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封城一月有餘，方方老師的“武漢日記”漸成疫情中的一種文化現象，擁躉眾多。 本來是碎碎唸的“私家花園”，變成了現在的“草原牧場”，成了疫情輿情的一方重鎮。
在“日記”裡，方方老師每日娓娓道來，記錄期間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文字樸實無華，有諄諄老者之風。在當今屏讀時代，口語、視頻佔主流的網絡裡，為文字掙得一席之地，功莫大焉！
民眾的生活被來勢洶洶的疫情打亂，尤其在處在漩渦中心的武漢市民，被迫在家進行漫長的“超長假期”。而方方的“武漢日記”，給人提供了一個，在慌亂無助的即時感中，瞭望他人的機會，滿足了因為“身不能行，心嚮往之”的他者視界觀。而且，在方方細膩的文字中，與大眾的情緒形成了強烈的同頻共振。比如：方方的這句“今夜我不關心腦殘，我只關心你”，就直擊到某些讀者的心裡柔軟處。
然而，在如此巨大的大災大疫面前，大談文字的優美顯然有點奢侈。文學是燈塔，是火炬，是撫慰人心的善良，是鼓舞奮進照亮前行的星光！
作為文化名人、公共知識分子、歷史敘事的當事人，在這樣巨大的史詩性國難中，如何自處，如何擔當？
這是個問題，也是個命題。
1
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裡，搭建我們想象世界的是經驗和認知，從外面輸入的紛繁複雜的信息，經由大腦裡的操作系統——三觀，分類整理，構建出每一個人對於現實世界的想象。
方方老師用超強的文字駕馭能力，編織著她的視界，將每天的所見所聞，通過簡潔輕快的敘述，為公眾呈現了一個武漢封城家庭的日常，從錯愕、惶恐、焦慮，遙遙無期的等待，以及對疫情下的種種無奈無力感等等，表現得淋漓盡致，展現出一個人在災難面前完整的心路歷程。方方老師記錄的是她經歷的真實感受，碎片化的一點一滴，在經由她的妙筆生花和影響力加持後，變成了每個讀者心中對於關於這次疫情的想象。
《荷馬史詩》裡講到，英雄奧德修斯回家途中曾遇到一個妖怪，這個妖怪有一張床，每個過路的人，它都會抓到這張床上躺一躺。如果這個過路人的身體比床短，它就把過路人拉到跟床一樣長；如果比床長，它就把長的部分鋸下來。在處理相關的信息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都有一張這樣的床。
比如：小時候，我們覺得自己應該有更懂我們、更愛我們的父母；讀書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應該去更好的學校，有更好的成績；工作了，我們應該進更好的公司，賺更多的錢；為人父母了，我們就覺得子女應該更聽我們的話；疫情當前，我們就覺得有個包辦一切的政府，提供完美的解決方案……
如果現實不按我們頭腦中的這些假設來運行，這張床就把不符合我們想法的現實改造一番。
比如，“武漢日記”2月25日裡的一篇裡這樣寫道：“現在的局面，一方面分配困難，一方面買菜太貴，雙輸。還要傷害外省人民的一片善心。真莫如把所有捐贈蔬菜，交由蔬菜部門統一分配到各超市。嚴格要求超市以平價或低價團購給百姓，回款或捐贈或繼續用於補貼所採購的平價菜。這樣既可讓百姓買到便宜菜，亦可將社區人員從搬運、分菜、送菜這類事務中解脫出來。當然，各單位或各社區自己弄來的愛心菜，讓員工分配給各家，這是另外一回事。天氣越來越熱，蔬菜越來越難保存。諸事還是實事求是點為好。”
2
作為個體，要有道德良知。作為公知，特別在這樣全民抗疫的社會大公眾事件，更要有懷抱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
如何看待這種文化現象呢？就像方方老師自己說的那樣：“本不是一個關注公共事務的人，但我會關心民生和世道”，置身物外的方方老師，還是選擇了關心公共事務。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她也說自己中斷了正在寫的一部中篇小說，持續更新“武漢日記”。
那麼，像置身其中的“方方”老師們，不應該僅僅是把自己看做一個普通鄰家阿姨，碎碎念。而應該是一名公眾知識分子，是一名歷史現場的寫作者，承擔起引領的責任與擔當。
方方老師2月24日發佈的《檢驗你的只有一條：就是你對弱勢人群的態度》是這樣寫的，第一段，院子花草的事，第二段，粉絲送“工匠麵包”，第三段，同學貼子裡讀來的事.....中間一段信息流，快結尾了，才一句直接了當的主題相關的觀點拋出：“但我更想說的是：檢驗一個國家的文明尺度，從來不是看你樓有多高、車有多快，不是看你武器多強大、軍隊多威武，不是看你科技多發達、藝術多高明，更不是看你開會多豪華、焰火多絢爛，甚至也不看你有多少遊客豪放出門買空全世界。檢驗你的只有一條：就是你對弱勢人群的態度。”
