疊加與凝固——重思中國文化史的重心與主軸（原標題）
葛兆光（著名學者，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教授）
摘 要
“中國”以及“中國文化”的複雜性促使我們在探索並重寫“中國文化史”時，必須反思其重心和主軸到底是什麼這個基本問題。這包括：第一，即使僅僅是漢族的中國文化傳統，也是由各種源頭不同、性質不同的文化雜糅起來的，不宜採取“一脈單傳”的方式來書寫中國文化史。第二，由於古代中國的文化在歷史上曾經歷了若干次“疊加”與“凝固”，中國文化史的主軸正應當在於書寫這一凝固與疊加的複雜過程。第三，由於現代中國繼承了傳統中國，特別是清帝國複雜的族群血緣、領土疆域與文化傳統，因此，什麼文化才是“中國的”？這一點需要中國文化史格外重視。第四，由於中國經歷了晚清民初的歷史鉅變，文化傳統處在“斷續”之間，那麼，當前中國“認同”的文化基礎是什麼，即成為絕大的問題。因此，中國文化史特別需要關注“民族”“疆域”“宗教”以及“認同”等問題，尤其是需要討論，在歷史中，“中國”如何型塑“文化”，“文化”如何塑造“中國”這樣一個重心，並由此設定其敘述的主軸。
引 言：
重尋中國文化史的重心與主軸
稍稍熟悉文化史研究領域的人都知道，文化史至今仍是一個邊界不清、脈絡不明的領域，究竟怎樣寫文化史，換句話說，文化史的重心和主軸是什麼？實在是一個很犯躊躇的事情。最近，我集中閱讀了一些西洋文化和東洋文化的歷史著作，也讀了一些有關文化史甚至新文化史的理論著作，在我粗略的感覺中，似乎這些域外論述，文化史的主軸和重心倒是很明確，即文化史首先關注的是“文化”如何型塑一個“民族國家”。因此，族群、宗教、語言、學校、階層、傳播等等，這些在歷史上造成國家形成與國民認同的內容，在文化史中佔了很大的比重。為什麼？因為所謂“文化史”既是從這個“民族國家”的形成才開始逆向追溯的“這個國家的文化史”(the culture history of this nation-state)，也是敘述這些在歷史上逐漸導致這個“民族國家”的形成的文化要素。因此，編撰者心目中應當對此非常清楚。例如，讓-皮埃爾·裡烏(Jean-Pierre Rioux)和讓-弗朗索瓦·西里內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主編的《法國文化史》第三冊結語《法國人的願望是要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中就說：如果說，文化首先是被作為國家的和獨特的現象而被察覺到的，那麼一部文化史就需要追問，一個群體居住的領土，一份共同回憶的遺產，一座可供共同分享的象徵的和形象的寶庫，一些相似的風俗，是怎樣經由共同的教育，逐漸形成一個國家的文化的。當然，這裡對文化史宗旨的撮述與歸納，很簡單也很粗疏，但是，我想說明的就是，文化史一方面敘述某個國家的文化是如何在歷史中形成與流變的，另一方面需要敘述這些原本散漫複雜的文化是如何逐漸匯流，並型塑出一個國家，以至於它成為“某國”的“文化”的“歷史”的。
請允許我回到中國文化史上來。過去百年來，中國文化史著作很多，這些文化史著作各有各的結構，各有各的重心，各有各的脈絡，似乎至今也沒有形成一種有關“文化史”寫法的共識。如果粗粗地區分，現在大多數中國文化史或者文明史著作(在中國學界，“文化史”和“文明史”似乎還沒有自覺地劃出各自的領地)可以歸為兩類。一是分門別類的平行敘述，政治制度經濟思想學術文藝風俗，甲乙丙丁，一二三四，逐一開列出來，這是名為文化史的“(中國)文化常識”，其重心落在“文化”二字上。二是以時間為綱的縱向敘述，順著歷史(或王朝)寫各個文化領域的轉變，比如，最早譯成中文的日本高桑駒吉所著《中國文化史》就是這樣，重心放在“史”上，可是，各章裡面還是一樣，仍然一一陳列敘述。可是，因為“文化”是一個無所不包的大口袋，所以用這兩種方式寫出來的書，無論哪一種都會顯得龐大無邊，也都會有些力不從心。所以，1930年代王雲五主持商務印書館，就出版了包括民族、倫理、音韻、文字、駢文、韻文、俗文學、目錄、交通、醫學、回教、道教、算學、婚姻、商業等等在內的“中國文化史叢書”。然而，無論是重心在分門別類的“文化”，還是重心在時間貫穿的“歷史”上，似乎它們都把“中國”當作不言而喻的基礎。因此，迄今為止的各種中國文化史著作，都不夠重視“國家”的文化型塑和“文化”的國家認同。這樣的文化史雖然面面俱到，但我總覺得缺乏一個貫穿的“主軸”和清晰的“重心”，以至於各種中國文化史著作，仍然過於“膨大”而無法“瘦身”。
自1930年代以來，這兩種文化史的寫作傳統一直延續到現在。其實，這兩種文化史體例的困境，學者也一直都在反省。連最早動念撰寫文化史的梁啟超也不例外，1926年到1927年間，他在北京清華學校講歷史研究方法，他特別論述了“文物的專史”即“文化史”的寫法。有趣的是，他對於這種“文物的專史”，一方面追溯到“舊史的書志體”(類似前面所說的第一種寫法)，一方面比照專以文物、典章、社會狀況為主的“文化史”(類似前面所說的第二種寫法)。雖然那時他已經在清華學校講過一輪“文化史”，可這次講到“文物的專史”，他仍然感慨說：這兩種方法都有問題。他指出，如果一段一段地按照時代順序，即按照朝代分開在政治史之後說上幾句，“那麼，作出來的史，一定很糟。這種史也許可以名為文化史、文物史，其實完全是冒牌的”；可是，如果按照過去舊書志的方法分門別類，“多是呆板而不活躍，有定製而無動情，而且一朝一史，毫無聯絡”。他覺得，這種“文物的專史”，似乎“都不能貫徹‘供現代人活動資鑑’的目的”。然而，他在這次重新討論“文物專史”的時候，仍然不得不把它分為政治專史、經濟專史、文化專史，而在“文化專史”中又分門別類，分成語言史、文字史、神話史、宗教史、學術思想史、文學史、美術史，在學術思想史中再分成道術史(即思想史)、史學史、自然科學史、社會科學史。
