50岁。

【四】王靖国。1893年出生，山西五台县人，晋军阎锡山嫡系，以包头为基地，势力扩展到安北五原临河固阳及伊盟东胜等地。他的部队驻防包头长达10年之久，1934年王靖国升为十九军军长，人称“绥西王”。1949年太原战役期间，阎锡山指令王靖国为守城主将之一，4月24日，被解放军生擒。1952年病逝于战犯管理所。

【五】张淦。1897年出生，中将，桂系骨干将领，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校，1949年4月，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2月1日在广西博白被解放军俘虏，后关押于北京功德林战犯改造所。1959年2月因病逝世于改造所，享年62岁。

【六】杨文瑔。1905年出生，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二期。后任蒋介石的侍从参谋，抗战时为第61师第181旅旅长，第50师师长，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粤北会展等战役，抗战胜利后任整编第72师中将师长。1947年在山东泰安被俘，1973年病逝于战犯管理所。

【七】陈林达。1904年出生，湖南湘潭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二旅排长，新编第五师连长，第二十五师营附、团参谋主任。1946年起任东北“剿总”第五十二师一九五师师长，1947年11月任新编第5军中将军长，1948年1月7日所部于辽宁新民县公主屯地区被人民解放军全歼被俘，1970年1月14日于抚顺战犯管理所病故，终年66岁。

肯定有啊，我不知道题主说的战犯是特指国内的，还是包括国外的。但是题主所提问的重点应该是在这个“死”字上，我国对被俘国民党战犯官员的改造中，就遇到顽固不化的，原国民党军长，刘秉哲、罗贤达二人，自己屡次试图脱逃，被抓回来后不但自己拒绝改造，还一直鼓动别人对抗改造。还有周元圣顽固抵抗改造，半夜冲击哨兵，诱骗其余战犯炸营哄乱。姜湘龄，拒绝改造，日夜吵闹，引发同屋不满生隙，暗地偷藏伙房斧头，趁夜砍杀同屋，至一死一伤。这些人的下场，可想而知，这叫自作孽不可活。

李三万的三万里

当然是有的，比如说，徐远举就是小说里徐鹏飞的原型。还有王陵基他的官衔最高，他们都是因病死亡的。不是被杀的，共产党枪毙掉的国民党方面的将军到是有，不过那个是在解放前的事情了，这个人叫郝鹏举原来投靠了日本鬼子，后来由于日本鬼子战败了，就又投靠了共产党。不过后来又投靠了国民政府，而且还杀掉了共产党派去的政工干部。不过郝鹏举的叛乱？并没有几天就被陈毅平灭了，郝鹏举本人被俘了，在押送途中试图逃跑，被解放军就地处决了。

爱看爱思考

二次大战后盟军关押的战犯就有死的。比较著名的有德国的戈林元帅和日本的寺内寿一元帅。

作为纳粹党内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戈林在宣判前离奇地服毒自杀。而作为侵略华北的首恶，日军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在日本投降后被英军关押在新加坡，1946年6月12日在被作为甲级战犯押往东京接受审判前夕因消化道癌症病死在南洋。作为他的下属代他向盟军投降的日本第七方面军司令板垣征四郎则作为甲级战犯，在东京审判被判处绞刑。

解放后，我国在各地设立了一些战犯管理所，用于关押在解放战争中俘获的国民党中高级战犯以及苏联转来的部分日军及伪满洲国战犯。其中较著名的有位于东北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抚顺战犯管理所

抚顺战犯管理所原为“辽东第三监狱”，从1950年7月至1975年3月，先后关押了972名日军侵华战犯和71名伪满洲国战犯，以及354名国民党战犯。其中末代皇帝溥仪就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被关押的日本战犯被分批遣返回国。

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在抚顺树立的谢罪碑

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日军战犯的改造最为成功。在我国特别军事法庭的审判中纷纷低头认罪，表示忏悔。比如日军中将藤田茂在听到我军事法庭判处其十八年徒刑后，痛哭流涕，表示要求改判死刑向中国人民谢罪。1963年2月被提前释放回国后，担任日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长”，之后多次访华，一直到1980年去世一直从事中日友好。

在关押期间，也有战犯死亡。如日军中将佐佐木道一，在日军攻占南京时担任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旅团长。在南京大屠杀中，日军第十六和第六师团是最凶残的两只部队。其中那个两名日军军官进行杀人比赛的“百人斩”就是出自佐佐木的旅团。1955年佐佐木在狱中病死。

