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道强
乡愁还需要想吗？
是的。在平平常常的安逸日子里是没有乡愁的。但今年正要像往年一样过春节，春节后兄弟姐妹、侄儿男女开始走亲戚时，一场铺天盖地的病毒瘟疫突然降临，生活像时钟一样戛然而止。
我老家的亲人没有来，也不能来，我自然也不能回去。从过年到今天添仓，我蜷伏去家中，无聊极了，想起往年的热闹，更想起了乡愁。
我是孝义人，我的老家在古城桥南正街门牌61号。
虽然70多年过去了，但我对其门牌号仍然记得一清二楚。一个主要原因是1964年我考入省城学校后，常给家里写信。在信封上，我总是规规矩矩地写下这个地址。父亲识字不多，但也要给我回信。而且在信封最下方，总也要工工整整地落上这个地址。父与子这样一来一往的写信，就一直写了4年，4年间究竟总共写了多少封，早已数不清了。
学校毕业后，我直接分配工作到了介休。之后成家立业，定居于此。父母在时，我常回去，但他们去世后，我永远失去了孝义的家，所以极少再回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老院两扇沉重的木门，经过岁月剥蚀的苍凉面目；那儿时的小伙伴们，礼拜天去南堰坡外挖野菜的身影；那初中同学们上夜自习时，在点着用细铁丝串着蓖麻籽灯下，一笔一划认真写作业的情景；甚至那大街上推着破旧不堪的自行车，带着两扇豆腐的小贩，用悠扬的长调喊着"杀割豆腐咧"的声调等等，离我愈来愈远了。
什么乡恋、乡思和乡愁也愈来愈模糊了，只有每年过年的这几天，家乡亲人来介休看望我时，才引发了我短暂而浓郁的乡情和乡味。
去年腊月的一天，弟弟似乎预估到正月里不能来看我，提前给我带了好多孝义土特产品，除核桃、长山药等外，还有我最爱吃的火烧和猪头压花肉，我十分高兴。
我最爱火烧，是因为它和我家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
孝义火烧有着我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我叔祖父师振华曾在古城楼门南道东开着火烧铺，他打的饼形圆而厚，饼皮酥而脆，饼心软而香，吃起来，始咬又酥又脆，继嚼又酥又绵，微咸而香，油香、面香味儿浓郁，越嚼越有味儿，咽后口有余香，令人回味不已，在城里和附近村庄很有名。
他又传他子即我伯父师学耀，火烧铺依然红火。他儿子即我伯叔哥叫师道忠，是孝义县碗碗腔剧团的须生演员，因他父火烧卖的红火，他演戏又演的红，所以人们送他艺名"火烧红"。
解放后公私合营时，我伯父的铺子归到了孝义饮食服务公司，他凭着自已独特的手艺当了公司的正式大师傅。在我记忆中，他在西关街靠汽车站不远的一个小国营食堂里当职工。记得有一次我坐汽车回介休时，路过他铺子和他叨歇了一阵，顺便买了一个火烧泡羊杂割，火烧一毛钱一个，羊杂割两毛钱一碗，花钱不多，但吃得很解馋，因而记忆至今。
现在，我的几家侄儿在桥南、城东、西关和新城好几道街上都开有火烧铺。其中我一个伯叔弟师道元曾在桥南楼门口开了好几年火烧铺。靠此手艺，不仅维持了一家人的生活，而且供出了两个大学生。这几年，我每每回孝义都要买十几二十个我姓师后人的火烧。回来后一半送人，一半我留着吃，能吃一礼拜，但外酥内绵、味道依然香美。
弟弟给我拿的压花肉很有孝义特色，色泽红润、肥而不腻、香味浓醇。
我父亲和我都爱吃这种肉。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父亲是县建筑工程队的大师傅，有一次不慎从工程架上掉下来，摔成了骨折，住进了汾阳医院。我听到消息后急匆匆坐长途车去看他，在汾阳下车去医院的路上，看到路旁有个卖压花肉的，便买了一块。去了医院见到父亲躺在病床上，缠着满是白纱布的腿吊在高处，不由一阵心酸，眼泪哗哗地掉下来。
父亲轻轻笑道，“都这么大了，还哭什么？没事儿。不疼，医生说过几天就能下地了。”我擦去泪水，拿出刚买的压花肉，用水果刀切了一小快递到他嘴里。他一边品着一边高兴地对另一个病床上的人说，“俺二厮知道俺好吃这口，专门老大远送来了，孝顺啊！”我听了自然十分高兴。
