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流歌
你好！
这次疫情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真的不能只靠工作，我们的工资是按月发的，如果这个月不去上的话，只有底薪，尤其像这次疫情，我本身是做销售的，也是按照绩效来发，这次疫情无端端的就损失了1/4的时间，而目标都是在年前就定好了的，如果说公司整体会考虑的话还不错，如果人家公司要是不考虑的话，今年一年相当于白瞎了，也不知道这个疫情究竟要闹到什么时候，如果说真的像新闻上说的，要闹到五月份的话，今年真的就白瞎了，所以还是要有副业。
路遇少商
从公元2000年至今。中国经历了非典，汶川地震。玉树地震。三鹿奶粉事件。还有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每一个事件之后，整个社会好像被凝聚团结起来了。你会发现哪怕是大部分键盘侠和愤青。也能暂时放下分歧，进入到主流的意识形态中。平时劳资双方的矛盾，老师与学生的矛盾。穷人与富人的矛盾。男人与女人的矛盾。都因为一个全国性的疫情戛然而止。不同阶层的人，不同职业的人似乎都把关注点转移到了疫情上面，而无暇顾及到诸多的矛盾上
作为心理工作者，在疫情爆发这一个多月里面，我能最明显的感觉到平时最多的关于家庭婚姻与亲子和情绪方面的咨询量大幅度下降。
因为全国一个月的封闭。让夫妻紧密的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几乎24小时寸步不离。降低了婚外恋的发生率，还有杜绝了工作太忙不能陪太太的尴尬。所以这就减少了婚恋的心理咨询数量。
青少年心理咨询大部分围绕的都是学习问题。所有学校无法开学，孩子还处在假期当中。这样孩子平时在学校里才容易爆发的，问题也就被隐藏了。
那么关于上班社交产生的情绪问题，诸如抑郁，交际障碍等也因为天天宅在家而得以缓解。
那有人会问了，这个疫情这么严重，难道不会产生心里有问题的人吗？ 当然会，但是这个疫情所造成的心理问题是普遍性的。当即使个别人有心理困惑，但是看到了所有人都处在这种环境里边儿，自己也就不再那么焦虑了。
在历经了一个多月的与亲人朝夕相处，足不出户。以及天天关注手机上失去生命的患者。可能大部分人内心里想着庆幸。因为自己和家人没被感染，还留有生命。我想疫情结束了以后，每个人可能都会更加认真的对待自己的未来，包括更好的生活和工作。以及更好的陪伴家人。
曲奇483
疫情过后去社会心态的培育任重而道远。突发自然灾害的发生或者重大传染疾病的流行，不仅威胁公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同时也会对包括医生在内的社会大众的心理健康造成一定影响。如何及时疏导不良情绪，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筑牢疫情防控的良好社会心态，可以增强包括医生在内的社会大众的心理免疫力，提升社会公众应对疫情的信心。同时这种良好社会心态的培育能够减少疫情期间的社会矛盾，为抗击疫情创造良好的大环境。重要的是信息公开透明化，让社会能够及时了解疫情监测，不要造成无端的恐慌情绪！
灵魂深处伴你随行
短期影响可能会有，比如更愿意在家做饭，更愿意陪伴家人，但是时间久了就不好说了，该出去吃出去吃，该出去喝出去喝。对我而言，比较长期的有几点改变：
1、得有副业，不然关靠一个工作，一件事有点难以支撑2、更学会享受健康快乐的生活，人生该看淡一些东西一些人事
岁月流歌
