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潭瑞雪 和钟泽 摄
第五节 生活习俗
近代纳西族生活习俗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汉文化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城镇地区影响较大，但边缘山区变化较少。
一、岁时节令
纳西族有不少节日是受内地汉族影响而形成的，但也仍然保持有许多独特的民族节日，有许多与内地不同的特点。
春节 春节，从隆冬腊月就开始忙碌，想方设法筹办年货，故有“达瓦纳西弩”（腊月纳西疯）之说。除夕上午大扫除，杀阉鸡，煮猪头肉，晚上全家团圆；大年初一上坟地扫墓，缅怀祖先，初二才开始访亲拜年。春节期间，不少比较大的村落都立有高大的秋千架，架顶两头红色三角旗迎风飘荡，是青年男女娱乐传情的热闹场所。一到晚上，许多大村寨在村中场地上，点起五光十色的云灯，由男女儿童作“喜鹊打扮”（白衣黑坎肩），集体跳耍云灯舞。之后，由中青年人跳牦牛舞、狮子舞、龙舞及麒麟舞，中间还插有麟凤呈祥、双猴挂印、鹿鹤同春的内容，由寿星老人指点跳猴舞、鹿舞、鹤舞或凤凰舞，赏灯观舞。
麒麟舞 和茂华 摄
春节期间还要进行隆重的传统“祭天”活动。祭天，纳西语称“美布”，明、清地方志已有记述。明景泰《云南志》卷五丽江府风俗载：“麽些蛮，不事神佛，惟每岁正月五日，具猪羊酒饭，极其严洁，登山祭天，以祈禳灾。”清光绪《丽江府志》卷一风俗载：“元旦家皆斋戒，祀百神或谒庙焚香。次日以后，村间族党择洁地为坛，植松柏栗各一，陈豕供祭米，请刀巴（东巴）祝嘏。”实际上分为正月大祭（3天）和七月小祭（1天），按古代传统依自然村分为若干“祭天群”（美布华）比较多的是“普笃”和“古徐”群。“普笃”祭期为正月初三、四、五共3天，“古徐”祭期为正月初九、十、十一也是3天，两个祭天群都大祭后两天，还要举行一天“瓜冷舒”补祭，实际祭期为4天。参加祭天活动者一般是男人和小孩，但有的村落和祭天群，妇女也可参加，正式祭祀时非本祭天群的人不能参加。祭天所崇拜的神是“美”（天）、“达”（地）、“许（君），按原来的意义是祭祀纳西始祖崇忍利恩的岳父、岳母和舅父，天、地、君的概念是后来形成的。祭天的祈求和目的是子孙兴旺、五谷丰登、六畜增殖。因此，异常庄严洁净，每天都烧杜鹃木和艾蒿除秽，把秽气驱往遥远之异乡；假若有人发生违俗行为吃了狗肉，绝不许参加祭天，孕妇和产妇也不能吃“糯窝史”（祭天肉）。第三天从祭天坛回家时，在灶内烧树叶，浓烟冲天，顿时前来吃供品的乌鸦云集，人们高呼，“阿呼呼”，一路欢呼回家。
火把节 纳西族的六月火把节称为“创美生恩”，过去过3天（二十五至二十七日），白天分片进行民歌对唱、串姑娘、斗牛等活动，晚上点火把照稻田，或把火把置院子中心及大门口，相庆丰年。
干木女神节 农历七月二十五日，是永宁地区纳西族的朝拜狮子山盛会（干木女神节）。届时，人们身穿盛装，或骑骏马，聚集到狮子山麓的女神庙前，烧天香，供祭品，虔诚拜祭。之后，青年男女们对歌跳舞，交结阿注（伴侣），就地野餐，十分热闹。
骡马会 民国元年（1912年），熊廷权任丽江府长，改“三月龙王会”为“商业劝工会”，并创办“七月骡马会”。“三月龙王会”会期为7天，交流山货药材、土特产品、日用百货及骡马牲畜等，除了本县的各族人民纷纷前来赶会之外，本府各县及大理、楚雄、永昌（保山）、腾越（腾冲）、昆明等地及藏族地区客商也接踵而来参加交易，规模越来越大。
骡马会 吴积仁 摄
