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重商主义是商业阶级对公众的欺骗。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评论的"重商主义体系"后来以"重商主义"为人们所熟知。重商主义可以溯源于古希腊时期，直至现在的各国经济。考察重商主义在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表现，将能找出隐藏在商业内部不为人知更深层次的东西。
主题词：重商主义 历史 表现 意义
重商主义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斯密为了提出自己的新的经济主张，解决英国经济矛盾，将一些商业投资机会主义者一系列政策、措拖、建议归类在"重商主义"这个范畴内加以评论、考查和批评。
当然，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也有一些对应性的比较和区分。若从经济活动这个历史长河中看，重商主义行为会不时地出现在经济舞台上，只是有时会变换一下脸谱的色彩，形成一些差别而已。
一
笼统地讲，在古希腊时期，存在着比较自由开放的民主政治和当时生产力相适应的奴隶制度。公元前6世纪早期，梭伦改革将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同时推进，活跃的政治气氛和繁荣的商品市场让雅典成了人们向往的城邦，并且由此开启了西方人平等自由、信守契约、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精神。一大批哲学家的出现，也奠定了追求真理的思想环境。于是出现了柏拉图所能大胆设想的《理想国》中尽可能的优美政治结构图景；以及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描述他认为更加符合现实的经济模式。
柏拉图深知商业主义之"利害关系"。在《理想国》中极尽诱人之想像，将公民生活构想成"共产共妻"的状态。此中要注意的是，当时的雅典公民并不是指所有人，能成为雅典公民尚有许多苛刻的条件，是一批少数的精英分子。而"共产共妻"只限制在统治者和卫士阶层。即使这样，这种"乌托邦"的生存状态，让我们今天看来也难以置信。柏拉图是当时非常智慧的哲学家，他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于是他在该书的第九卷最后写到：
或许天上建有它的原型，让凡是希望看见它的人看到自己在那里定居下来。至于它是现在还是将来才能存在，都没关系。反正他只有在这种城邦里才能参加政治，而不能在别的任何国家里参加。[1]
也许对柏拉图来说这样的理想城邦只可能存在天上；或许是柏拉图为人间设计了一个理想城邦的"理型"，让地上的人们依照这个"理型"来治理政治和架构经济。总之，柏拉图的理想之国是富有哲学含义的，真理性和至善总能存在人们的心目中，让因利为害之事尽可能避免。
再强调一下，柏拉图设计的"共产"仅限于上层阶级，城邦中的其他居民仍享有私有经济财产及其活动。现在资产公有制在社会中已经是屡见不鲜的事了，这个"公有"的源头就有柏拉图《理想国》设计的影子。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并肩而行，已经变成了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常说的混合经济形式，业已成为现在经济的大势所趋。
无独有偶，当时间大跨度至２０世纪上半叶，苏联则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偿试。它的高度集权计划经济虽然没有"共妻"，但却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的"共产"以更加彻底化的方式推向全民。最后实践证明，这种"共产"模式在地上仍就没有成就的可能，这是普遍的人心所构筑的世界来决定的。那么，只能将此理念悬搁起来，或继续存放于天空。
二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则不同。他算是经验主义学派的鼻祖，更注重实践的操作性。在《政治学》和《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经常批判柏拉图不切实际的理想。根据雅典城邦实际情况，他总结出三种经济模式：一是物物交换型；二是物——货币——物交换型；三是货币——物——货币交换型。正是得益于理想少于经验，亚里士多德总结的三类模型基本覆盖了人类自有分工交换以来所有的商品经济类型。
当然，最简单也是最原始的商品交换是物物交换，因为范围和规模很小，自然用不到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作为中介手段。再后来，分工越来越细密，交易规模亦越来越扩大，自然就产生了货币这个交换媒介，就有了物——货币——物的交换形式。这在当时的雅典也是极其普遍的。亚里士多德也称赞这两种交换模式是自然的，符合人性的。原因在于人们交换目的是为了满足对物品的效用需求。亚里士多德也不亏是智慧的哲学家，他在当时便敏锐地捕捉到：未来的经济主要模式是货币——物——货币这个形式。亚氏对此评价说：这种交换方式是非自然和反人性的。因为人们追求不再是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竭力追求货币数量，将正常商品交换颠倒化，让人追逐虚荣、奢华和不实的东西。这个总结，已经预示了社会发展未来将进入资本主义，所揭露资本的本质也在今天表露无疑。这也预示着重商主义将要登上历史舞台，来展现他们各自竞争的力量。
三
