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是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創作的長篇小說，加繆憑藉這部小說獲得了195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具有很高的藝術性和人文性。

小說講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阿爾及利亞濱海的普通城市——奧蘭發生了一場鼠疫，城市被封閉，人們面臨的種種困境以及在醫生裡厄和社會活動家塔魯的組織下，小城各個階級的人民聯合起來共同戰勝鼠疫的故事。

這部小說是記事體小說，以醫生裡厄的口吻講述了鼠疫從發生到消失到整個過程，裡厄忠於職守，救死扶傷，正直善良，善解人意。作為醫生，他勇於發聲，敢於衝在抗擊疫情的第一線，他從未想過成為“英雄”，只是想做好本職工作。作為朋友，他和塔魯惺惺相惜，共同抗擊瘟疫，對格朗關懷備至，給他的作品提出善意的建議，對朗貝爾的執意離開從未譴責，可以說裡厄在小說中就是完美的化身。

而與裡厄反抗瘟疫的行為形成對比的是朗貝爾、帕納盧神父、奧通法官等人物初期的行為。在疫情的前期，他們始終是局外人的存在，對於鼠疫他們不曾想過團結一氣，反抗死亡，只有逃避。但是隨著疫情的發展和自己的親身經歷，他們明白：這場疫災關於所有人。反抗是不同價值觀的唯一取向。

朗貝爾——獨自享受幸福，就可能問心有愧

朗貝爾是巴黎一家大報紙的年輕記者，因為出差奧蘭而滯留疫城，他在疫情開始時始終認為自己是局外人，應該離開奧蘭，回到巴黎和自己的愛人團聚。

“不管怎麼著，我不是本城居民，是外鄉人”，朗貝爾辯解道，在朗貝爾的心裡，奧蘭發生的瘟疫與自己無關，自己沒有任何義務承擔這種流離和失落感，他唯一的想法就是離開奧蘭。他一次次到政府辦事處尋找出城通道，一次次宣揚自己的外鄉人言論，最終又一次次鎩羽而歸。

朗貝爾每一次遭到拒絕的理由都是“和他同樣情況的人也有相當數量，因此，他的事情並不如他所想象得那樣特殊”。

朗貝爾就像每一個在疫情中受折磨的普通人，試圖逃離這種驚慌失措的氛圍，別人遭受的苦難與自己無關，自己只要追求個人幸福就好，我們能責備他的這種心理嗎？至少裡厄醫生沒有責備。

朗貝爾眼看著官方通道走不通，開始私下聯繫走私團伙協助出城，他一次次滿懷希望，又一次次失望，最後他終於可以出城了，

“獨自享受幸福，可能問心有愧”，“我一直認為在這座城市裡，我是局外人，跟你們沒有任何關係。可是現在，我親眼看到了，就知道不管我願不願意，我屬於這裡了，這場疫災關係到我們所有人”，從這段話裡可以看出，他已經把自己當做奧蘭的一份子，當做抗疫團隊的一份子。

是什麼造成了他態度的轉變？

是他得知裡厄大夫放棄和妻子團聚的機會堅持在抗疫一線，默默忍受著離別和鼠疫的雙重苦痛，用理智和堅毅取代崩潰，而對比之下，自己深陷和愛人的分離之痛裡，顯得多麼狹隘。

同時他在衛生防疫隊感受到的責任感和認同感，讓他忘卻了和愛人分離的痛苦，全身心投入到抗疫事業中，最後他徹底放棄了出城計劃，留在這個他一度想要逃離的城市。

在加繆的這部小說中，沒有所謂的“英雄主義”，裡厄醫生沒有想過成為英雄，他只是想幹好本職工作。而朗貝爾也從未想過當英雄，只是跟隨自己內心的想法做出選擇。

在疫情之下，個人命運不復存在，唯有一段集體的歷史，即鼠疫和所有人的共同感受。

帕納盧神父——不是相信一切，就是否定一切

帕納盧神父是奧蘭地理學會碑銘復原工作的權威，擅長講道，聲音洪亮，充滿激情。在鼠疫剛剛爆發時，他進行了一場激情高昂的佈道，宣揚鼠疫是上帝對人的教育，有其益處，能讓人睜開眼睛，逼人思考。

可以說他完全堅持自己的信仰，堅信鼠疫是上帝的安排，人民只需要忍受就行了。

裡厄曾經說過，“帕納盧是一位學者，他看到死人的場面不多，這就是為什麼，他以真理的名義說話，然而，隨便一個低級的鄉村教士，在他的教區為信徒做過臨終聖事，聽到一個垂危者的喘息，他就會跟我的想法一樣，想要闡明鼠疫的優點之前，會先去照顧深受苦難的人”

隨著疫情發展，死亡人數加劇，帕納盧神父再也無法相信這是上帝的安排，無法聽天由命，他加入了塔魯的衛生志願防疫隊，共同抗擊鼠疫，奮起同死亡做鬥爭。

自從參加了衛生防疫組織，他就沒有離開過醫院和鼠疫傳播的地方，在救援人員中，他置身於第一線，死亡的場面見過不少，他和裡厄，一個醫生，一個神父，本來似應"道不同，不相為謀”，最終卻走在一起。