“七月骡马会”会期10天，以交易骡马为主，也买卖耕牛和菜牛（肉牛），骡马的买主和卖主要通过中间人“牙子”（牙行），最后买卖成交。丽江马矮小精悍，耐行山路，历来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前来赶会的还有邻县的汉族、藏族、白族等各民族同胞。闭会那天，举行隆重且盛大的赛马大会，全县名马骑手都来参赛，赛马优胜者由县长颁奖金牌、银牌和锦旗（三角旗）三种，鼓励养出好马，练出好手。
二、西部纳西族婚姻家庭
西部纳西族的绝大多数家庭，早已是一夫一妻制的父系家庭，这种家庭建立在以地缘为基础的村社之中，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氏族、部落的作用已基本消除。这种家庭一般以三代共居（祖辈、子辈、孙辈），子女从父姓（这个姓是汉文化影响的产物，许多人已不知道祖先的父子连名制和古老氏族名），实行父系儿子继承家产制。同一父系宗族称“崇窝”，近支“崇窝”一般住同村，且为同一祭天群，但无家族组织；远支“崇窝”住远处，来往少，过数代后断了宗族关系。两个儿子分家时，请“崇窝”长老出面主持，有“幼子占祖房”的传统照顾，同一“崇窝”子女禁止通婚。无子女或有女无子的家庭，可过继兄弟儿子接嗣，如为女儿招婿入赘，须经兄弟及“崇窝”的同意，且必须改姓；绝嗣户家产由“崇窝”近支继承。
西部纳西族过去儿女婚事要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媒人称为“米老补”。因受社会经济地位和历史因素的制约，穷富家庭之间通婚较少，官民之间亦然；按传统姑舅表亲及姨表亲之间通婚较多，习惯上称为“亲上加亲”；地区上，坝区和山区通婚少，城乡之间亦然；民族间少与外族通婚，个别也有与汉族、藏族等民族通婚者。结婚分为收礼、迎新、回门三天，就其内容和形式来说，是一种既保持本民族传统，又大量吸收内地汉族礼仪的综合风俗。例如，请东巴在神主堂举行“素祝”及新郎新娘“额点酥油”礼、晚上唱传统民歌、新娘进门时有人手持柏木火把和一挑担水先行等，是古老传统礼俗的承传；在边远的今香格里拉三坝一带，还残存“族内婚”和“胞兄弟子女婚”[1]，但在几十年前（20世纪初）也渐渐减少。木里俄亚乡也是西部方言区，但受藏族影响，保留有一妻多夫（兄弟共妻）与一夫多妻（姐妹共夫）的婚姻家庭，与一夫一妻制婚姻为主的家庭婚姻并存[2]。
纳西族青年男女婚前有社交自由，一般不受父母的干涉，通过各种节日活动和红白喜事场合可充分社交，定期约会于山间田野，或对歌弹弦，或倾吐衷情，可以互赠情物（“由威”），但绝对禁止越轨行为。三坝过去还遗留有“公房”，男女青年分房过夜，但婚前所生子女不受社会轻视。这种传统的社交自由，与汉文化影响的封建包办婚矛盾尖锐，加上社会中的阶级压迫剥削和农民的贫困加深，使男女青年感到无路可走，为了忠于纯洁的爱情，就形成了“殉情”（“游无”）的传统，相沿成俗[3]。殉情一般是在山上，其方式是上吊、吃毒药，个别也有跳崖、跳江河者。这种轻生的行为，被民间认为是对爱情的忠贞，受到同龄人的崇敬、上一辈的同情，并且相信玉龙雪山有一个理想的“游翠阁”乐园，殉情者可双双进入这个乐园。
三、东部纳西族摩梭人对偶婚和母系家庭
对偶婚是建立在母系社会基础之上的。初期对偶婚的特点是：建立婚姻关系的双方属于两个不同的母系家庭、属于两个不同的经济单位。在大多数情况下，一般是男方第一天晚上到女方家里去住，第二天早晨便回到自己家里，同母家的成员在一起生活。类似情况，在东巴经中也有反映。《执实杖经》中说：“晚上出了长庚星，夫妻同床共枕眠；鸡鸣出了启明星，夫妻分手各东西。”