阅读过《国富论》的人都知道，因重商主义依据狭隘的利益观念，所制定的影响国家政策的系列思想被亚当·斯密有选择性划归流俗的偏见之中。重商主义的偏见甚至说是危害来到源于：①对农业的轻视。认为商业才是真正富国的手段；②商人重视商业也许无可厚非，但因对金银的贪婪又把货币或金银看成是构成财富的原因。包括哲学家洛克在内，都认为："金银乃是一国动产中最坚固最根本的部分；他还认为，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增值此等金属，应该是政治经济的大目标。"[2] ③依照重商主义者的原理，必然会产生希望有利于本国的限制性措施，如限制金银输出、限制国际贸易、只能允许产生金银输入的贸易顺差、加大特殊物品的关税、给本国生产商进行奖金和补贴等等。实践再次证明，重商主义的流俗偏见与错误主张最终损害的是国内消费者的消费利益。亚当·斯密也就是在破除这种狭隘的民族利益中喊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强音：
他们（指商人）通例没有促进社会利益的心思。他们亦不知道他们自己曾怎样促进社会利益。他们所以宁愿投资维持国内产业，而不愿投资维持国外产业，完全为了他们自己的安全；他们所以会如此指导产业，使其生产物价值达至最大程度，亦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们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促进他们全不放在心上的目的。他们不把这目的放在心上，不必是社会之害。他们各自追求各自的利益，往往更能有效的促进社会的利益；他们如真想促进社会的利益，还往往不能那样有效。一般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据我所知，并不曾成就多少善事。但有这种感情的商人既然不多，所以，用不着费口舌，来谏止他们这种感情。
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最宜于投资？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的生产物常有最大的价值呢？关于这个问题，政治家、立法家的判断，绝没有他个人自己的判断那样准确，因为个人处在当事人的地位。政治家指导私人应如何投资营业，结局不过加重自身的责任，去注意那种最不必注意的问题，从而扩大自身的权力。把这种权力委托在迂愚僭越自认宜于为此的人手中，真再危险没有。其实，这种权力，决不能安然委在任何一人身上，亦不能安然委于议会或元老院。
使国内产业上任何特殊工艺或制造业的生产物独占国内市场，即在相当程度上指导私人应如何使用其资本。这种法规，几乎在一切场合，都是无用或有害的。"[3]
斯密在这段文字中将重商主义的脸谱给摘了下来，看到了商业最为自由的本质。并提出了至今对经济学有重大意义的原则："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市场和商人的投资行为。让从商者按照引导性的内在规律去赚取最大的个人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增加社会整体福利。这种由个人自利心导致的对社会最大公益是社会普遍存在的情况，这也许是功利主义的最大现实。虽然斯密并不完全同意功利主义的所有主张。另外，"看不见的手"引导出的"自由"的哲学含义，让市场经济遵循自由的本质而行，且由此建立了传统经济学上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精神也渗透到了人们生活各个层面。自由主义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由"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规则来暗中引导，符合规则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自由主义的内含一但清晰，自由的旗帜便会应然而立。那对政府的限制就不言而喻，政府的职能定位也会随之清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探讨过政治管理的技艺，"正义"意味着各人做合宜正确的事。政治人不恰当把手伸进商业领域，把全揽大包视为自己的权利，这势必破坏商业规则，会让"看不见的那只手"消失怠尽，造成的结果是商业经济上的劫难。政府不能也不应该去僭越这种行为，去代替商人做赚钱的营生。这如同商人也不能将手伸进政治，去编织不符合自己功能的妄想权力，来试图欺骗和影响政治。自由是商业经济上的本质，平等的权利会退居其次。而平等恰是立法及政治最基础的原则，自由又会因此退位至第二层次。因经济领域和政治法律领域不同，显示原则的主次有差异,其实这个制衡正是自由平等的称谓，究其实质来看，是完全一致的。
四
20世经30年代，欧美国家暴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工人大量失业，产品严重积压，企业及银行大量倒闭，经济增长停滞等，留给经济学家诸如此类的诸多难题，要去寻找理论来解释现象，解决危机问题。往往革命性经济学家会应时出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就是这个时候的产物，他提出了改变以往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所谓"自由放任"的管理模式，主张政府干预，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干预，以拉动需求为主，推动生产发展，解决大量失业问题。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集中体现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简单总结：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支出构成国民收入，而表现在大量失业状态下的国民收入显示支出不足，这可以通过刺激消费和投资来增加。