我认为令我最为关注的三个问题，或许是我们将必然面对的问题，因此我在这里从心理出发，结合教育与文化说一说。 1对焦虑、恐慌、愤懑、恐惧、愧疚的亲朋好友我们应做点什么？ 2大灾大疫的过程与过后的文化问题，即我们的家庭乃至圈子的意义生产与再生产 3关于社会需求的预示 一、对焦虑、恐慌、愤懑、恐惧、愧疚中的亲朋好友我们应做点什么？ 在大灾大疫面前，我们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不光是被冠状病毒光顾的，正在或需要治疗的人们，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 我们这个民族都是心手相连的。 因此，很多人的思绪走进了疫情信息和相关的舆论， 我们牵挂着那些和我们拥有共同特征的人们，在这个时候，和我们共同点越多越重的人，我们牵挂的就越深，这是我们人类所共有的心理特征，也是我们以之为美而传承的文化。 刷新疫情信息，求证转发，表承诺表态度，设身处地地分析一些情况，站在道德的舞台谴责一些人，也为我们抗击冠状病毒的队伍在呐喊助威。甚至，有些人感同身受而凛然泪下，无法自抑，情到深处时，忽感头晕恶心，心突突的，脸红红的，明知自己看疫情就不舒服，还忍不住非要去看。从一种以图文为介质的共情，演化成一种生理的不适。 当你发现自己或是身边的亲朋好友出现上述情况的时候，希望你给予一定的关注，这可能是替代性创伤的表现。 巨大的社会负面事件容易造成集体性的情绪应激现象，正如有人说“灾难面前是人性最真实的曝露”。人们会因为持续收到负面信息的影响，而产生焦虑、恐慌、愤懑、恐惧、愧疚等多种起伏的情绪。这些情绪会进一步影响到人们的决策和行为，这其中最典型的是两种：替代性创伤应激障碍和创伤后心理应激障碍。 替代性创伤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两者相比，前者是得知他人创伤经历后发生的，后者是直接遭受创伤引起的，但是替代性创伤给个体带来的危害就如同PTSD的各种症状一样。 最容易被替代创伤的是内心特别柔软和最善良有爱的那一群人，他们往往是妇女、孩子和那些多愁善感的文化人。 在心理学角度，面对这种情况，“倾诉”与“倾听”的意义尤为重大。 我们将一个家庭或是一个由亲朋好友组成的小圈子里，可能被替代性创伤者分为两种，并根据这两种情况给大家提供一些建议，有助于我们遏制创伤的加深与蔓延： 1爱倾诉的可能被替代性创伤者 在一些人的观点里，这类人不属于被替代性创伤者，但是他们在受到持续负面信息影响后，因焦虑、恐慌、愤懑等情绪造成的影响，而出现不能自抑地表达，有些人还会在这种情绪下不能自抑地与意见不一致者展开过分的争论。 我们衷心的希望这一类人的家属以及朋友给予他们多一点的关心与聆听： 不要在他们说的起兴的时候打断他们； 不要躲清静似的忽略他们的感受而期待他们自我冷却； 不要责备他们给家里或是朋友的小圈子带来负面的情绪； 不要否定他们说这些话的意义； 而是尽可能地耐心地听他们把他们的想象或是观点表达完， 并且给予他们的情绪以回应。 例如，“所以你觉得这么做不对？”“所以你生气了？”“我想这的确让你感觉很无奈。”这一类的言语。 在他说的言语里捕捉他想倾诉的内容， 不否认他的体会，不驳斥他的感觉，不否定他的愿望，不贬低他的主张， 而和他一起讨论感受和需求， 在感受和需求话题上，把他们的注意力吸引出来。 这种心理学的套路与亲人或朋友交流不是一种敷衍，这比起你去摇旗呐喊或是感叹报国无门要有意义和有价值得多。因为你在“套路”的这些人，如果不能在他们有足够安全感的范围内消解自身的情绪，而参与到社交网络气氛的哄抬和群体性的想象和猜测中的话，会让更多的人受到这种难愈创伤。 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上述的情况了， 请照顾自己的内心，刻意地减少与这些信息的接触，尽可能地放下手机和身边的人沟通一些生活化和休闲化的内容，或是看会儿书，思考思考来年的小计划，乃至打会儿手游都未尝不可。实在不知所措的话，把你想说的写成文字私信发给我也可以。 2不爱倾诉的可能被替代性创伤者 在受到持续性的负面信息影响后，焦虑、恐惧、愧疚的情绪可能影响这些人决策和行为，乃至生理反应的主要因素。而出现不能自抑的悲伤，茶不思饭不想地去关注这些信息，在内心里否定好的趋势和希望，乃至他觉得自己是个袖手旁观的幸存者，假惺惺地伪装出一副愤怒又担心的样子而感到愧疚。 