永宁纳西族摩梭人中至今还保存了一种初期对偶婚形式——阿夏婚姻，过去称“阿注婚”。
“阿注”[a³³ʥv³³]意为朋友，据说原系普米族语，纳西语最早叫作主若主米”[ʥv³³zo³³ʥv³³mi³³]，意为“最亲密的伴侣”。
所谓阿注婚，即男不娶，女不嫁，双方都终身生活在母亲家里。在青年时期，男女都可以各自有数个阿注。到了中年以后，便逐步减少结交阿注的范围和数量，日趋固定。有些人的阿注关系维持了十几年、几十年，直到对方去世为止。据调查，一生中只有临时阿注而没有长期阿注的人属于少数。原八株、忠实、开坪三个乡13个村落，在51岁以上终身过阿注婚姻生活的128人中，只有临时阿注而无长期阿注的共16人，仅占12.5%。绝大多数人在一定时期内，必有一个较固定的长期阿注。据载，忠实、开坪二乡12个村落，还在过阿注婚姻生活的成年男女共462人，其中只有临时阿注而无长期阿注的43人，仅占9.3%。社会上早已形成一些道德规范，以巩固长期阿注。例如，过年双方互访赠礼物；结交临时阿注，尊重彼此长期阿注；女阿注生产后，男阿注本人或其母亲、姊妹带礼物去“认子女”，并举行仪式，以后也给予子女一定的物质资助等[4]。
阿注婚男女结合完全以爱情作为基础，不受外力干涉，离散也自由。按当地习惯，男女13岁举行成丁礼或穿裙子礼，可正式参加社交活动，但一般到17岁后才开始找阿注。阿注关系一般不受经济和等级的约束，年轻、美貌、能干是主要的择偶标准。起初，男方去女方走访处于秘密状态，过一段时间（15～60天）后，才公开与女方家人见面，并要送一定的礼物。
阿注婚虽然结合自由，但也有一定范围。最初，是在不同氏族（“尔”）之间才能婚配，随着氏族不断分裂为家族（“斯日”），通婚范围随之变化，出现了斯日外婚制。近百年来，斯日不断繁衍，在分居4～5代以上的母系家庭（“衣杜”），也有发生通婚现象的。但是，母系血统近亲，禁止结交阿注。并且，根据氏族、家庭外婚规矩，形成非血统的一些通婚集团，永宁中心区一共有13个通婚集团。当然，由于阿注婚血统不按父系计算，从父系看，就有了血亲或近亲之间偶居可能性的存在。
阿注婚姻以女子为主体，每个成年女子都有自己的房间，以接待阿注。女子有较大主动权，子女由母亲抚养，属于女方，父子（女）观念淡漠。
阿注婚姻关系中，男女双方很少有婚姻关系或性爱中非常强烈的独占欲和嫉妒心理，彼此结交其他异性自由，因而极少发生情杀、自杀和纠纷。
总之，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阿注婚对群婚来说，已是很大的进步，每个都是单独婚姻分子，离异有较大的自由。婚姻采取男子走访女子“望门居”的形式[5]，暮合晨离，双方并无共同经济生活。当然也应看到这种婚姻在过去曾对民族人口和素质产生不利影响。
与阿注婚姻形态相联系，永宁地区存在着被称为“衣杜”的母系家庭[6]。它有如下一些特点：
（1）每一个母系家庭都有一个家名，有时还在前面冠以斯日的名称。家名来源与斯日名一样，有各种来源：有的以祖先名字命名；有的以原来母屋亲属关系命名；有的以担任过官职和为土官服役工种命名；有的以地理特征、原祖居地命名；有的以原来民族成分命名；有的以动植物图腾名称命名。但到近代，边缘地区家名开始变成汉族的，如加泽乡的石、杨、旺三姓纳西族，过去的家名曾叫作油若、甲沙、格木等。
（2）世系按母方计算。母系家庭成员基本上过阿注婚姻生活，整个家庭成员都是一个始祖母和她的姊妹后裔，血统依母系计算，母系血统扭结既是维系母系家庭的基础，也是母系家庭结构的基本特点。例如，近年来调查的有一户典型母系家庭结构是：
