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群忠，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倫理學與中國傳統倫理研究。“全國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獲得者(2002)。“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培養計劃”入選者(2005)。中國人民大學“十大教學標兵”稱號(2009)獲得者。曾在《哲學研究》《北京大學學報》等報刊雜誌發表學術論文200餘篇，已出版學術著作10餘部。代表作主要是：《孝與中國文化》，(2001年,人民出版社)；《傳統道德與中華人文精神》(2019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中華文化復興之先聲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要義
梁漱溟先生是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在五四運動以後的中西文化討論中，梁先生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寫作並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將近100年過去了，雖然時下出現了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勢，但其中的爭論仍然存在，此時，我們重新閱讀學習，重溫這部書的要義，會彰顯經典常讀常新的價值。
梁先生在分析西、中、印三種文化時，認為文化的最終動力和根源是一種人生態度：西方文化有兩個根源：兩希：希臘和希伯來文化，希臘文化向前奮鬥，產生了科學與民主制度，希伯來文化向後否定現世、產生禁慾主義和基督教文化，西方啟蒙運動後的近現代文化是復興了希臘文化向前奮鬥之傳統！西、印、中三種文化體現著三種人生路向：西方向前奮鬥；印度轉身向後要求：取消問題、禁慾主義。因此印度文化以宗教最為發達。科學是知識的，宗教則是行動的。因此印度產生了佛教和瑜伽修煉等等。而中國文化遇到問題不去要求解決、改造局面，就在這種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滿足，可以說是一種內求的意思變換、調和持中的隨遇而安、知足常樂。“中國人的思想是安分、知足、寡慾、攝生，而絕沒有提倡要求物質享樂的；卻亦沒有印度的禁慾思想(和尚道士的不娶妻、尚苦行是印度文化的慕仿，非中國原有的)。不論境遇如何他都可以滿足安受，並不定要求改造一個局面。”三種文化我將其簡單概括為：西方：入世態度；印度：出世主義；中國：順世態度。
梁先生認為：“所謂哲學就是有系統的思想，首尾銜貫成一家言的；所謂宗教就是思想含一種特別態度，並且由此態度發生一種行為的，”(P75)梁先生最初學佛，對唯識之學有研究，他藉助唯識學概念講認識論問題：“現量”＝感覺，“比量”＝理智，“非量”＝直覺。他認為，直覺是因心之“受”“想”功能而產生的，直覺所認識的只是一種意味精神、趨勢或傾向。“這種意味，既不同乎呆靜之感覺，且亦異乎固定之概念，實一種活形勢也。”(P80)這種對認識過程中的“直覺”分析很有啟發性。比如，人欣賞一幅書法作品，確實離不開點、畫、線、墨之造型、濃淡、結構章法等具體可感的東西，但這幅字的整體氣韻卻是通過審美主體心之“受”“想”而產生的一種意味、美感。先生還認為直覺有靠近感覺的，也有靠近理智的。後者因為理解而會心一笑，不懂則是對牛談琴。
先生對宗教的論述也是很精闢的，他認為：“所謂宗教的，都是以超絕於知識的事物，謀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的。”他認為宗教有兩條件：“(一)宗教必以對於人的情志方面之安慰勖勉，為他的事務；(二)宗教必以對於人的知識之超外背反，立他的根據。”(P97)人的行動是靠情志而非知識。另外先生關於西方道德多為處理個人與團體之間的關係，是為公德，中國道德多為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為私德，這種觀點也很有啟發性。
梁先生認為，中國文化或者儒家學說以重視變易為形上學，以重生為價值觀，直覺則是人生方法論和心理基礎。“孟子所說的不慮而知的良知、不學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們謂之直覺”(P130)。“此敏銳的直覺，就是孔子所謂仁。”(P131)仁是一個“生活的恰好”，它不在拘定客觀一理去循守而自然的無不中節。生活時時在變，不變的是“天理流行，是時中，“仁”與“中”異名同實，都是指那心理的平衡狀態即“心安”。按梁先生的這種理解，儒家的人生哲學和倫理學是對美好生活的追求，但美善的標準只存在於變易生活中，要人們根據具體境遇憑自己的良心、仁心、直覺、時中去把握。按儒家自身的思想範疇就是良心、仁愛、中庸既是基礎、目標，又是方法與境界。按西方哲學話語來說，這種學說是變易論、經驗論、直覺論、境遇論。在我看來，梁先生真是把握到了儒家人生智慧的真諦。