當帕納盧神父目睹了無辜孩子死亡的全過程之後，他對上帝的信仰慢慢崩塌。在他的第二次講道儀式上，他說出了“在人生的其他方面，宗教也就乏善可陳。在這裡則相反，天主將我們逼到牆腳，我們全落入鼠疫的圍牆裡，我們必須在這種死亡的陰影中，找出有益於我們的方面”“我的弟兄們，時刻到了，不是相信一切，就是否定一切，可是在你們中間，誰又敢否定一切呢？”

裡厄都認為神父的話已經接近於異端邪說了，可以看出神父內心的痛苦與糾結。而神父最終也在痛苦中死去，裡厄給他的死因是“疑似鼠疫”，但是可以說神父是在信仰崩塌中死去，“帕納盧住進了醫院，再也沒有開口講話。他聽任擺佈，如同一個物件，接受強加給他的各種治療，只是握住十字架再也不放手了”。

在這場疫情中，信奉上帝的神父也無法倖免於難，災難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在死亡面前，上帝已經不存在。在真實的歷史中，發生在歐洲中世紀的鼠疫大瘟疫奪去了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這促使人們開始懷疑天主教，打破了天主教的專制地位，為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乃至啟蒙運動奠定了基礎。

奧通先生、貢薩雷斯——為了自己的所愛而戰

奧通先生是奧蘭城的預審法官，他總是以審視的目光看著別人，目光冷峻，被敘述者稱為“貓頭鷹”，主張判決的威力勝於法律。在鼠疫初起時，他保持和之前一樣的習慣，對孩子說的話總是那麼講究，又滿含敵意。

而他曾經也對塔魯的預防措施實施工作表示過懷疑，可以說他也算疫情的局外人，疫情與他無關，但是直到他的小兒子病倒，他們全家被隔離，他才體會到鼠疫對所有人都是一樣，他已經成為了受害者。

後來無辜的小兒子去世了，他的心態發生轉變。雖然脫離隔離期，但是還是作為志願者投身在隔離營維護工作中，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您應當理解，到那裡我有事可幹。還有，說起來也挺荒唐的，到了那裡，我會感到同我的小兒子隔得不那麼遠了”。隔離營的志願工作讓法官感覺自己在為死去的兒子而戰鬥，為了這個城市而戰鬥。

貢薩雷斯只是協助朗貝爾逃出城的走私人物，可以說不是一個正派的人物，但是他在朗貝爾的感召下，承擔起看管體育場隔離營的差使，因為他是足球運動員，他愛著這個體育場，他極力回憶著在更衣室擦松節油的氣味，還有搖搖欲墜的看臺，黃褐色球場襯出的色彩鮮豔的球衣，中場休息時喝的檸檬汁和冰鎮汽水。

他在看守隔離營，也是在守護他熱愛的事物，他為了所愛而戰鬥。

奧通先生和貢薩雷斯在這部小說中都只是小人物，但是他們最終為了自己所熱愛的事物而集結在塔魯和裡厄的麾下，共同反抗死亡，反抗是他們共同的信仰，他們再也無法置身事外。

七十多年後的今天，新型冠狀病毒肆虐中國大地，處於風暴中心的武漢和奧蘭處於同樣的境地——封城，保衛中國，保衛武漢成為每一個普通人的共識，疫情將我們團結在一起，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疫情之下的普通人

邱貝文是一個普普通通的90後武漢女孩，經營著位於盤龍城的一家小餐館。但是在武漢封城後，她因為擔心醫護人員不能吃上飯菜，甘願冒著生命危險每天去醫院給醫護人員送餐，平均每天送餐800份，睡眠時間只有4個小時。

面對大家的讚美，她只是說：“其實我們真的就是隻做了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小事，而且我們能力也很有限，就是一個小店。” 她從來沒想過當英雄，只是把自己的命運和整個武漢聯繫在一起。

東港環衛工人袁兆文每月只有600元的工資，但是在武漢發生疫情之後，他毫不猶豫捐獻了12000元錢，這相當於他不吃不喝20個月的工資。他默默地來到公安局，留下這12000元錢和一張紙條然後離開。紙條上寫著：“急轉武漢防控中心，為白衣天使加一點油，我的一點心意。東港環衛。”

他只是我們身邊一個毫不起眼的環衛工人，但是他卻用實實在在的行動溫暖人心，彰顯“國家有難，匹夫有責”的擔當。

這樣普普通通的人還有很多，不管是為武漢醫護人員提供免費食宿的酒店老闆，還是晝夜不停運送物資的貨車司機，抑或是堅守在工作崗位的醫生、護士、民警等，他們只是覺得自己做了一件該做的小事，不值得一提。

疫情之下，沒有人想成為英雄，英雄主義從來就沒有超越尋求幸福的豪放欲求，大家所做的只是將自己的命運和集體聯結在一起，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

“二月晴朗一天的拂曉，四面城門終於開放了，盛大的歡慶活動，從白天持續到晚上，對所有飽受分離之苦的人來說，這一天是大團圓的日子。”

奧蘭在經歷了10個月的戰鬥，終於迎來了勝利，鼠疫退卻了，幸福和歡樂重新降臨到奧蘭。相信不久之後，新型冠狀肺炎也會被我們戰勝，幸福和歡樂將重新降臨中國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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