表中（外）祖母梭拉不出嫁，生下扎马两兄妹，扎马未嫁而生下七都四兄妹，阿扎作为梭拉之子，扎马之兄，七都四兄妹的舅舅。
（3）妇女是生产和生活的组织者与管理者，在家庭和社会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一些简单的宗教仪式也由妇女主持，如生孩子、13岁男女孩的“穿裤子”和“穿裙子”，以及过继养女、每年一次的祭仓神、灶神、迁居新屋仪式、点燃一把火等。
穿裙礼 车文龙 摄
（4）按母系继承财产。作为权力象征的钥匙串，由母系管家者掌管，她一旦病倒，已知自己不久于人世，就把钥匙交给长女。女管家处理这方面财产一般十分公平，从来不自己积蓄私房钱；在分食、购置衣物方面也注意面面俱到，人人皆有。
（5）实行母方共居制。母系家庭一般有类似四合院的大院子。房屋皆为木结构建筑，用圆木或方木垒墙，以木板覆顶，称为“木楞房”。一般为两层，上层住人，下层畜厩，也有的是平房，畜厩在一旁。
正房对着大门，是每一户的主要建筑，主要由火塘、格帕（上房）、木帕（下房）、都帕（后房）、仓库组成，结构复杂。设火塘的地方也称主房，是一家人炊煮起居的主要地方，火塘周围设木板地铺、房角架高床，也是老年妇女和未成年儿童的固定睡处。火塘旁边分长幼、排座次，也是接待客人的地方。上房一般是老年男子居住的地方。下屋是堆饲料、煮猪食的地方。后房平时堆放杂物，一旦有人死去，则作停尸的场所。正房平面图见下：
正房平面图
厢房楼上隔成2～4间小房，每屋有个小火塘，是青壮年妇女的住所，也是她们接待男阿注的场所。另外一侧厢房有的人家设有经堂，供有佛像，也是住家喇嘛念经的场所。
母系家庭在永宁地区户数中所占的比例：
据1956年统计，在进行调查的335户家庭中，父系家庭为21户，占调查人户的6.25%；母系家庭170户，占50.75%；母系父系并存家庭144户，占43%。
又据1984年调查，547户家庭中，父系家庭有232户，占总户数的42.4%；纯母系家庭有171户，占31.3%；母系父系并存家庭有144户，占总户数的26.3%[7]。
四、多种葬俗并存
纳西族的丧葬习俗，坝区受汉族文化影响大，山区则保留固有传统比较多。老人病危卧床时，村邻亲戚不断前来慰问守候，家中儿女则事先备好“扒巴”礼物，即少许米粒、茶叶和银屑用红纸包好，待老人临终断气时，由女儿将礼物象征性地放入老人口中，由族中长者喃喃念诵：“跟随你的父母而去，跟随你的祖父母而去………”让死者回到祖先故地。这个庄严的仪式叫“飒萨掯”，意为诀别送礼，含有儿女对即将离世的父母一生恩泽的谢忱，至今仍在民间流行。死者入殓之前，父死要有“崇窝”长者到场，母死要有舅父或舅家后人在场，经过洗尸、穿寿衣才能入棺。然后准备追悼开丧，向远亲故友报丧。过去分悬白、开悼、送丧三天，家人穿孝服，近亲戴孝布，灵堂前摆设精致的八个祭碗，吹奏丽江古乐，亲友纷纷前来吊唁磕头，晚上有的要请歌手唱传统的“阿麦达”挽歌，第三天才到坟地送丧埋葬。送丧后第二天家人再次上坟地复丧，然后做“七”，四七要由出嫁姑娘主办，规模一般不大，安个纸做牌位，由家人的近亲敬香献饭即可。三年斋过后，大门可换红对联，丧期才算正式结束。现在丧礼改革从简，只用一天，也很少有人穿孝服了。在广大山区，过去则请东巴祭司主持追悼开丧，执法杖念经，杀牛羊献牲，摆神路图画卷，超度死者上“天国”，棺木抬到特定的火化场火化之后，丧事才算结束。纳西族传统上一直是火葬，经过清代改土归流之后，由于官府的一再提倡，城镇、坝区、河谷区才改为棺木土葬，但丽江广大山区及香格里拉三坝、维西山区、宁蒗永宁等地，仍实行火葬之俗。
五、衣食住行