可是，如果這樣寫，文化史究竟與通史如何區別？文化史真的要如此龐雜地包羅萬象嗎？為什麼文化史沒有自己的重心，為什麼很難確立它的主軸，也很難設定它的邊界？下面，我想先從“文化”“漢族文化”“中國文化”這些最基礎的問題開始，討論今天我們是否可以有一個新的“中國文化史”的重心與主軸。
一、為什麼要在文化史中強調“中國文化的複數性”？
2007年，我曾經在香港舉辦的一次論壇中提出一個說法，就是“中國文化傳統是複數的，而不是單數的”。當時只是為了表示一種擔憂，即隨著中國的“膨脹”，會出現重返傳統，強調國學，高唱愛國的極端趨向。那個時候，我心中的疑問只是，現在講“國學”會不會窄化為漢族之學，講“傳統”是否會把漢族中國文化窄化為儒家一家之學？這會不會導致一種危險趨向，即布熱津斯基(Zbigniew Kazimierz Brzezinski，1928- )在《戰略思維》(Strategic Vision)中所說的“崛起之後的自我錯覺”？如果是這樣，它很容易和現在中國的所謂“漢服運動”“祭炎黃，祭女媧”“尊孔讀經”等社會潮流結合起來，不由自主地把尊重傳統和強調認同，在所謂“文化自覺”的論述下，推動民族主義甚至是國家主義。因此，我在很多場合反覆說明中國文化的複數性也就是中國文化的複雜性、容攝性與開放性。
幾年過去了，我仍然持這樣的想法。但是，這裡更希望從中國文化史的角度，通過中國的文化在幾千年中不斷疊加，凝固，疊加，凝固，再疊加，再凝固的歷史過程，說明中國文化傳統為什麼是複數的，也想通過中國文化在晚清民初以後的百年漸漸處於斷續之間的狀況，來說明覆數的中國文化傳統，在今天為何仍然需要持開放的胸懷，接受各種外來文化的再次“疊加”。特別是在文化史研究和撰述上，我想提醒的是，如果充分注意到“中國文化的複數性”，在撰寫中國文化史的時候，也許我們不得不關注中國文化在融匯、凝固、疊加過程中的複雜性，從而建立文化史的主軸。
請讓我從“什麼是中國文化”這個問題講起。這些年來，我曾在很多場合批評某些論述中國文化的方法，因為研究中國文化的論著常常是用一種概論(或者說宏觀)方式，高屋建瓴地，也是籠統地，或者抽象地介紹所謂“中國文化”。可是我覺得，要講清什麼是中國文化，“中國”兩字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文化”是每個民族都有的，你只有講清楚，這個文化是中國特有(或比較明顯)，而其他國家沒有(或者較不明顯)，或者說華人世界特有(或比較明顯)，其他民族沒有的(或者較不明顯)，這才是比較“典型的”中國文化，你不能把那些“非典型的”東西統統敘述一遍，就算是中國文化了。
那麼，什麼才是典型的“中國的”文化？這裡先以漢族中國的文化為主來討論，必須承認，自古以來漢族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脈和核心，特別能呈現漢族中國的文化的，簡單地說，或許可以歸納為五個方面：
第一個是漢字的閱讀書寫和用漢字思維。古代傳說中由於倉頡造字，“天雨粟，鬼夜哭”，這雖然是神話，但是正說明漢字對於型塑中國文化的意義。使用象形為基礎的漢字，而且至今還使用這樣的文字來思考和表達(其他各種文化大體上已不再使用象形為基礎的文字)，這在漢族中國人的思考方法和意義表達上，確實影響深遠而巨大，不僅影響了中國文化，甚至還影響到周邊即所謂“漢字文化圈”。
第二個是古代中國的家庭、家族、家國結構，以及這種在傳統鄉村秩序、家族倫理、家國秩序基礎之上發展出來的儒家學說，也包括儒家的一整套有關國家、社會和個人的政治設計(它與希臘羅馬城邦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化相當不同)，和延伸出來的修齊治平的思想，構成了古代中國的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傳統。
第三個是所謂“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傳統中國有所謂“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的說法，儒道佛各種宗教彼此相處，互為補充，任何宗教都沒有超越性的絕對和唯一，因而也沒有超越世俗皇權的權威，彼此在政治權力的支配下可以兼容。由於在皇權的絕對權威之下，中國不像西方那樣存在著可能與皇權分庭抗禮的宗教，佛教、道教以及後來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等，都只有漸漸向主流意識形態和倫理觀念屈服，改變自己的宗教性質和社會位置，在皇權許可的範圍內作為輔助性的力量。當然，同時它也使得宗教信仰者常常沒有特別清晰和堅定的宗教立場，形成所謂“三教混融”的實用性宗教觀念，雖然宗教沒有那種信仰的絕對權力，但也很少宗教之間的戰爭，這大概是世界其他很多區域或國家都罕見的。
第四個是理解和詮釋宇宙的“天人合一”思想、陰陽五行學說，以及從這套學說基礎上衍生出來的一系列知識、觀念和技術。這種學說的來源相當之早，發展到後世，其影響不僅波及中醫、風水、建築，甚至還包括政治、審美等等。
最後一個是在“天圓地方”的宇宙論影響下，形成的古代中國非常特殊的天下觀，以及在這種天下觀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一種看待世界的圖像，在這樣的天下想象下，古代中國還形成了以朝貢體制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如果你拿這五個方面跟基督教文明比，跟伊斯蘭世界比，甚至跟東亞、南亞也相信佛教，或者也用儒家律令的區域比，你會發現這才是“中國”的“文化”。所以，我一直希望，不要用“放之四海皆準”的宏大概念和空洞語詞(比如中國文化強調“中庸”、講究“倫理”、重視“家庭”等等)，來抽象和泛泛地定義中國文化。
二、究竟什麼是“中國”？
