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司马相如是西汉时期的辞赋大家，他一生的经历，被司马迁以一万余言的长篇，载入《史记》 “列传” 之中。但奇特的是，记载中司马相如本身的著作，占据了绝大多数的篇幅。这使得司马迁的态度显得扑朔迷离，而司马相如的正反形象，从此成了士人争议不休的主题。
挣脱政治上的是非，映入寻常百姓眼帘的司马相如，是一个风流才子的形象。坊间流传的司马相如故事，兴趣多在于他和卓文君的风流韵事—— — 那个由司马迁开了头，却始终不见结尾的爱情故事，成了民间创作的主题，演出一幕幕的人间悲喜。而那个走出官衙，生活在民间的司马相如，透过戏剧的搬演，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历史和戏剧，何者是真，何者是假？哪个才是司马相如真正的形象？历史看似记载了真实的人生，但却可能真中有假；戏剧也许虚构了传奇的人生，却可能假中有真。二者之间存有许多难以厘清的分际，若能在真中验假，假中悟真，则不失为看待历史与戏剧的正确态度。以下便让我们在历史传记与戏曲故事中，一探司马相如的虚实人生。
历史传记中的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的传记，首见于司马迁的《史记》，随后班固亦将几乎完全相同的文字，加载《汉书》 “列传”之中。这两位中国史上的伟大史学家，所见略同的将司马相如当作有汉一朝足堪立传的历史人物，可见司马相如之入传，确实有其重要意义。
检阅中国现存的史书，可以发现《史记》和《汉书》是唯二将司马相如事单独列入正传记载的。不但篇幅之长，足冠群传，而且除了本传之外，在其他篇章中，亦时有提及，足见其于作者心中份量非轻。如果我们想要考察司马相如一生，《史记》与《汉书》便成了最主要的依据，所以谈历史上的司马相如，非从《史记》、《汉书》说起不可。
一、不得伸展的身影—— 《史记》中的司马相如
司马迁所撰〈司马相如列传〉一文，总长约1万1千字，其中收录了司马相如所作之赋七篇，共9千余字，约占全文五分之四。其载录传主原文之多，篇幅之长，堪称《史记》一绝。这样的载录方式，用意何在？这是每位研究〈司马相如列传〉者，都不会错过的主题。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 “《史记》列传，于诸家之文，多不滥登。”（《历代名家评史记》）而司马相如的文章，居然可令司马迁 “连篇累牍，极繁不厌”的忠实载录，除了其本身文章华美可读外，定然有其深意。但由于列传中评写司马相如的笔墨实在太少，以致后人产生诸多揣测，甚至是截然不同的两派看法。
一派以为司马迁赞赏司马相如文章的讽谏之意，故而载入以讽武帝；另一派则认为司马迁寓贬于褒，暗讽司马相如求官媚上，以致武帝愈陷愈深。这两派批评的意旨，南辕北辙，但却同样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几乎所有评论者都相信，司马迁载录相如之文，绝非单纯欣赏他的文辞而已。究竟司马迁之意为何？让我们再一次来回顾其〈司马相如列传〉一文，从中找寻可能的隐意。
司马迁在文中虽然所陈不多，但却在他每一次载录相如文章前后，都作了短短的评论。如载〈天子游猎赋〉前司马迁曰： “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后又曰： “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认为此文虽然铺陈侈靡之事，非义理所尚，但却引出节俭、归于正道，主旨仍在于讽谏。而在〈难蜀父老〉一文，则评曰： “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藉以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认为虽然相如之怯懦，使他选择了继续迎合武帝之意，但却作此文表面宣达武帝的旨意，实则冀望能借着父老之言，讽谏武帝。
可见司马迁认为在相如的心中，一直是存在着讽谏君王之意的。只是武帝是那样一个刚愎自用的君王，他要的是臣子阿谀的掌声，而可以将旁人的规劝视如无物。这种性格在司马相如上〈上疏谏猎〉、〈哀秦二世赋〉及〈大人赋〉后武帝的表现，可以看得更清楚。
传中记载，武帝对于〈上疏谏猎〉、〈哀秦二世赋〉这两篇劝谏意味明显的文章，反应十分冷淡，表面上虽然称善封官，封的却是一个看守文帝陵墓的小官，根本无意重用相如，亦不以为他的见解足以参与军国大事。但却在相如奏上〈大人赋〉后： “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闲意。”可见武帝看待相如，是只取其奉承之意，而刻意忽略他的建言的。这种处境，与娼优何异？面对武帝这种态度，相如的选择是 “称病归乡”。
司马相如死前留下〈封禅文〉一篇，遗言妻子：“有使者来求书，奏之。”可见他对武帝性格了解之深，知其死后武帝必有求书之举。此文既预定在死后陈奏，其用意必然不求官，亦无须奉承。其中虽然夸大汉德，言其足以封禅，但其论周无德不应封禅之言，却隐含值得推敲的深意。但一如以往，武帝非但不见其深意，反而在司马相如死后五年，开始 “祭后土、礼中岳、封于太山”，那种执迷不悟、自以为是的一贯丑行毕露无遗。