但因萧条环境下的人们心里预期及现金偏好，让消费者支出更为消极。此时政府只有利用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乘数形式去引致私人投资和刺激消费，来扩大和提高市场需求，发展生产，促进工人就业，从而解决经济危机。可以说，凯恩斯的政策主张是极为有效的，也让传统经济学对自由主义有了一次更新的认识。这种政府有限的干预让凯恩斯经济学着实进行了一场革命，不但挽救这场大危机，还让资本主义更加繁荣了几十年，如此说来，凯恩斯为资本主义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创立的经济学体系也让经济学整体分了家，有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分。这个贡献也是巨大的。
不知道凯恩斯是真正欣赏重商主义的理论，还是为了对付传统经济学的自由主义希望增加一把利剑，在那个时期，凯恩斯是以欢迎姿态来看待重商主义的。他在评论的文章中赞扬了重商主义"对治国术的贡献"。其实重商主义利用政治权力来配置资源与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口味有许多相似之处。当然，毕竟是时代不同，面对的环境差异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凯恩斯赞扬重商主义还是留有余地的。他说："（重商主义）可能已获得了断章残简的实践智慧，李嘉图不现实的抽象先把它忘记，然后又使之消散无余了。"[4]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与传统自由主义的矛盾可由哈耶克与凯恩斯相互往来辩难中进行观察。哈耶克是"自由放任"的代表及坚定的支持者，他认为市场经济的自由精神神圣不可侵犯。他最为担心的是："任何脱离市场经济和走向福利国家的改良步骤，最终势必导致建立一个既无效率又无自由的集权主义国家。"[5]凯恩斯理所当然地是政府干预的代表，面对人类如此大的经济危机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坐视不理。也绝不能放任给市场来慢慢调节。货币数量论者认为危机可以通过长的市场调节来慢慢解决，凯恩斯对此给出的有力量的名言是："长期，那我们都会死的。"
尽管各学派因为理念不同造成经济理论和实践之争，也虽说凯恩斯主义的流行非是斯密所指的当时的重商主义，但强调权力的作用是他们的共同归趋。而权力于经济的作用对凯恩斯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就此也可以说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又是重商主义不同时期的一次进化式的变种而已。
五
今天，科技发展迅猛，交通信息也高度发达，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成为时代潮流。各国经济相互融合，其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非但不会放慢其脚步，还会随着科学技术的突破而高歌猛进。但此时出现一股逆流：特朗普政府打着"美国利益优先"的旗帜，却大打各种阻碍国际自由贸易的牌，如提高和加征关税，阻止国际间的企业合法并购，阻止高科技企业的市场自由竞争等等，点燃了国际贸易战争的硝烟，企图在贸易战中赢得美国利益。美国政府推出不合时宜的种种举措，与19世纪英国重商主义相比，没有任何创意，完全是重商主义工具箱的老东西。而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为什么美国还会有这样倒行逆施损人又不利己的行为呢？这不得不让我们来重新检点经济学过去与现在。
亚当·斯密早在《国富论》中对重商主义破坏自由，希望通过政策壁垒来片面保护本国利益的行为有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他从重商主义主张的基本原理入手，指出只顾金银，不顾劳动生产效率和产出来富国裕民是极端错误的。千方百计限制国外商品输入也必然破坏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关税和其他赋税其可恶程度"不仅等于土壤贫瘠，且等于天时险恶。"[6]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分别论证了国际贸易的"优势理论"，提出了"相对条件有利"和"相对成本论"。瑞典的经济学家俄林也提出：专业化分工及地缘优势造成有效率的国际交换，可以减缓所有国家较不充裕的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商品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让一切生产要素趋于均等，以此可大大提高国民消费福利。萨缪尔森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这样总结国际贸易：
之所有必要提高贸易的自由程度，是因为根据相对有利条件原理，国际专业化可以提高生产率。自由贸易还会提高世界产量，从而提高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不同生活水平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是特别有利的。
大多数赞成关税保护的论点不过是某些压力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寻找的借口，因而经受不住认真的分析。[7]