梁先生認為，孔子或者儒家最重要的特質或者人生態度就是不計較利害。他認為墨子思想講求功利，與西方思想有相似性。而儒家人生態度憑直覺生活，“無所為而為”是儒家最重用力去主張去教人的。最與仁相違的生活就是算賬的生活。孔子追求生活之樂，認為私慾不是別的，就是認定前面而計慮，隨感而應則無所不可，系情於物則我一而可。所謂得其正者，不傾欹於外也。樂天者，樂夫天機而動；知命者即是樂天，而無立意強求之私也；無私故不憂。梁先生認為孔子之教的要義在於兩條：一是孝弟的提倡，一是禮樂的實施。受孔子思想影響的中國人的生活，在物質生活方面簡單樸素、安分知足。在社會生活方面，相互容讓、重視情誼。在精神生活方面調和持中。而西洋人的人生哲學一言以蔽之，就是尚理智；或主功利，便須理智計算，或主知識，便須理智經營。
先生分析論證了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為什麼能夠成為世界未來文化的方向，他認為這是由於社會經濟事實、科學文化等的變遷帶來的。社會經濟的發展使人的生存需要，已經基本滿足，人類精神心理的滿足成為時代問題，因此，西方文化通過外求征服自然的文化就難以完全適應時代要求了，而如何協調人際關係，使自己得到心理上的安身立命，儒學恰恰能夠滿足這種時代需要。克魯泡特金的同情互助論取代了進化論的競爭論，就是看到了人的這種社會本能，而這種社會本能是未來文化的基礎。“近世西洋文化的發展都出於我而用理智，而中國則為尚情毋我的態度，是已經證明了的。”(P178)西方哲學是知識論的，中國哲學是生命論的。“那向前的路一味向外追求，完全拋荒了自己，喪失了精神；外面生活富麗，內裡生活卻貧乏至於零……這時唯一的救星便是生命派的哲學，”(P181)其實生活的豐美滿足是隻能得之於內，不能得之於外的，因此雍容安嫻的中國式人生態度才能給人們帶來幸福。未來人類文化的方向或者人生的態度一定是在物質生活方面恬淡從容，在社會生活方面也是要以儒家之融合人我，尚情誼尚禮讓的中國之風取代那統馭懲罰的法律刑罰，即以禮樂換法律。在精神生活上，並不是宗教興盛，而是儒家生命哲學的復興，禮樂的復興，“孔子那求仁的學問將為大家所講究。”(P200)“質而言之，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有似希臘文化在近世的復興那樣。”(P202)對三種文化，我們現在應持的態度是：“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第二，對於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評的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出來。(P04)”
所謂印度的態度就是出世主義、禁慾主義的態度，按時下的話說就是“佛系”的生活態度，梁先生最初是一位學佛修佛之人，但他認為在當時必須排斥這種生活態度；對於西方文化的功利精神、科學精神、民主精神他並不是一味反對，而是持一種揚棄的態度，即既承受，又要採取一種批判繼承的態度。而對於中國文化也不是簡單復古，而是一種在批評的基礎上的重新拿來即復興。
總之，綜觀全書，梁先生在因應時代中西文化衝突的時勢下，以自己深厚之學識和體悟，以自己獨特的思想，對東西方三種文化尤其是中西兩種文化特質進行了慎密的分析，從文化比較和哲學的形而上，基元性的思考，社會情勢的分析，在將近100年前就得出了未來世界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這樣具有歷史前瞻性的預見。對於時代問題的洞察，對於人類活動的精神性動力的分析，都給予我們以深刻的啟發與教益。當下中國，我們看到了中國文化復興的曙光，在此時，重新閱讀梁先生的這部現代學術經典，使我們受益良多並倍感親切。
防疫抗疫，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和理性面對，無一例外的，醫學專家們的共同建議是，大家儘量少出門、不聚會。
而我們的倡議也隨之而來——
既然宅在家中，何妨多讀幾本好書。
據說，網絡時代，閱讀已躋身奢侈品之列。整個社會的閱讀習慣，大概算不上叫人樂觀。雖然，我們仍願盡綿力，不僅因為手中可留書香，更緣於讀和享的過程中，自有歡悅喜樂。
當然不閱讀的藉口也多，常見是說沒有時間，其實，古人早就感嘆過了。
三國時代的董遇說，讀書只能利用“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晴之餘。”
宋代的歐陽修則利用“三上”：“馬上、枕上、廁上也。”
這段時間，既然要“少出門，不聚會”，那何不索性圍著爐子或者擁著被子，安安靜靜、暖暖和和地讀一本好書？
按照歐陽修的法子，我們來算一算，馬上當然不現實，待在家裡的話，那就“桌上、枕上和廁上”好了。各花15分鐘，總共45分鐘，一分鐘讀500字，一天就讀22500字，一星期七天是157500字，每頁差不多500字，則是315頁，這是相當厚的一本書了。
從今天起，我們邀請一些愛書的朋友，以線上“溪山書會”之名，逐日推送好書，以享讀者。
歡迎留言甚至附上您的讀後感想，亦歡迎來稿，投稿信箱是[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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