我们希望这一类人的家属以及朋友给予他们多一些的关心，并给他多一点的价值感： 不要否定他杞人忧天的意义和价值； 不要责备他因为悲伤的情绪影响到了他人； 不要嘲笑他悲伤的情绪； 特别是不要重申他的无能为力， 而是尽可能地用封闭式的问题促使他们通过言语把话说出来，然后倾听他的内心，肯定他的价值。 例如，“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我觉得你好像不太高兴是不是？”“你不想吃饭是遇到了什么情况么？”“你想不想和我说说话？”这一类的言语。 尽量不要用“你怎么了？”这样的问法，这或许会给他们造成新的心理压力。 用这种非是即非的问题引导他和你说话， 不带指责，不带定性评价，不嘲笑他的品味，不污蔑他的人格，不怀疑他的感受， 引导他把他埋藏在内心和纠结于情感的话说出来，适当的限制他的行为而不限制他的愿望和情绪，捕捉他言语里的愿望回应他，然后给予他价值感。 例如，“我也希望这样，这样可以帮助到很多人，然后被我们帮助的人还会去帮助更多的人”。一类言语。 我们只是顺着他的愿望回应他，让他在想之中体验那种价值感，而不要答应他或试图帮助他完成不切实际的心愿。如果在这时候，他的实验愿望的想法坚定了，你可以试图使用前述针对爱倾诉可能被替代性创伤者的套路以限制他的行为，并最终和他谈点儿别的。 用这种方式和自己受伤的亲人或朋友交流有什么不妥。这比你告诉他要坚强、看着他经受磨练而为他高兴，或是赞许他的善良要好得多。 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上述情况了， 要清楚你只是迅速地意识到了危险，并且很深刻地意识到了危险， 克制自己，尽量不看相关的信息， 你不需要担心自己漏看的那些信息会是重要的， 因为那些重要的信息往往是你不需要自己去找就可以看到的， 你可以尝试着做一个劝说者，用自己的危险意识来提高家里人的危险意识， 趁着有空多陪伴家人，督促他们按时吃饭，保证作息。 二、大灾大疫的过程与过后的文化问题，即我们的家庭乃至圈子的意义生产与再生产问题 每一次大灾大疫都会出现一个文化社会心理学问题。 我们如何用言语、图像等形式形塑这个过程中给人留下印象的人与事。 似乎社交媒体上，更多的人是在政治、伦理、道德的角度做着一些评价。 这里面更多的观点集中在给一些人和事儿定性，和对一些疫情趋势的预判。 似乎在转发量，赞同量之间，在做着一些没有意义的投票一样； 也有一些人似乎在转发点赞，以及发表自己的见解方面，寻求着一些内心深处的自我价值感； 还有一些人紧紧地坚持着服从于自己在工作与生活之中的人设； 其实每一个人的表现和他内心的感受往往都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往往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这些，与之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所经历大灾大疫之后的群体反应大多是一致的。均是人在人性的高光时刻，正常的形成印记，却率先建立起主观文化，在主观文化下对人或事予以型塑，并快速地无意识地将其加工成共享意义，而后迅速地推进共享意义的分布。从路径上讲，这往往与安定时期不太一样。 从文化动态建构论角度看，在社会认知范式、社会表征范式、社会认同范式相应的个体内过程、群体过程、群际过程的演化之后，才会形成一种或是影响相关的文化自觉。 从过程上讲，它由我们的文化基础决定，又根据我们的文化基础在暗流涌动中竞争着，最终优势文化会取代劣势文化，成为我们每个人高级心理特征中倾向性和动力性系统的一部分，并有可能就此传承下去。 这里面我想谈两件事情， 一个我认为最重的， 对1至3岁的孩子与3至6岁的孩子如何解释这里面的反常现象的问题 我们如何与他们交流，我们怎么说， 典型的不快乐的人都是年轻时被剥夺过一些正常满足的人，他会因此更看重这类满足而不是别的，这也就让他的人生倒向了一边，他会极为关注这类满足的实现。 这对于这么大孩子的父母和亲人着实是一种挑战。 很多人可能会说“我们等着政府给一个正文不就可以了么？” 