但是，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因為“中國”仍然是一個需要定義的概念，以上所說的各種文化現象，雖然貫穿中國歷史數千年，一直處於主流位置，但仍然只是漢族文化，如果我們承認，“中國”並不只是漢族中國，上述“中國的”文化傳統，仍然無法簡單地認為它就是“中國文化”。
越來越多的考古和歷史證據表明，自古以來，各個王朝的核心區域(中國)很小，但與當時王朝之外(域外)的文化，有著或密切或疏遠的交換關係。即使在過去認為相對封閉的上古時期，在中國這塊土地上，與周邊的文化、種族、宗教、物品上的交融也相當密切。上古三代，各王朝血統都未必像古史傳說中“黃帝之苗裔”那麼單純，比如商代，它真的是一個“漢族”或“華夏族”嗎？傅斯年(1896-1950)就不那麼認為，他說，殷人就是“夷人”，殷商建立的王朝，是東夷與西夏衝突交融，甚至是“夷人勝夏”的結果。他還提醒人們，向來被認為是後來中國文化源頭的齊魯，其實也是夷人的中心。還有人更說，殷商的文化淵源“與日後的通古斯族群文化，有相當的關係”。即使這些說法只是猜測，但那個時代各種文化的交融一定是很頻繁的。以目前發掘與研究最為成熟的“殷墟”為例，李濟(1896-1979)就在1932年一篇有關安陽殷墟考古的報告中說，過去認為夏商周一線單傳，純粹是古代中國的殷墟文化，其實是多元的。比如骨卜、龜卜、蠶桑、文身、黑陶、玉琮等等來自東方，而青銅、空頭錛、矛等來自中亞、西亞，稻米、象、水牛、錫等來自南亞。即使到了所謂華夏禮樂成熟的周代，南蠻北狄西戎東夷仍然頻頻進入華夏，過去傳說中“斷髮文身”的越族，“信巫鬼重淫祀”的楚人，也漸漸進入周王朝的文化範圍。雖然“禮樂”成為周代文化共同體的同一象徵，但北方的三晉、東邊的齊魯、南面的荊楚、西面的戎秦、中原的鄭衛，卻各自發展著各自的文化，只是在封建諸侯制度的約束下，共同構成複雜、多元和鬆散的周文化。在我看來，那種整齊同一、秩序井然、邊界清楚的“周文化”，恐怕更多地是後世的追懷和想象，就像把周禮歸之於周公製作一樣。其實，大體能夠稱為周文化核心的，主要是兩個傳統的交織，即“禮樂傳統”與“巫史傳統”。現在看來，春秋戰國之前，人們對於所謂“文化”或“傳統”，其實處在一種並不“自覺”而只是“自在”的狀態，看上去“混沌”的和諧，其實包孕著種種“七竅”的差異。正因如此，“禮崩樂壞”的時代，恰恰成為“文化啟蒙”的時代，這個時代的到來，便導致“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的分化現象，孔子、墨子和老子等學者，儒、墨、道等等潮流，加上各種各樣衝突的知識、信仰和風俗，正是在這個多元而分裂的時代產生的，如同余英時先生所說，“道術將為天下裂”的時代，正是中國思想的“軸心時代”，也恰恰提供了後世各種思想與文化的無盡資源。
因此，秦漢一統王朝繼承下來並且擴而大之的“中國”，原本是一個雜糅了各種種族、思想、文化和地域，彼此混融交錯的空間。不過，漢族“中國”的民族認同、國家意識和文化取向，卻在秦漢大一統時代，將這些雜糅的元素第一次凝固重鑄起來，從《呂氏春秋》到《淮南子》的思想兼容(即所謂包容百家的“雜家”)，從《春秋繁露》到《白虎通》的思想整合(即罷黜百家的“王霸道”)，開始形成“中國的”文化世界，而“中國的”文化認同，也逐漸在來自“匈奴”“西域”“西南夷”等等的壓力下，開始浮現。
應該承認，由於秦代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漢代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想象與傳說中“九州”為中心區域的“中國”開始出現，以“華夏”為核心的漢民族開始形成，以天下中央的意識、陰陽五行的觀念、王霸道(儒法)雜之的政治、漢字書寫的習慣、宗族倫理的秩序等等為基礎的“中國文化”開始成型。那個時代的“中國”，既是《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所說的“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向戶(指向北開窗才能見日的極南方)，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也是《史記·貨殖列傳》中“漢興海內為一”一句以下對中國的自我描述，說明古代中國對於“中國”的認知，到了司馬遷那個時代，西面是關中、巴蜀、天水，南面到番禺、儋耳，北面是龍門碣石、遼東、燕涿，東面是海岱、江浙，這已經大體劃出“疆域”，它表明“中國”的初步形成。
長達四百餘年的兩漢，似乎確立了“中國”的文化世界。但是儘管如此，中國與周邊的文化接融仍然沒有停歇。實際上，從秦漢到魏晉南北朝再到隋唐，四方輻輳、彼此交融的情況更加明顯，特別是東漢之後到隋唐時期，更是一個各種異文化重鑄中國文化的重要時期。請允許我用最粗略的方法簡單敘述：
(一)從民族上來說，秦漢時代，西方與西域三十六國、北方與匈奴，南方與百越，南北朝時期與鮮卑、羌，交往都相當多，各種種族互相融合，以至於西晉時代充滿焦慮的漢族文人士大夫江統要寫《徙戎論》來警告人們，警惕這一種族混融雜居的狀況。不止是北方有胡漢的交融，南方也一樣，有著漢族文化的南侵和蠻族文化的加入，譚其驤指出，無論北方還是南方的漢人，都雜糅了很多異族血統，現在湖南地方的漢人就融入很多“蠻族”的文化。到了隋唐，突厥、吐蕃、回紇相繼崛起，波斯、天竺人遷入，粟特、沙陀人處處皆是，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胡、漢混融的文化共同體，胡人未必會有外來異族的感覺，而漢族也未必就有絕對的優越感。就連李世民的長子李承乾，都特別好“胡風”，喜愛突厥語言與風俗。而胡人則很多人都在中國的中心區域並進入上層，所以，元代胡三省在註釋《資治通鑑》的時候曾經感慨：“自隋以後，名稱揚於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不妨舉兩個小小的例子，印度的瞿曇氏，可以幾代成為唐王朝的技術官僚，波斯薩珊王朝君主與貴族、僧侶，也可以成為大唐臣民甚至長安市民。很多異族或者異國人後來都融入中國，不僅成為中國人而且成為所謂京兆人或長安人。正因為異域血緣融入漢族，才出現了陳寅恪所說的“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的大唐盛世現象。
