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爷爷15岁时出门当兵，跟着大部队东奔西跑，曾遇到过一个湖北的老兵。老兵是参加过湖北新军武昌起义的老革命了，为人谦和，待人也实在。看我爷爷年纪小，便经常与他亲近。太爷爷也总是喜欢让老兵给他讲一些起义时候的故事，或者老兵走南闯北见识过的稀罕事。
老兵是武昌人，曾给我太爷爷讲过他老家的一次瘟病。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在光绪九年（1883），武汉确实爆发过一场瘟疫。
光绪九年六月中旬，疫情最先出现在汉口一带。老兵说，听说最开始病人大多出现在万寿宫附近。从地图上看，就在离如今某海鲜市场不远的位置。
惹了瘟病的病人上吐下泻，看症状应该是霍乱之类的烈性传染病。有传言说上马得病，下马病发就会死去。因为发病迅猛，致死率高，当地人称其为“马上症”。病如其名，这场瘟疫也马上向周边的黄陂、孝感两地蔓延开去。
短短半月后的七月初，“黄孝等处死亡相继”，步武汉后尘，同样成了重灾区。据说相邻的四川境内，形势也不容乐观。
人们为了对付瘟疫，想到一个办法。那就是类似于冲喜，用春节这种大型节日的力量来祈福禳灾。当然事实证明，大型节日带来的人口流动会加剧传染病的流行，恰得其反。
可是不像现在这么凑巧，当时正值六月，离年尾还遥遥无期。远水难解近渴，灾疫却已迫在眉睫，这可怎么办？要不说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呢，既然春节还远，那就提前过年得了。
于是，疫区民间把六月三十这天当成是除夕，七月初一当作大年初一，比全国抢先半年过了个早年。南宋范成大有句诗：“除夕更阑人不睡，厌禳钝滞迎新岁。”
用这种方法，为的便是施行“厌禳之计”。传统年俗里的放鞭炮、贴春联、吃五辛盘、喝椒花酒，其实都带有驱避疫气的色彩，算得上厌禳的手段。
我发现其实医书中也收录了不少“厌禳瘟疫”的法子。比如，《本草纲目》里说：“腊旦除夜，以小豆、川椒各七七粒投井中，勿令人知，能却瘟疫。又法：元旦以大麻子三七粒，投井中。”
只要在大年三十的午夜，往井里撒上一些粗粮和调味料，就能获得抑制瘟疫的免疫力，就这么简单。
不管怎么说，也总算是传统医学对这场瘟疫的一次回击。至于后续如何，后果怎样，太爷爷也记不清了。只记得老兵最后对他说：“勺头日脑（傻瓜的意思），你肯定麽冇得见过六月过年嘞吧？”
其实，除了“冲喜”，古代人还喜欢用“罪已”来抵御瘟疫。古代君王深知君权神授，逢大的灾变罪己自省，同时责令下属官员修省，例如明朝时期。
永乐九年（1411）七月，陕西大疫。明成祖专派户部侍郎王彰祭祀西岳华山及陕西山川等神。祭文为：“比陕西守臣言境内疫疠，民之死亡者众。朕君临天下，一物失所，皆朕之忧。故闻之恻然弗宁，惟助国卫民御灾扦患神之职也。尚其鉴余诚悃，赐以洪庥，俾疫疠全消、灾害不作，岂独生民之幸，国家盖有赖焉。”
正统十年（1445）六月，浙江台州等三府发生大疫，皇帝派礼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讲学士王英去祭祀“南镇”，禳除灾患。时浙江久旱，王英一到绍兴，天降甘露，连续两日下起了大雨，人们赞叹此雨为“侍郎雨”。
明朝逢疫年，民众之间的互助事件非常多，也很感人。
明初，有一叫莫辕的人，邻居马华全家染疫而死，独余一个幼孩存活。其他人不敢收留，莫辕就毅然抚养小孩成人，传为佳话。嘉靖时广东高州府的一位徐姓知府，其母和继母及家人被瘟疫传染。二母奄奄一息，亲人纷纷躲避。唯有徐知府独自细心照料二人，致使疫者转危为安。
张彦忱，永乐年间进士张宗琏之父。他宗族举家染疫，亲朋好友均切断与他家的联系。张彦忱不顾众人劝阻，亲自备汤熬粥，每天数次，昼夜照料宗族，并说：“道路旁边的树木都能庇护人纳阴凉，人与人之间怎可不相互照顾呢？我做好事，鬼神是不会侵害的。”
成化二十二年（1486），某乡大疫，家人数死，曾家的两个儿子疫死，只剩下一个孙子名叫曾日旦。祖父曾汝厚恸哭欲绝，儿媳萧氏年方23岁，说：“公公不用担心，我若有再嫁的念头，不能守寡守节，就让神明惩罚我。养老、抚幼都是我的责任。”
日后，萧氏独处深闺，勤纺持家，将曾日旦抚养成才。曾日旦成人后修葺新屋给萧氏居住，并给其屋上匾，名曰“节孝”。日后，萧氏独处深闺，勤纺持家，将曾日旦抚养成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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