同樣是抒寫，我們看一看一位法國的歷史學家——布洛赫，寫作他的未竟之作《歷史學家的技藝》的過程，本書寫作開始於1941年，那時的法國正籠罩在法西斯的恐怖鐵蹄之下，布洛赫55歲，東奔西藏，朝不保夕。拿起筆，他是歷史學者，為後輩留下技藝；放下筆，他就拿起槍，變成抵抗納粹的里昂地下組織領袖。在所有可能世界之間，通過行動，布洛赫進入他選擇的現實世界，把自己變成了歷史的一部分。
布洛赫說，人們都想要理解，通過理解成為歷史行程的一員，光是知道遠遠不夠……首先使我們更好地理解，然後指導我們的行動。僅僅滿足於描述歷史是什麼樣的，永遠是對它的背叛。歷史學家必須有強烈的個人意見，這是他們的責任。
五十之年，惟欠一死，經此世變，布洛赫選擇戰鬥。1944年春天，布洛赫被捕。6月16日，盟軍己經在諾曼底登陸，他卻沒有等到勝利，在里昂郊外被納粹槍決，同時遇難的還有他的26位同袍。《歷史學家的技藝》沒有完成，他原準備題獻給妻子，但妻子已經遇難。
知行合一，布洛赫將總體史觀付諸實踐：生活是一個總體，是現實與理想扯不斷理還亂的糾纏。他沒有背叛歷史，表達了自己的意見，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當大難當前，武漢城中4萬多人感染，2000多人失去生命的巨大疫情中，如何抒寫我們的歷史敘事，促進社會共識，為顛沛困苦中的人民點一盞希望之燈，為冒著生命危險奮戰一線的醫護人員鼓勁，為倉促上陣、盡全力在積極面對，努力抗擊疫情的政府部門保持理解與期待；為廣大基層幹部，社區工作者懷抱平常人的關懷與體諒……是每一個抒寫者的歷史擔當，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挺身而出，是民族血脈的薪火相傳的傳統擔當。
3
講好“挽救式”的故事，而不是“汙染式”的故事。
每個人都活在自己的故事裡，當逆境發生時，災難來臨，我們有必要把它們整合，參與到社會整體敘事的洪流中，解讀當下，解讀未來。面對挫折，我們通常會有兩類故事。
一類，是“挽救式”的故事。在這類故事裡，我們通常有一個糟糕的開頭，會遇到各種困境，但隨著我們的不斷努力和探索，會不斷走出這些困境，過去的糾結可能豁然開朗，即使痛苦無法徹底消除，我們也會積極地接受，去獲得內心的安寧。
挽救式的故事，在遇到困境的時候，自然就會預測，你會逐漸走出困境，從中學習到你需要的人生智慧。這個故事原型會啟動你的行動。
另一類，是“汙染式”的故事。最開始的時候，生活不錯，但是突如其來的災難會逐漸把原先不錯的生活打破。現實突然變得幽閉、緊張而不知所措，各種麻煩和不便紛至沓來，這個困難就像汙染源一樣，會不斷汙染原先的生活。自己對此卻無能為，在悔恨中懷念過去。
特別是在遭遇意外事件時，這種汙染式的故事，會轉變所帶來的焦慮和迷茫，而陷入到悲觀和沮喪當中。
這個時候，呼喚更多的，作為社會良心的公眾全體成員，更多地參與到展現和講述那些正在發生的、躬身其中的參與者們的敘事當中，點燃希望之燈，守望相助，共克時艱！
4
當然，每個人的視野不同，價值取向迥異，宏觀視角和微觀視角，是每個敘述者自我的量體裁衣，不是說非要去歌頌，而不批評。一個社會，保持開放和多元，容納不同的聲音，是這個社會蓬勃向上，創新高效的基本前提。
但，在敘事過程中，敘述者保持客觀冷靜，謹言慎行，自律，自洽，也是一個基本前提。比如方方老師的那句已經流傳很廣的金句：如果因染疫而死，那無異於他殺，我是於心不甘的！深處疫情中心的武漢，染疫或者死亡不是誰的錯，而是一個概率事件，邏輯上說不通的。沒有機構，也沒有人敢說，保證900萬武漢人，保證每一個宅家的市民不染疫。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與大自然的抗爭中，讓我們看清弱點，克服困難，學習新的思考方式，找到新的解決渠道。最終，收穫信心和智慧，跨過大自然給我們設置的這個門檻，應該是這次災難給我們的寶貴經驗和財富。
5
方方作家的“武漢日記”作為特殊時期的現象級公共品。比如，城市廣場是公共品，那麼，不隨地吐痰、不亂丟果皮紙屑，就應該是一條大家都要遵守的規則。如果作為一個鄰家阿姨，八卦一下日常，紓解一下焦慮焦躁，幾個鄰居，姑且說之，姑且聽之也就罷了。
但是，方方作為一個“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她不能不考慮到使用場景，偶有情緒的宣洩和某些事件的品評和誤讀。在她的“私家花園”裡，可能也就是幾隻蝴蝶扇扇翅膀，她的日記裡卻都變了“草原牧場萬馬奔騰”的巨大場景，這些，都足可能掀起某些讀者們心中的“狂風巨浪”，奔向另一個遠方。
疫情當前，人人都是自媒體。我們參戰的資源或許是醫療資源、語言資源、文化資源和符號資源等等，我們各盡所力，各盡其才，每個人都是一個抗疫戰士。
疫情當前，人人都是自媒體，都是傳播源。在國家危難的特殊時刻，我們應該審慎自我，有擔當，珍惜各種資源，特別是“公知”們，所作所為更應該跳出自我敘事，格局大一點，語言謹慎一點。畢竟，現在是每個人都可能成為輿論中心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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