(二)再說物品的交流，看過謝弗(Edward H. Schafer)的名著《撒馬爾罕的金桃——唐代的舶來品研究》(中文翻譯為《唐代的外來文明》)，以及勞費爾(Berthold Laufer)的名著《中國伊朗編》的人們就會知道，在中古時期，不僅各種珍奇、藥物、香料、葡萄、紫檀、蓮花，也包括百戲、胡舞、胡服、胡粉等紛紛進入中國，就出現了所謂“胡音胡騎與胡妝，五十年來競紛泊”(元稹《法曲》)的現象，這一點無需多說。
(三)再看宗教方面，來自印度與西域的佛教、本土崛起的道教、來自中亞甚至更遠地區的三夷教(火祆教、景教、摩尼教)，紛紛湧入中國，無論在西域，在敦煌，還是在長安，各種宗教既互相沖突也互相融合。各種文化的交融與衝突的程度有多深呢？這裡也舉一個例子，8世紀中葉大約在四川成都編成的禪宗史書《歷代法寶記》裡面，就記載了佛教與摩尼教、景教衝突的故事，說明在罽賓(今新疆)就有來自南亞、西亞乃至歐洲的三教之衝突，而這種衝突的故事，不僅已經傳入內地，還刺激著內地宗教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紛紛湧入中國的各種外來宗教，一方面引起了傳統儒家的危機感，一方面也在危機感中產生的抵抗中，漸漸彼此匯合生成新的思想與文化。
所以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反對過去把古代中國視為“封閉”“內向”和“保守”的說法，也反對把近代中國看成是由於西方衝擊，中國被迫回應的觀點，開始強調中國的一貫開放性。2000年有兩本書很有趣，美國學者韓森(Valerie Hansen)出版的一本中古中國史新著，書名就叫“開放的帝國”(The Open Empire)，她認為，古代中國就是一個外向的，生機勃勃的帝國。而同一年，另一個美國學者衛周安(Joanna Waley-Cohen)在他的近代中國史著作中，也討論了早期中國的世界主義，從政治、宗教、商業各個方面來反駁中國史封閉和內向的說法。
三、文化史在宋代有一個再轉折
不過，中國文化史在宋代有一次深刻的變化。我在一篇論文中曾經討論過“宋代中國意識的凸顯”，說明古代中國原本對於種族、文化和宗教的開放心懷和疊加狀況，在宋代逐漸轉變，經過中古時期疊加了很多異族色彩的漢族中國文化，也在這個時代第二次重建、清理並且再次凝固，形成了影響至今的漢族中國文化傳統，當然，這是一個既舊且新的新傳統。
8世紀中葉以來，突厥、波斯、粟特、回鶻、吐蕃、沙陀等等各種非漢族人因為戰亂大量湧入，一直到10世紀中葉的五代十國，各種異族紛紛進入內地，不僅帶來族群的問題，也帶來宗教的問題，這對傳統居於中心的漢族文明有很大的威脅。雖然宋代初步一統，然而宋代的北方異族政權遼(契丹)、夏(党項羌)、金(女真)以及後來的蒙古，都對漢族政權虎視眈眈。正如日本學者西島定生所說：“宋代雖然出現了統一國家，但是，燕雲十六州被契丹所佔有，西北方的西夏建國與宋對抗，契丹與西夏都對等地與宋同稱皇帝，而且宋王朝對遼每歲納幣，與西夏保持戰爭狀態，這時候，東亞的國際關係，已經與唐代前期雄踞天下、冊封周邊諸國成為藩國的時代大不一樣了，從這一狀況來看，東亞從此開始了不承認中國王朝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於是，在自我中心的天下主義遭遇挫折的時候，自我中心的民族主義開始興起。這顯示了一個很有趣的現實世界與觀念世界的反差，即在民族和國家的地位日益降低的時代，民族和國家的自我意識卻在日益升高。
這種情況影響到了中國文化史的巨大變化，即全力捍衛漢族文化、強行推廣漢族文化。對異族文化的高度警惕，在某種程度上形成這個時代的“國是”，即上下一致的思想與文化共識。“中國”在“外國”的環繞下，凸顯出自己的空間也劃定了有限的邊界，從而也在文化上開始逐漸成為一個“國家”“漢文化”在“異文化”的壓迫下，不再像唐代或唐代之前那樣，滿不在乎地開放自己的領地，大度地容納各種異類，而是漸漸確立了自己獨特的傳統與清晰的邊界。
這個重新強化漢族王朝的權力，捍衛漢族中國文化傳統的思潮，是從中唐就開始的，從韓愈以來，這種在政治上、文化上都可以稱為“尊王攘夷”的趨向，就在危機感很深的知識群體中浮現。為什麼韓愈如此重要？正如陳寅恪先生指出的，是因為韓愈在建立儒家道統、掃除章句繁瑣、排斥佛道以救政俗、排佛申明夷夏大防、改進文體以利宣傳、獎掖後進促進學說流傳等六方面有其歷史意義。從文化史的角度說，這就是重新建立漢族文化的權威和排斥異族文化的侵蝕。這種文化取向一直蔓延到宋代，我們可以看到，宋代前期朝廷重建禮儀，經學家以《春秋》之學鼓吹尊王攘夷，史學家對於唐代興亡和五代社會問題進行反省，於是，在“澶淵之盟”即11世紀以後，出現從石介的《中國論》到歐陽修、章衡、司馬光關於“正統”之討論。這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潮流？同時，宋代士大夫在面對新的國際秩序挑戰之外，還要面對國內的合法性危機衝擊。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新王朝已不再是天生擁有權力的貴族政權，趙宋王朝為什麼合法，皇帝為什麼是神聖的和權威的，都需要重新進行論證。這就是為什麼宋王朝從建立之初，就要一方面祭天封禪、祀汾陰、製造天書事件，一方面要重回三代，制禮作樂，制定新政策，保證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原因。特別是，古代中國始終是以“三代”為最高理想的，因此，宋代不僅是皇帝(如真宗與徽宗)對於文化的復古更新很有熱情，官僚士大夫無論保守還是激進(如王安石和朱熹)，也極力支持“一道德，同風俗”，這一理想連一般士紳也受到鼓動，這對人們重新確立這個帝國的文化邊界與思想路標，尤其有明顯的影響。