但是，就今天这种情况，面对一系列的反常，你认为你对这么大的孩子说“大家都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咱们在保护自己”…… 这些话，你认为他们能听懂么？ 对于1至3岁的孩子，往往当你的言语和他的全部感官感受能够形成联结的时候他们才能形成正确的文化建构——即大脑中的“印记”和感官感受的正确对应。 因此，我们希望大家面对自己1至3岁的孩子或是朋友1至3岁的孩子的时候，能够有所克制！尽量的聆听和分析孩子内心之中所期冀的那些正常的满足，在这个基础上给予孩子答复并尽可能的迁移这种期冀或给予他们这种满足。千万不要用自己临灾临疫时的思维模式，像对成年人一样迅速推进自己那份共享意义的分布，也尽量不要简单的用“做贡献”这类孩子们不能直接获得的感受来搪塞他们。 3至6岁的孩子可能对成年人的一些行为有了一些理解，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确会拒绝我们平常乐于接受的一些人和事，这种反常，他们往往是有觉知的。但是，他们在生理上还不具备理解“在常态和非常态下人们对于看似一模一样的事情的反应会相反”的能力。 因此，我们不要针对他们可能冷不丁提出的问题给予具有实际意义的回答； 或是过分的在“是非观”上和这么大的孩子展开辩论，哪怕是在儿童语言基础上的； 也不要欺骗孩子，哪怕是善意的谎言； 也不要刻意的逗孩子，把实际的情况戏剧化了，导致不好收场； 尽可能的倾听他的疑问，并对他所表达的情绪予以回应，对他所提出的问题的价值予以肯定， 有时候，一句简单的话“这是爸爸和叔叔阿姨们之间的一个约定”比给他讲明白这里面的来龙去脉，更能让一个这么大的孩子明白。 另一个、是我认为最有价值的，针对大灾大疫的意义生产问题 如前所述，这是个文化问题，因此也会以文化为支点产生出一系列相关的价值。 往往在这个时候，对于多数民主国家而言，都是以政府的官方发言为正文的！ 在这一方面，我们没有必要去关注其他言论的合理性。 官方对这内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的形塑往往会成为基于这一事件的共享知识的线索，这些共享知识形成了（心理学意义上的）符号。我们关注这个线索，以分析基于这个线索的每个（心理学意义上的）符号所产生的创发性文化产物，比起转发表态而言更具实际意义。 正因为这些创发性的文化产物，恰是面对这次灾疫时，人们“最人性”的需求经由文化的个体内过程之后，在言语和图像等形式的载体上的投射，它往往裹挟着与这种需求相对应的意义。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针对作为受传者的人的高级心理过程，这些创发性的文化产物之中与那些在共享知识之中的（心理学意义上的）符号容易联接和高度相关的产物或是部分，将反复经历人类共有的以言语为基础的中介操作，最终留下相同部分的过程。这些相同的部分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短期之内的一些行为，并有可能长期影响人的思维与行为倾向。较多的受传者共同的部分，对预测群体性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三、关于社会需求的预示 在面对大灾大疫之时，人与人的关系往往可能会经历颠覆性的反转， 这种反转可能产生出一些人非常态的举动。 从人道主义的角度上， 无法避免的，突发之时，总会有些人做一些欠考虑的行为， 在这之中，我认为，无论是受伤害一方还是施以伤害一方，以求生为目的产生的偏差行为多是最终能够被接纳和谅解的 譬如，那些作为同胞对突遭不幸的武汉人施以敌意的言语的，和那些不礼貌的对待在大灾大疫突发之际错误的估计了情况以至于错误的选择了逃生方式的武汉人； 中华民族的文化使然，这种情况发生所持续的时间必定是短暂的，终究会有人为此而站出来发声，这种矛盾，或者说颠覆的状态终究会回归正轨。毕竟，没有人希望被传染，在这一角度上，疾病的传播者与受传者本就存在一个共识。