民间百姓住房，在民国时还普遍住“木楞房”，“用圆木纵横相架，层面高至七八尺，即加橼行，覆之以板，石压其上”[8]。在木楞房的正房（祖房）中，有一个高出地面的灶台称为“格古鲁”，神主供其上，中间为火塘，安上大型铁制三脚架，用来烧水、烤火和安锅做饭，会客、用餐和老人就寝均在这个灶台上。这种古老住房，在丽江广大山区及香格里拉三坝和宁蒗永宁还普遍使用，但房子比过去高而且宽敞多了。在城镇、坝区、河谷区与部分山区，则普遍是土木结构的“三坊一照壁”的楼瓦房，经济条件好的还十分讲究，盖瓦用石灰固定，出头地方用特制的有图案的装饰公瓦，墙用土墼砌成，有的四角用砖修饰，四边再糊一层石灰，中间糊红土浆。楼的上层背面隔风火板，留一窗，正面安四扇小窗户，桁梁两端也装厚料风火板，其上角安有装饰图案的“垂鱼”。楼下正中堂屋有传统的雕有各式图案的六扇格门，两边卧房窗户也用雕花豆腐块做成。这样整幢楼房朴实美观，经久耐用，又具有民族地方特色。整个住房院落的传统布局是：西房、北房为正房卧室，厨房一般在漏角，南房作畜圈，东面围照壁，中间天井过去用黄土打筑，大研镇铺鹅卵石加图案，栽培花卉。
纳西族的衣着服饰，以香格里拉白地、宁蒗永宁和丽江坝区为代表，从服饰的不同联系其他文化诸因素的差异可以看出，纳西族历史文化发展中的不同。白地一带妇女，身穿开长口绣边的长褂，又穿百褶长裙，腰系毛织彩带，脚穿云头黑靴，背披白山羊皮，保持传统古风。宁蒗永宁一带妇女，头戴布料大包头，身穿宽襟小褂，下穿长可及地的百褶裙，腰系鲜彩带，朴素美观而大方。丽江一带纳西妇女服饰，从清初改土归流以后，有很大变化，从“毛绳为裙”改为穿裤子，整个服饰更加精致美观：身穿浅色大襟绣边长褂，外加红色氆氇镶有精美七星的羊皮披肩（有的还加日月图案），披肩带上还绣有蜂蝶图案，象征她们披星戴月、如蜂酿蜜的勤劳风貌。金沙江边一带的纳西妇女，还善于养蚕织丝，做成美丽的丝绸带子；上山采来火草纺线，做成洁白的“邦吉卡达”围腰裙。纳西族的男子服饰，城镇和坝区与内地相似，穿长衫，劳作时穿大襟短衣，有的外加羊皮坎肩；直到三坝和宁蒗永宁则受藏族影响，头戴金边皮毡帽，身穿掺丝图案麻布上衣和布料裤子，脚穿藏式统靴或裹绑腿。其他山区过去多穿麻布衣裤，外披羊皮坎肩或披毡。
纳西族习惯一日三餐，早晨爱喝茶，主食以小麦、玉米和大米为主，加工制作成窝头、馒头、粑粑、米饭等花样，山区杂以洋芋（土豆）、荞麦和燕麦，喜欢喝烧酒、泡酒及酥油茶，常吃杂锅烩菜、火锅和大块肉。城镇、坝区与河谷区有相当的烹调技术，各村各寨都有业余的“瓜主”厨师，宴席和红白喜事都用传统的“八大碗”待客，讲究上桌次序：（一）冷荤火腿咸鸭蛋炸粉皮底；（二）炸果栗肉和干果；（三）红烧酥鱼藕片腌菜底；（四）烩丸子、排骨百合底；（五）鸡肉炖木耳豆腐块；（六）酥肉烩青菜底；（七）肉丝煮粉条；（八）红烧大肉块。“八大碗”冷热结合，荤素搭配。色味俱全，油而不腻。
还有传统的著名食品丽江粑粑、鸡豌豆凉粉和丽江窨酒，永宁等地的猪膘（又称琵琶肉）是全猪干腊肉制品，可以久放面不变质。边远地区虽然物质生活条件较差，但也非常好客，民风淳朴，来客可以品尝到浓茶配炒面、荞饼蘸蜂蜜、核桃油煎面饼等美味。如果留宿下来，房主人就会以铜罗锅焖饭、土锅煮腊肉款待。
纳西族地区过去交通闭塞，羊肠小道，全靠步行、人背、马驮，富户和官员才骑马，有巨川大河之阻，撑筏子摆渡，悬溜索过江。在今玉龙塔城的金沙江上，隋代曾架设过一座著名的铁索桥，可惜毁于南诏和吐蕃之战。明代在丽江建有不少大型石拱桥，并制造大木船，在金沙江建立多处渡口。清光绪五年（1879年）在丽江通往永胜的金沙江梓里渡口，架起一座高大的铁索桥（金龙桥），以利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过去与内地、藏族地区及邻近民族之间的交往，全靠铃响山间的马帮，从丽江到省城昆明是18站，到拉萨需要两三个月。