四、宋代之後文化史的再變化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宋代開始在國家(朝廷)和士紳(地方)雙重推動下，逐漸重新建立了以漢族傳統、儒家倫理為中心的文化同一性，“中國文化”再一次“凝固”。正如我在《中國思想史》第二卷中所說的，正是在國家用“制度”，士紳以“教化”，兩方一致的推動中，一些儒家原則被當作天經地義的倫理道德確定下來，按照這種原則建立有序生活的制度也被認同，並逐漸推廣到了各個地區。像家庭、宗族秩序的基礎“孝”、國家秩序的觀念基礎“忠”，都成了籠罩性的倫理，就連原來是化外的宗教(如佛教道教)也必須隨時注意皇權的存在。來自古老儒家儀式的禮儀制度，也漸漸擴展到各個區域的民眾生活中，成了新的習俗，一些被“文化”拒絕的生活習慣與嗜好被確定為錯誤，比如所謂的過度飲酒、貪戀美色、聚斂財物，以及個性強烈的表現，即酒色財氣，越來越被當作可恥的習慣。用現代的語言來說，就是在漢族中國國家空間中，倫理道德的同一性被逐漸建構起來，普遍被認同的文化世界開始形成，並奠定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中國文化”似乎在宋代再一次型塑成“漢族中國的文化”。前面我們所說的“中國的”文化的特點，就是在這個時代再次被塑造、被奠定、被日常化的。正如國際學界都基本承認的“唐宋變革說”所指出的，在唐宋之間，中國發生了巨大變化，宋代中國的文化與此前的漢唐中國文化，其實很不一樣。由於有了“他者”，它開始有了“排他性”，因而，這是“中國的”文化，是“漢族的”傳統。美國學者包弼德(Peter A. Bol)那部有關宋代思想文化史的著作用了This Culture of Ours為題，相當有深意。毫無疑問，這個文化，是後來中國文化的核心和主流，但是它並不是一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國文化。然而，對於“中國”來說，歷史相當詭異，宋代重建了以漢族為中心的文化，再次確定了儒家為基礎的倫理，形成了漢族的中國意識。
但值得文化史特別強調的是，儘管宋代重建了漢族中國文化，形成了新的傳統，並且影響深遠，但是，後來中國歷史又有兩次巨大的轉折和變化。對於中國文化來說，蒙古與滿清兩次進入漢族文化區域並統治漢族中國，給中國帶來了更多民族血緣，給中國帶來了很多異族文化，也給中國拓展了原本的疆域，因此，在此後的那些時代，所謂“中國的”文化傳統就越發不容易界定。
13-14世紀，蒙古文化隨著政權更迭進入漢族中國，它對於中國文化世界的影響其實很深，至今我們對這種“蒙古化”的研究還不很充分。後來明太祖朱元璋所說“昔者元處華夏，實非華夏之儀，所以九十三年之治，華風淪沒，彝道傾頹”，雖然有些誇張，但是，所謂“上下無等”“辮髮左衽”等等異族風俗，確實影響很深。據說，當時華北的漢族中國人包括士大夫，已經對胡漢之分很不敏感，所謂“天下汙染日深，雖學士大夫，尚且不知此意”，這已經導致“宋之遺俗，消滅盡矣”。
異族文化再次疊加在漢族文化之中。蒙古人的“辮髮椎髻”“胡樂胡舞”“胡姓胡字”，在漢族中國流行了近一個世紀，以至於人們“俗化既久，恬不為怪”，而草原民族帶來的“馳馬帶劍”之風，上下無別的禮儀，和進入城市後的奢靡生活，也給漢族文化傳統帶來威脅，甚至蒙古、回回與漢族通婚，婚喪禮俗也影響到漢族的家族倫理。經歷一個世紀的蒙古統治，宋代“一道德，同風俗”的努力，似乎遭到很大的消解，異族文化與漢族文化的交錯融匯，已經到了很深的程度。在漢族傳統觀念中，最重要的文化象徵(衣冠、風俗、語言)上面，最重要的社會秩序(士農工商、鄉村宗族)上面，都出現了問題。因此，在漢族再一次取得政權的明初，在皇權的推動下，新政權曾經有過一個“去蒙古化”的運動，不穿胡服，不用胡姓，重建儒家禮儀，恢復儒家秩序，強調漢族經典，文化重心轉回本土十五省，似乎明代中國又一次重回漢家天下。明代人曾經認為，明代初期的文化變革，是“新一代之製作，大洗百年之陋習……真可以遠追三代之盛，而非漢唐宋所能及”。似乎中國文化再一次凝固，並且他們也守住了傳統漢族文化的邊界。
但是，歷史的再一次曲折又打斷了這個重建漢族中國文化傳統的進程，1644年滿清入關以後，正如我在另一部書中所說，大清帝國逐漸包容了滿、漢、蒙、回、藏、苗諸多民族，成為一個“多民族大帝國”，各種異族文化諸如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思想觀念、語言形式等等，又再一次容納到“大清”這個大帝國文化系統之中，使得文化再一次出現疊加現象。一直到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都無法改變這種狀況。推翻帝制的人們接受了帝國時代的國土，原先呼籲“驅逐韃虜”的革命派接受了《清帝遜位詔書》提倡的“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共和制國家繼承了大清帝國遺留下來的民族與疆域。於是，這種被稱為“中國的”文化，顯然已經再度突破了上文所說的具有五個特徵的“漢族中國的”文化。
那麼，中國文化的“複數性”，是否要兼容滿、蒙、回、藏、苗的文化？可是，現在中國很多文化史著作面臨的問題就在這裡，它面對本來是複數的文化，卻作了單數的選擇。