虽然这些自由贸易理论非常科学明确，但对特朗普政府来说，萨缪尔森一句"某些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还是切中了要害。显然，特朗普所谓的"美国利益优先"不仅颠覆了经济学的基本常识，践踏了国际自由贸易的本质，还最大程度上利用政治特权绑架了美国民众。政治权力指挥一切的特征不仅仅发生在过去，也越来越表现为现代的特征。美国官僚精英们及理论建树成就非凡的经济学家集体失声是权力利益绑架自由所表现出来的可悲现象。事实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美国政府这种违背常理，损人而又不利己的政策必会半途夭折，无功而返的。
六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同样被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卷裹着。当然中国与美国的政策不同，这更多来源于文化的差异。中国正相反，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随着经济的渗透，各种思潮也一齐拥入，产生各种各样的人文心理。由斯密对重商主义者所贴的标签来看，我们也已自觉不自觉地踩到重商主义的尾巴上。比如全民上下轻视农业基础产业，重视商业，造成经济二元结构严重失衡；二是国人追求货币的热情越来越高，"金块主义"的思想越来越严重；三是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造成环境污染，能源危机等外部负值效用；四是贫富悬殊进一步扩大，成为经济发展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五是人心追求目标的空虚化，导致人们的精神危机等等，不可胜数。谁都希望追求最大的个人幸福，但现实的结果却有时大相径庭，这不能不说是重商主义思想带来的严重后果。
互联网运用于各个行业，促发信息大爆炸，快餐式文化导致年轻人有更多独立和自负，有时又盲目而自私。希望去追求自由和平等，因为不能深层次理解自由与平等的真实含义，浮化表面的行为又将传统上蛛网式的伦理秩序进一步冲破和消解，这不但体现年轻人的心灵危机，也体现了教育危机。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早就提醒过：因为追求不切实际的个人自由主义而形成社会上的一盘散沙，会极端推动每个人又过多去依赖政府，这会让政府更加集权。从而导致政治权力变成可怕的有形之手，介入到公民生活的各个角落。为此，他还告戒人们：
让已经具有民主的社会情况的国家全部仿效英裔美国人的法制和民情，那就大错特错了。这样的读者只注意到我的思想的外表，而没有认识到我的思想的实质。我的目的，是想以美国为例说明，法制，尤其是民情，能使一个民主国家保持自由。但我决不认为，我们应当照抄美国提供的一切，照搬美国为达到它所追求的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因为我不是不知道，一个国家的自然环境和以往经历，也对它的政治制度发生某种影响；而且，如果自由要以同样的一些特点出现于世界各地，我还觉得那是人类的一大不幸。[8]
每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同，产生的风俗民情和心理素质必然也各不相同，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与人生的目标实际上有很大的差异。这些都是本民族文化特色造就的。美国今天的民主与建国初期已大不相同，而对自由的理解也时过境迁。重商主义会随着环境、文化、心理等各种变化像胡蝶的翅膀适应生存一样，将不停转换它的色谱重复出现，这需要我们有正确的价值判断力和道德判断力来看清它的实质，决不能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目前，困难不在于行动与实践，还是在于思想观念的转变。古往今来，教育之所以神圣和伟大，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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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柏拉图：《理想国》第九卷 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第386页。
[2]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 译林出版社 2011年版 第2页。
[3]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 译林出版社 2011年版 第24页。
[4] 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8版 第142页。
[5]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 商务出版社 1982年版 第333页。
[6]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 译林出版社 2011年版 第34页。
[7] 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 商务出版社 1982年版 第89页。
[8]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册 商务出版社 1997年版 第366~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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