进而面对生命之可贵，伤害者与受伤害者都因这一共识而行为。 然而在这之中，以求财为直接目的的偏差行为就不见得会被容忍了 一些可能会发生的类似哄抬口罩售价的行为就不那么容易被文明人容忍 我一直认为文明人之所以为文明人，理应持守的是对不幸者的同情，丧失这种同情的人即便侥幸躲过文明社会的惩罚，也将无法面对自己的内心。 我们不应在灾疫面前，用利益化的思维思考这些板上钉钉的社会需求；我们希望更多的人和我们一起，早探索早发现那些在灾疫之后容易让人产生幸福感的经济利益。 正如前文所述的，这其实是一个社会文化心理学对群体性行为的预测问题。 面对灾疫时，人们“最人性”的需求经由文化的个体内过程之后，在言语和图像等形式的载体上的投射，它往往裹挟着与这种需求相对应的意义。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针对作为受传者的人的高级心理过程，这些创发性的文化产物之中与正文（共享知识）高度相关的产物或是部分，将反复经历人类共有的以言语为基础的中介运算，最终留下相同部分的过程。这些相同的部分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人短期之内的一些行为，并有可能长期影响人的思维与行为倾向。较多的受传者共同的部分，对预测群体性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灾疫过后，人们“最人性”的需求经由文化的个体内过程与群体过程，形成一种优势文化取代劣势文化，通过多数人的自觉引发的自组织，形成一种群体性的生活方式。这个过程好似炎热的夏天，一个不大的游泳池容纳了过多游泳的人，以至于大家从对岸游向对岸的方式出现了冲突，这个时候，一个人瘦子惹了一个胖子，为了躲避胖子的追打的同时躲避难于预测行进方向的众多游泳者，他开始绕着泳池的边缘环游，很快，大家逐渐发现环游不易和他人产生冲突，纷纷环游起来，从此环游作为一种高级有序的状态，成为了他们新的“生活方式”。其实，如果这个瘦子与追他的胖子不打架，最终，这个泳池也会进入环游的高级有序状态，这次打闹，仅仅是突然性的引发了这次低级有序朝向高级有序的演化，以及让预测变得有协同学和经济学角度共同的意义。 其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通过高频出现的共享知识形成的脉络， 梳理与其每一节点相关的创发性文化产物， 分析这之中优势文化与劣势文化的竞争， 预测一个多数人会在共享知识高频出现的刺激下出于自觉而形成的行为 与预测一个多数人在共享知识高频出现的刺激下出于自觉形成的自组织 这些行为均伴随与之相应的需求，也将是引导消费的核心因素。 有人做了基于文化的行为分析，准确的预测了新奥尔良爆发的婴儿潮； 有人目睹了亚洲金融危机后，从对香港的商业地产价格因素变动对零售业退出壁垒的影响分析中，预测出了零售方式与消费方式的变革； 正如服装领域对地区性流行色与流行元素的预测总会将此类事件纳入研究范畴； 也正如对于社工行业，或将萌生出崭新且高效的服务方式； “每天早晚刷一次牙”能够被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多数人迅速的接受， 相比之下面膜没有卫生巾对女性的意义更大，然而面膜在中国大陆的推广速度远远超出了卫生巾在印度的接受速度， 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角度看，在文化-历史发展理论下，这不是无序的或偶然的，它们是人在社会中的心智，是人在社会文化中高级心理过程对符号进行的操作。 …… 而不仅仅是眼下的餐桌文化、口罩文化、出行文化面临的变革。 本文多处援引或借鉴了列夫-赛门诺维奇-维果茨基、列昂捷夫、卡尔-马克思、米歇尔-福柯、保罗-罗兰、赵志裕、康萤仪、雅克-德里达、马丁-黑丁格的理论，文中没有一一标注，特此说明。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