五、“中國的”文化史：傳統帝國與(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特殊性
現在，很多人熱心提倡“國學”，有人說“國學”就是五經儒家之學，有人說“國學”就是胡適當年提倡的“國故之學”，還有人更說，由於現在中國已經包括了各種民族、繼承大清、民國形成龐大的疆域，那麼應當有“大國學”，因此，這裡我還得再次說到“中國”。2011年，我出版了一本《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其中開篇的緒論，就是《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還是在歷史中理解民族國家？》，講的是現在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面臨很多挑戰。所以，我們不得不考慮，“中國”作為一個特別的(多)民族國家，究竟同時是否也是一個(多)文化世界？
我的一個看法是，儘管我們很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也希望在歷史研究中超越固執的“國家邊界”，但仍然要看到，“國家”(或者“王朝”)對於“文化”的型塑力量還是很強的。這是東北亞諸國的一個特色，在中、日、韓等國，政治的力量要比歐洲強很多，國家的疆域也比歐洲穩定得多。歐洲民族國家都是到近代才逐漸形成，而中國的中心區域從秦朝開始就很清楚(儘管邊緣在不斷變化)，日本、朝鮮、越南、琉球的種族與文化的空間也是如此，既沒有一個超越國家疆域、又凌駕皇權之上的宗教，也缺乏便利的自由流動和交流條件，更沒有一個超越國家的東亞知識人共同體。在東亞，大與小、內與外、我與他的界限相對清楚，國家(王朝)的作用非常大，大到有區隔文化和製造認同的功能。它不像歐洲那樣，各種人員來來往往，各國王室彼此通婚，知識也互相流動，不僅共享一個古希臘羅馬文化傳統，而且那裡的宗教力量很大，教皇權力在世俗王權之上，人們可以共享一個信仰世界。因此，我雖然很贊成把中國、朝鮮、日本、越南等環東海、南海的區域看成是一個“彼此環繞與交錯的歷史”，把這個區域聯繫起來研究，但是，也有些擔心學界為了“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而忽略了國家、王朝與皇帝的“區隔”歷史和“塑造”文化的作用。同樣，也不能為了套用新理論，而忽略了中國作為一個來源悠久的民族國家(或多民族帝國)，不僅是一個穩定的歷史空間，而且是一個穩定的文化世界。
毫無疑問，作為一個文化世界，“中國”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一個逐漸從中心向四方瀰漫開來，又從四方匯聚中央的空間。“中國文化”也不是一個單一的文化，而是一個以漢族文化為核心，逐漸融匯各種文化形成的共同體。不過，問題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由於秦漢、宋代、明代文化世界的三次凝固，它逐漸形成漢族中國文化的主軸和重心，特別是在宋、明兩代，那種有關“中國”(漢族中國)的意識，以及有關“外國”(周邊蠻夷與異域)的認識逐漸形成，“華”與“夷”之間開始有清晰的界分。在宋、明兩朝朝廷與士大夫的合力推動下，變得相當穩定與牢固，使得中國核心區域(即傳統說的本部十八省)始終固守著這種文化，並且逐漸擴散開來，輻射到周邊，形成一個特點相當明顯的“文化世界”。從這一點上看，漢族中國文化是這個文化世界最重要的核心，無論是匈奴、鮮卑、突厥、蒙古、滿族，還是日本、朝鮮、安南，都曾經被這個漢族文化影響，就是中國的歷代王朝，無論是遼、金、元或者清，都曾經以漢族文化為既合法又合理的新文明來標榜和建設。但是，另一方面，我要強調的是，我們不必堅持所謂“漢化”或者“華化”的說法。過去，陳垣先生寫過《元西域人華化考》，說蒙古佔領中國之後，很多來自西面和北面的異族人卻被漢人華化了，前些年去世的美國華人學者何炳棣也曾經堅持，由於滿清“漢化”，才能夠統治中國的說法。對這種說法，你要仔細體會其背景和心情。陳垣先生骨子裡是個漢族中國的民族主義者，無論是他的《通鑑胡注表微》還是《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都是在抗戰時期民族危亡之際撰寫的，都有民族自尊的含義。而何炳棣先生是身處異國，總強調本民族文化力量的美籍華人，他與羅友枝(Evelyn S. Rawski)的論戰中，顯然也帶有漢族中國人的感情色彩。
在今天，後一方面尤其需要強調，為什麼？因為文化的滲透、交融和影響常常是交錯的。從歷史上看，雖然你可以說元西域人華化的傾向很嚴重，滿清漢化色彩也很濃，但我們也可以看到，蒙古統治下中國漢族傳統變化也很大，而滿清帝國也給漢族中國帶來了極大的變化。以時髦的“現代性”一詞來說，我總覺得，中國城市商業、娛樂與市民生活方式，即現代性發展最快的，可能恰恰是在兩個所謂異族統治的時代，即蒙元與滿清兩個王朝。什麼原因呢？因為漢族的儒家文化是以鄉村秩序為基礎的，城市的生活樣式、日常秩序和價值取向，在漢族的儒家世界是被批判和抵制的。可是，恰恰在蒙元時代城市發展很快，也許就是因為儒家倫理暫時不那麼有控制力的緣故。蒙古人並不完全用儒家思想來治理生活世界，舉一個例子，元代戲曲發達，跟城市發展有很大關係，也和士大夫價值觀念發生變化有關，士大夫做不成大官，去當市民，他們在城市裡生活，暫時從“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中脫離出來，有人就進入了“遊民”“市民”“清客”“浪子”行列，可就是他們促成了戲曲的創作、演出與欣賞的興趣。同樣，清王朝在某種意義上，由於滿、漢兩個文化世界的並存，也暫時在某些方面淡化了儒家倫理在生活世界的控制力(儘管表面上清朝皇帝還是倡導儒家學說的)。前面提到，何炳棣曾經特別強調清代的漢化，與美籍日裔學者羅友枝激烈辯論，現在看來，兩人各有道理，太強調一方都不對。我曾經看了很多朝鮮使團到北京朝貢賀歲的記錄資料，很多記載證明，正因為是滿人當國，所以雖然上層社會和漢族士大夫仍然秉持傳統價值觀念，但是，現在我們所說的“資本主義”和“現代性”，卻在清代城市裡大發展，比如，商業之風大盛，連大學士都可以到隆福寺做生意，漢族風俗漸漸衰落，朝鮮使者看到，北方中國居然男女混雜、主僕無間、生活奢靡、娛樂繁盛、喪禮用樂、供奉關公和佛陀而冷落孔子等等，這讓朝鮮人覺得滿清入關以後，導致了漢族文化傳統的衰落。所以說，一方面漢族同化了異族，可反過來你也可以看到另一面，異族統治淡化了漢族儒家倫理的控制，那到底是漢族胡化了呢？還是胡族漢化了呢？現在的中國文化，僅僅是傳統的、來自孔子時代的漢族文化，還是融入了種種“胡人”因素的新文化呢？