姑且不论司马相如为文之意是褒是贬，司马迁藉相如之文以讽刺武帝的意思，已经十分清楚。对司马迁而言，相如的文章是可以作为讽刺汉武帝之用的，所以他在最后赞曰： “相如虽多虚辞滥说，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就司马迁而言，武帝不能接纳善言、刚愎自用的性格，在”李陵事”时，已经彻底展露，所以他深切的体认到要武帝接纳自己的文章，文中就不能只用规劝之意，不灌点迷汤，文章岂能得幸圣览？所以他能体谅相如必须用这种方式来上陈他的谏言。对他而言，称赞相如之言，是真诚的，也是沉痛的，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不得伸展的身影。
二、文章冠天下——《汉书》中的司马相如
虽然《汉书》与《史记》皆将司马相如入传，载其一生经历。但如果比对二书中的司马相如传记，便可发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几乎全部沿用《史记》原文，并无新的资料增入。但班固在文末赞语中别出新意道： “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其评说的重点与结论与司马迁完全不同。
司马相如之文的讽谏作用，是史公立传的重点所在，但班固却取扬雄所谓 “劝百而讽一”，否定了相如文章的讽谏之意。那么在抽出司马迁所津津乐道的“讽谏之意”后，班固如此完整保存相如文章 的 用意又 是什么？这便值得读者玩味再三了。
班固曾在其自序性质的《 汉书‧叙传》中道： “文艳用寡，子虚乌有，寓言淫丽，托风终始，多识博物，有可观采，蔚为辞宗，赋颂之首。述司马相如传第二十七。”可见文辞之华美与用语之丰富，是班固述〈司马相如传〉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点虽然在本传中很难得见其真实，但如果比对《汉书》全文，那么这个事实便不言可喻了。
在《汉书》中，班固言及司马相如相关的记载约有十多处，其中与文辞直接关联者共有九处，如言其“以文辞显于世”、 “善为文而迟”、 “上奇其书”、 “辩知闳达，溢于文辞”、 “作甚弘丽温雅”、 “辞莫丽于相如”等。可见班固之所以重视司马相如，与其文笔，大有关联。这些记载有的是写相如文赋对当时的影响，有的则写时人对他文才的佩服，而其中更多是写武帝对相如文学才能的借重。这些记载皆充分印证了班固对司马相如 “蔚为辞宗，赋颂之首”的评价，也可见班固之取相如，重点确在他辞赋上的表现。
班固虽然否定了司马相如文章的 “讽谏之意”，但随着两汉士人文学观念的转变，使其不得不重视相如之为文人，在当时所具之引领作用，及其文章对整个朝廷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班固以相如入史册，所塑造的形象，乃一 “文章冠天下”的文人。
戏曲故事中的司马相如
自元以来，戏曲的演出，已是一种生活的常态，而戏曲故事的流传，亦自然而然进入民众的记忆，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演出的故事中，历史事迹，经常是剧作家乐于取用的现成材料，因为多数史书上的人物之所以能名留史册，本身即富有相当的传奇色彩，只要稍微加工，便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就这样历史成了戏剧，戏剧的流传又绘声绘影，彷佛为真实历史的一部分，甚至取代了史书上的记载，成为民众记忆中的历史故事。
司马相如的故事，就这样从历史成为戏剧，又从戏剧变成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传说。自元杂剧，到明传奇、杂剧，清传奇、杂剧，以至于当代戏曲，流传坊间的剧本，不下于20种。本文便以其中具阶段性代表意义的明传奇《琴心记》及当代戏曲《司马相如》为例，说明戏曲故事如何逐渐的丰富司马相如形象。
一、风流才子—— — 明传奇《琴心记》中的司马相如
虽然多数关于司马相如事迹的剧本目前已无法得见原貌，但由现存剧目中，仍可透露出一个讯息，那便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慢慢变成故事的重心，才子佳人模式的情节，跃升为古典戏曲中，司马相如故事的演出主调。
在《史记》的文字中，扣除司马相如本身辞赋之后，仅余的两千多字中，与卓文君相关的事迹便占了约600字之多，其份量不可谓不重，主要记载相如琴挑文君，文君”奔相如的故事。而如此详载于史册的风流韵事，自然成为后世剧作家乐于取材的故事来源。
向来才子佳人的故事，便是中国古典戏曲最为喜爱的题材，不论是写文人、武士、帝王、将相，中间总要穿插些美人的身影，故事才算完整。而翻开中国历史，像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故事如此浑然天成，不须多费笔墨，自然符合才子佳人模式的事迹，实在不多。多数历史剧中的才子佳人故事，关于”佳人”的部分，皆以夸张渲染的成分居多。难怪它能一再被改编演出，数量之多，甚至可以媲美《西厢记》。