纳西族狩猎方式有埋地弩、下活扣、放猎鹰、狗撵山等，工具有小矛杆、弓箭、火枪等，多集体行猎，也有个人行动，并有“见者有份”之古风。过去捕鱼用独木船（猪槽船）、渔网、渔笼、鱼鹰、叉子、懒钓、集体围罩、戽水捉鱼等工具和方法，鱼类有鲫鱼、面鱼、鲤鱼、江鱼、泥鳅、黄鳝等。
桥上休息的猎鹰者 吴积仁 摄
参考文献及注释：
[1]《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2]《四川省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
[3]李近春《丽江纳西族的“殉情”及其原因》，载《西南民族研究》（1），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版。
[4]参詹承绪《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不属于群婚范畴——对一文的两点商榷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5]俄亚有种相类似的“安达”（朋友）制度，它与阿注婚不同的是：最初是男子在外走访女子；大约在50年前是男方主动，后来变成为女子到男方家走访男子。其原因有二：一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受周围民族的影响，男子地位提高了，变成了生产和社会领域的主人；二是俄亚家庭居住形式与永宁恰恰相反，俄亚成年女子没有自己单独的房间，而是随家长住在正房内，只有男子在房顶有自己的住处，为女子走婚提供了方便。俄亚走婚只是绝大多数人婚姻生活的第一幕，普遍以结婚成家为归宿，同时它不是独立的一种婚姻，仅是多偶制——兄弟共妻或姊妹共夫的一种补充，个别终身走婚女子是失婚者。因此，俄亚女子走婚——安达制，是近世才出现的，是父权制下走婚的变态形式。
[6]对于“衣杜”这个人们共同的性质，学术界有争论。严汝娴、宋兆麟《永宁纳西族母系制》一书中认为是“母系亲族”；并在《论纳西族母系衣杜》（《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一文中说：“这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陈启新《也谈纳西族母系“衣杜”和易洛魁人的“奥华契拉”》（《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夏之乾《纳西族母系“衣杜”的社会性问题》（《民族研究》1981年第5期）等文对此却提出了异议。而程德祺认为是“母系家族”（《母系制实例研究的可喜成果》，《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7]参阿尼密·阿宝《浅析摩梭人母系形态婚姻及家庭之现状》，《玉龙山》1987年第1期。
[8]（明）正德《云南志》卷11。
执行主编 和志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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