那麼，“中國的”文化史，究竟應當如何敘述這個複雜過程呢？
六、晚清以來：中國文化處在斷續之間
傳統在不斷延續，影響著今天的生活。經典也在不斷被重新解釋，至今還是我們精神的來源之一。中國跟歐洲很不一樣，歐洲歷史上，由於中世紀神學籠罩，文化曾經有過斷裂，所以，才會有所謂通過重新整理和發掘古典，來進行“文藝復興”的過程。歐洲近代，原本是建立在古希臘羅馬傳統、基督教信仰基礎上的文化，隨著各個民族國家的建立，曾經各自分化、凝聚、成型。然而在近世，中國卻是國家從核心向四周彌散，文化從一元向多元發展。其中，中國古代漢族中國的傳統和經典幾千年來在不斷地延續，它沒有被打斷。原因很簡單，因為：第一，聖賢和經典的權威很早確立，並且一直與政治彼此融洽，這保證了文化和觀念的傳續；第二，藉助王朝的權力，藉助各種考試製度，主流讀書人始終要通過這些知識的考試來進入上層，並且依靠它確立身份和位置，所以，讀書人在維護它的存在。第三，我們的官學和私學，像私塾、鄉校這些教育始終很強大，加上政治制度始終在支持它。因此，正如幾年之前我所說的那樣——至少在晚清民初，我們仍然在傳統、歷史和文化的延長線上。
不過，15世紀之後西潮東漸，19世紀之後更因為列強的堅船利炮，漸漸改變了傳統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走向。尤其是1895年以後，中國開始整體加速度地向西轉，“追求富強”的焦慮和緊張，形成一種不斷地激進的潮流，經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以及抗日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及“文化革命”，逐漸改變了幾千年來的文化傳統，正如西方諺語所說，“過去即一個外國”(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似乎傳統文化離我們很遠了。現在，一般人都會同意當年張之洞的說法，自從19世紀近代西洋文明進入中國，使中國經歷了一次“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似乎與傳統有了“斷裂”。
下面，仍然就前面我說的五個方面，各舉一些例子：
(一)雖然中國仍然使用漢字，但是，現代漢語中的文字、詞彙和語法有很大的變化。今天的漢語不僅由於蒙元、滿清時代口語有很大影響，更重要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使得傳統口頭語言成為書面語言，而且羼入了太多的現代的或西方的新詞彙，無論在報紙、信件還是說話中，既有好多“經濟”“自由”“民主”這些看似相識卻意義不同的舊詞，也有“意識形態”“電腦網絡”“某某主義”“下崗”這些過去從未有過的新詞，如果語言還是理解和傳遞意義的方式，那麼通過現代漢語理解和表達出來的世界，已經與傳統大不一樣了。
(二)雖然在現代中國尤其是鄉村仍然保持著一些傳統家庭、家族組織，中國人至今還是相當看重家庭、看重親情、服從長上，但是，家庭、社會和國家的結構關係變化了。今天的中國擁有了太多的現代城市，現代交通、現代通信、現代生活，已經瓦解了傳統文化的社會基礎。過去的生活空間是四合院、園林、農舍，人際是家庭、家族、聯姻的家族，這些血緣所形成的親族關係和家庭家族中的親情，是相當重要的和可以依賴的，所謂“血濃於水”這個詞就可以形容這種關係，“男女有別，上下有序”基礎上建立的倫理秩序，使得家庭、家族和放大的家國能夠和諧相處。費孝通在《鄉土中國》裡就說，中國和西洋的基本社會單位不同，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捆紮清楚的柴，各自立在那裡，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但是，現代的城市、交通與媒介卻改變了一切，現代的法律又規定了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和自由結婚離婚，過去那種密切的、彼此依賴的鄰里、鄉黨、家族關係，已經在民主化思潮和城市化過程中逐漸消失了，因此，建立在傳統社會上的儒家倫理與國家學說，也逐漸失去了基礎。
(三)自從晚清以來，儒家在西洋民主思想的衝擊下，漸漸不再能夠承擔政治意識形態的重任，佛教與道教也在西洋科學思想的衝擊下，受到“破除迷信”的牽累，漸漸退出真正的信仰世界，很多宗教實踐也不再具有實質性的意義。雖然現在儒道佛三教，也包括其他合法宗教如伊斯蘭、基督教等仍然可以在政治權力的控制之下和諧共處，但是這種“合一”並不是唐代以來那種觀念、知識和信仰上的彼此容納，而是在政治高度控制下的分離。
(四)天人感應與陰陽五行為基礎的觀念、知識、技術，在近代西方科學的衝擊下，漸漸淡化，並且分化為各個不同的領域，逐漸退出對於政治世界和自然世界的一般性解釋，只是在一些科學尚不能到達的地方，如醫療(中醫)、地理(風水)、飲食等等領域仍然保留著。現代中國人已經不再堅持過去的陰陽五行觀念，甚至也不再按照傳統的時間觀念，相信四季、二十四節氣的意義，中國不再用王朝與皇帝的紀年，而改用西洋的公曆了，按照傳統的觀念，“天不變，道亦不變”，曆法改了，這就是“改正朔”一樣的天翻地覆。