我成家生子后，把这件事告了儿子，并说我也好吃这个压花肉。我无意间说的这句话，儿子已记在了心中。他成家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总要给我送来点压花肉。这阵儿，连我小孙子也知我好这口儿，每每去饭店他总要抢着点这个肉。
这次，弟弟给我拿来了20个火烧和大约四五斤压花肉。火烧我留了10个，给了儿子、女儿各5个。压花肉一切三份，儿女都有。孙子高兴地说，"把饼子切开，中间夹上压花肉，味道好美哇！"我听了，高兴得合不上嘴。
说起吃来，孝义的油花花、斜旗旗，我也打小就爱吃。它香、酥、甜、脆，吃起来圪嘣嘣、脆生生、甜滋滋，能让人吃上瘾。
往年，弟妹们过年后，总要给我拿一些。今年没指望了，但又想吃，于是，从小生长在太原，从没见过别人如何做，但也要试一试的老伴说，咱花花捏不了，斜旗旗料也简单。
她把发好的面加上咸盐、五香粉，兑上碱面水揉匀后，擀薄，切成斜旗旗，放入滚热的油锅中，刹时，斜旗旗膨胀得没个形状了，捞出来一吃，像个油条，放到第二天再吃，硬得像干骨头，用劲咬起来嘣嘣响。
我在苦笑和纳闷之际，于腊月三十日给孝义的妹妹打电话，想请教她一下这个东西的做法。谁知妹妹全家五口人去了在石家庄的她儿子家了，她告我说，今年在这里过年，回去后给你炸一盆油花花和斜旗旗。我听了大吃一惊道，"这个时期你还敢出门，以后别说来介休，恐怕连孝义也回不去了。"接着，我细细给她讲了介休和孝义防控新冠肺炎的情况，她不断"嗯"着，让我注意自己的身体。后来，她不知是听了我的话，还是别的原因，第二天大年下午就回孝义了。我虽然暂时吃不上她做的油花花和斜旗旗，但心里又添了一份温暖。
由过年的吃，提到了弟弟和妹妹，又想到了父亲，自然而然更想到了母亲。还是从吃上讲，有些食品虽不美味，但我们这一代人也吃过，而且记忆尤其深刻。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也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村是集体化的生产大队，每天给每人发三两六钱的面。就这点东西，如不在吃食上想点法子，非饿死不可。
当时，我每天下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小伙伴们相跟上，去地里挖野莱，拾白菜帮子，捋榆树钱钱，摘洋槐树花花。弄下这些东西后，母亲在它们中掺揉点从大队领回来的面，蒸出来，土话叫“掴垒”。虽不怎么好吃，但总比饿肚子强。就这样的东西，因为不多，我们也不能放开吃。母亲更是，有剩下的她吃点，没有了，她就只喝点稀饭，饿自已的肚子。
再一道食品叫蒸角儿。当时不仅粮食奇缺，而且上顿下顿是高梁面。为粗粮细做，避免红面下锅消汤，人们常常做红面蒸角儿吃，也是用开水扑起红面，包的馅儿呢，当然不会是羊肉猪肉什么的，只能包秋天腌制的和菜了，春天包的是甜苣之类的苦菜。就是这样的东西，我们当儿女的也要分着吃，而母亲总推辞不饿，刮点蒸笼、笼布上粘的一星半点面皮或露出来的菜馅吃。难道她真的不饿吗？当时年幼无知，不去想。现在想起来，心中真不是滋味，双眼中的泪水直打转，实在写不下去了……
父母已去世多年，但他们的影子我时刻不会忘却。如今，我的姐姐走了，我的哥哥也走了，我和弟妹们也都是古稀之人，而且身体都不好，在有生之年，见一次面就少一次，究竟还能见多少次面，谁也拿不准，每想到这里我就心疼。但是，在这次的大灾难里，有好多人失去了亲人，更有多少逆行的英雄们献出了自已宝贵的青春，这不是更令人热泪盈眶吗？
灾难远未过去，无数个家庭还不能团圆。善良的人们都在祈祷着、奋斗着，希望早日看到春暖花开、把酒言欢的那天。到那时，我会带家人回故乡去，见见亲人，逛逛大街，再看一眼早已属于他人的桥南大街门牌61号的老院子……
大约这就是在大灾大难中的乡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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