佐佐木道一

太原战犯管理所

这是一个特殊的战犯管理所，于1952年7---10月共接收了从华北各地转来的日军战犯140人，其中132名是在日本战败后又加入蒋阎军队与解放军作战时被俘虏的。在日本战败时这批人的军衔和职务分别是校官（佐官）2名，尉官38名，下士和士兵25名，行政官吏25名，特务、宪兵30名，企业管理者14名。而在他们参加蒋阎军队被解放军俘虏时，有少将7名，校级军官80名，尉级军官16名，特务、医生、技师等29名。后有部分人员被移送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

其中除河本大作（很熟悉的名字）等七人在关押期间因病死亡外，其余全部被遣返回日本。

1949年后，我国共关押了日本战犯1109名，其中969人为苏联移交的关东军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40名为日本投降后被蒋阎留用的日本战犯，作战中被解放军俘虏。有47名在关押期间死亡，到审判时还剩1062名。

伪满洲国和国民党战犯

对于伪满洲国和国民党战犯，我国从1959年开始至1966年4月，连续特赦了六批共296名。之后由于WG的原因，一直到1975年3月，将剩余的国内战犯全部特赦，共293名。

由于关押时间过久，很多战犯年事已高且疾病缠身，因此被关押期间一直有死亡发生。

根据抚顺战犯管理所在1971年给总理的报告中，1966年死亡1人，67年5人，68年8人，69年9人，70年10人，71年两个月即死亡3人。

而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黄维等，这里面同样出现了战犯死亡。

如军统头子徐远举，因为《红岩》让他家喻户晓。他就是书中描写的审讯江姐的特务徐鹏举的原型。在关押期间跟其他战犯吵架，洗完澡出门时脚一滑摔倒，没等送到医院就死亡了。

关押国民党战犯的除了北京功德林和抚顺两个较有名的战犯管理所外，我国还建立了其他战犯管理所。由于关押的战犯职务较低，因而名气没前两个那么响亮。

山东战犯管理所

战争期间，战俘管训是由华东军区解放军官训练团负责，先是在苏州，后迁到山东为山东军区解放军官教导团，后改名山东战犯管理所，地址先是在禹城后于1957年迁到济南。

共关押有中将10名，少将97名，上校152名，中校44名，少校21名等各级战犯389名。1975年6月，根据特赦令，在押战犯全部释放。

除了因病死亡的外，还有一个刘秉哲（中将），1950年11月7日在苏州因逃跑被处决。

此外，在西安还建立有一个战犯管理所。

1975年2月27日，公安部给中央写了《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提出有13名战犯应当继续关押，不能特赦。毛主席看后嫌公安部太小气，做了批示：“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于是，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的战犯管理所剩余在押战犯全部释放。

未被关押的国民党军

相对于被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战犯来说，还有一些国民党将领就没那么幸运。

解放战争中，对于被俘的国军将领大多数都是进入解放军官教导队管理，但是也有极个别的是抓到后枪毙。

如郝鹏举，此人一会投靠蒋介石，一会又投降日本人当伪军，日寇投降后又起义参加我军，在看到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时竟然将我军派到其部进行改造的新四军秘书长、山东野战军联络部部长朱克靖抓捕送给蒋介石当见面礼，导致朱克靖牺牲。后我军歼灭了郝鹏举部，俘虏了郝鹏举。在押解途中朱克靖的老部下将其打死。

还有一个戴炳南，因出卖准备起义的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导致起义失败，黄樵松和解放军代表晋夫及侦察参谋翟许友在雨花台英勇就义。他因而当上了三十军军长。49年5月2日，解放太原的解放军抓住了戴炳南，7月8日将其枪毙。

南京雨花台的黄樵松等三位烈士像

解放初，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而美军进入朝鲜又让那些国民党兴奋起来。潜伏下来的一些国民党特务和国民党军官四处搞爆炸、暗杀等破坏活动，同时很多国民党军官与土匪勾结，使得各地出现了大规模的匪患。于是，新中国在开展大规模剿匪的同时，也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

对于被抓获的土匪中的国民党军官、特务一般都是枪毙；一些在解放战争后期起义、投诚、被俘的国民党将领，被教育后释放回到原籍的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也被抓起来枪毙了一些；还有一些早年就解职回家的国民党军将领也在运动中被镇压。这些人大多是在解放前犯下血债的，如曾经参加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的国民党将领等。

这个数字总计有两三百人。

我淡如菊

有，孙殿英1947年就在关押、改造过程中病死了。

關鍵字: 军事 历史 战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