(五)從“威斯特法利亞和約”(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以來，近代歐洲奠定的國際秩序與條約關係，隨著西洋進入東方，不僅摧毀了原來中國的天下觀念和朝貢體制，也重新界定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關係，儘管現在中國仍然殘存著“天下中央王朝”的想象，正如許倬雲所說，“正因為中國中心論，幾千年來，中國不能適應與列國平等相處，直到近代，中國人似乎還難以擺脫這層心障”，但是，畢竟世界變化了，在這個全球化時代，古代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天圓地方宇宙觀下的世界認識和朝貢體制下的國際秩序，已經不再有效了。
結 語：重尋中國文化史的主軸和重心
毫無疑問，經歷了晚清民初帝制王朝變成共和制國家，經歷了“五四”以來的新文化浪潮，經歷了種種政治變更尤其是“文化革命”，現代中國的文化已經不是傳統中國的文化了。為了接續傳統與回應現狀，最近，中國出現了“傳統文化熱”，其背景與心情當然是可以理解的。我認為，有三個背景與心情十分重要：一是“回到起點”，即超越近代以來籠罩著我們觀念、制度和信仰的西方文化，回到傳統文化資源中，尋找能夠重建現代中國價值的基礎；二是“尋求認同”，就是在信仰缺席的時代，重新建立“中國”國民對於歷史、文化與價值的認同，特別是試圖形成國家的凝聚力；三是“學術新路”，即在百年來影響中國的西方學術制度中掙脫出來，無論是在知識分類，還是在表達術語，還是在研究制度上，找到一個新的路向。
看上去，這些背景與心情似乎沒有問題，但問題是，傳統不是固定的，中國也不是單數的，我要指出的是——
首先，文化在歷史中形成，而歷史一直在對文化做“加法”與“減法”。所謂“加法”，就是對於不斷進入的外來文化，藉助傳統資源進行創造性的解釋(正如中古時期中國知識人對印度佛教知識的“格義”，使外來觀念變成中國思想)；所謂“減法”，就是對於本土固有文化中的一些內容，進行消耗性的遺忘或者改造(如古代中國對一些不吻合倫理秩序的風俗進行改造，或現代中國以科學對迷信的批判)。因此，並沒有一個固定的、一成不變的文化傳統。
其次，我要提醒的是，古代中國的歷史說明中國文化是複數性的，古代中國文化中曾有多種族群與多種文化因素，雖然秦漢帝國逐漸形成漢文化主軸，但經過中古時代異族與異文化的疊加，已融入相當複雜和豐富的內容；到了宋代，由於國際環境與外在壓力，經由國家與士紳的努力，漢族中國文化凝聚成形，開始凸顯中國文化世界的“內”與“外”“我”與“他”的界限。但是蒙元統治時期，中國再次融入異族，文化又疊加並形成混融的新文化。經由明代初期的“去蒙古化”，漢族中國文化雖然再度凝固，可是滿清帝國建立之後，疆域和族群再度擴大，文化再次疊加混融。既然古代是一個“眾流匯聚”的文化共同體，而現在中國又已經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因此我們一定要承認中國文化的複數性。
再次，在晚清民初，中國文化經歷了“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界定中國的文化傳統處在斷續之間。現在當然需要重新認識與發掘傳統，但是我們要了解，既然傳統是一直在不斷變化的，今天如何用現代價值重新“組裝”傳統文化，是值得思考的大問題。正如前人所說，“傳統是死人的活資源，傳統主義是活人的死枷鎖”，以“原教旨”的方式刻舟求劍，固守想象中的文化傳統是固步自封的做法。
因此，我們如何討論“中國文化”，如何寫作“中國文化史”，真的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文化史的“主軸”，可能不像歐洲那樣，朝向近代，由語言、民族、倫理與藝術的整合，而各自形成現代民族國家與文化，而是朝向國家、民族與疆域的彌散與兼容，逐漸形成各種文化的融合與變異。因此，中國文化史的“重心”，當然也不是在敘述這些國家文化的逐漸清晰與凸顯(當然也包括了自我與他者的日益分離)，因為我們這個國家很早就形成一個文化主軸，因此可以敘述這一國家文化的逐漸混融與豐富(當然也包括了文化的衝突與雜駁)。這當然只是一個籠統觀念或者宏大設想，重要的問題仍然是，它如何落實到文化史寫作中，把各種文化現象整合進歷史敘述，使這個歷史顯示出它的“主軸”，呈現出這個文化的整體趨向？
也許，我們的文化史被歷史上過於豐富的文化所纏繞，很難分身清理出一個文化史的主軸，總是擔心丟三落四，生怕忽略了自家寶藏，以至於左右支絀，忙於敘述那些類別各異的“文化”。可是，如果我們清晰地設立文化史的重心，清理文化史的主軸，有一些並不構成重大意義的文化內容，雖然很精彩、很值得自豪，是否可以不必進入文化史呢？而另一些真正型塑“中國”的文化現象，一些事關“認同”的歷史事件，由於沒有清晰的“主軸”和“重心”而被我們忽視了呢？“主軸”與“重心”在文化史中的凸顯，也許，意義非常重大，它一方面關係到中國文化史是否能夠給讀者一個“民族”“國家”與“文化”相互型塑與彼此糾纏的歷史脈絡，讓人們瞭解，自己為何會習慣甚至認同這樣一個文化；另一方面則關係到中國文化史到了今天，是否可以自我調整與自我轉型，在恪守傳統與文化的同時，以最平靜和最理性的態度，擁抱各種異質的文化，形成一個共同的文明。
（原載 ：《文史哲》2014年第2期，第5-1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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