而在古典戏曲中，演出司马相如与文君故事，最著名者当属《琴心记》一剧，其故事梗概大略按照《史记》所记载的史实依序搬演，另外嵌入了《华阳国志》、《西京杂记》等相关传说，并依《史记》未载之〈美人赋〉、〈长门赋〉的内容，想象其事，增益情节。形成传奇惯用的 “一见钟情→盟誓终生→生求功、旦守志→夫荣妻贵→生旦团圆”才子佳人模式。这样的故事模式，在其他两本写相如故事的明传奇《凌云志》、《凤求凰》之中，同样有迹可循。只是较之二者，《琴心记》的文辞流畅，可读性高，情节发展也较为合理。
但不可讳言的，剧中仍存在着一些缺点，如写文君当垆出自无奈，且自觉羞愧，明显削弱了人物的反抗性。又将人物脸谱化，让唐蒙的形象趋于丑恶，作为追求情节曲折的手段，如此作法，亦恐有违历史真意，亟待商榷。
当然，就如元《卓文君花月瑞仙亭》散套言道：“且休将《史记》里源流细参订，传奇无准绳，关目是捏成。”多数司马相如剧的作家并无意斤斤于《史记》，如以史实一一考评，则恐怕有失 “戏剧之道”。但是过于粗糙的转折或脸谱化的形象，恐怕亦无法感动观众的心。唯有朝 “历史的内在可能性”寻求发展，方为 “历史剧”动人之处。究竟其间分际何在，如何拿捏？对此，当代戏曲有了比较圆满的答案。
二、理欲交织的卑弱本质—— — 当代戏曲《司马相如》中的司马相如
郭启宏新编昆剧《司马相如》（另有京剧版名《卓文君别传》），全剧共分六折，依序 “桥会”、“琴挑”、”奉使”、”郊迎”、”卖赋”、”断弦”。初看其分折重点，与明传奇并无太大分别，内容大要亦大约可以想见。但再仔细端详，作者始于 “桥会”，终于”断弦”的关目编排，则似乎有着不同以往的隐微变化。在第一折 “桥会”中，一出场的便是那 “功名梦断”的 “倦游人”—— — 司马相如。而题桥之事则是发生于过往，再次经过，仍是以失意人的身分，相如倍加感慨， “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的壮志与落魄景况的对照，第一次突显出相如怀才不遇的悲哀。
而当戏剧演至司马相如〈子虚赋〉为武帝所欣赏，拜为中郎将时，荣耀集于一身，再过此桥，即欲抹去二个 “不”字，仅余 “乘高车驷马过此桥”八个字，表示壮志已酬，但随即又遭诬告，隐居茂陵，仍是有志难伸。继之则为千金卖赋，荣享官爵美人，但也气走了文君，终于内情爆发再遭免官，一切又复归于无。此时佳人已去，再过此桥，相如斟酌再三，最后仍题上 “不乘高车驷马不过此桥”十个字，但那却已是另一种繁华过尽，见山又是山的境界了。所谓“羊毫一扫，水阔天高，风也么飘，树也么飘”，唱出了此时相如心无罣碍，潇洒自在的胸怀，再也不是那拘泥功名的司马相如了。作者巧妙运用传说，突显出 “士不遇”的主题，不但捉住了 “历史本质的真实”，也使得情节发展有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曲折，演来甚有情味。
再看戏剧终于 “断弦”，有别于以往生旦团圆的结局。在明传奇中，虽然也有文君作〈白头吟〉以抗议相如另娶的情节，但最终总以两人复归团圆作为故事的结尾，或为夫荣妻贵（《琴心记》），或为同隐茂陵（《凤求凰》），更甚而有皇帝下诏赐茂陵女，文君坦然接受者（《凌云志》）。这些结局都未免将文君的心理过度简化，与其所展现勇于抵抗传统、争取爱情的形象有所落差。所以在此，郭启宏故意不往下写，让故事结束在 “断弦”，充分展现出文君的绝决，及她勇于追求唯一真爱的精神。
郭启宏大胆的揭露历来戏曲作品中最不愿意碰触到主角人物卑弱的一面，他把司马相如那种重名重利，及面对诱惑时所表现出来的卑弱本质，赤裸裸的展演在观众面前，尽管有亏主角人物的完美形象，但这却是最实在的人生真相。所以不论是在相如或是文君的形象塑造，及内在精神的展现上，郭启宏所编的《司马相如》一剧，都是得其精髓的。
余论
历史重于事件铺排而疏于人物内心的书写特质，恰为戏剧留下了一个 “敞开历史人物心扉”的空间。所谓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虚虚实实，假假真真。执着的以历史为真，或以戏剧为假，都可能让人看不到真相。因为历史的背后，总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事实，这些事实都可能影响我们对一个人的判断。一出成功的戏剧，背后总免不了有一些虚构的成分存在，但这并不损于其艺术价值，重点在于这些虚构是否为 “合理的想象”，是否能为历史加分。所以历史虽然没有给司马相如一个坚固不移的形象，而我们却在戏剧中触碰到了”司马相如们”最真实的内心。
从《史记》到《汉书》，从《琴心记》到《司马相如》，司马相如的形象由建立到丰富，从一个遥远崇高的史传文士到一个具有卑弱本质的世间才子，司马相如在读者的心目中，逐渐树立起一个有血有肉、难以抹灭的人物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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