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7 劉志毅:全球金融貨幣生態的演變

摘要: 本系列為數字經濟學家劉志毅“AI與區塊鏈智能經濟系列”,主要討論區塊鏈智能經濟,主要內容來源於劉志毅即將發表的新書《AI與區塊鏈智能》(包括一些未錄入書中的內容)

刘志毅:全球金融货币生态的演变

在瞭解了世界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的影響,以及相關的各方所採取的措施之後,我們來看事實上過去數十年期間全球金融貨幣生態的改變。這裡所討論的貨幣政策,主要是全球的貨幣體系的演變,我們要從這個角度去思考區塊鏈技術的數字貨幣生態帶來的變化,尤其是對整個貨幣秩序結構性的衝擊。雖然我們還在整個浪潮發生的過程中,但是見微知著,可以看到相應的變化正在發生。

首先,我們先看看貨幣體系的改變,奠定我們現有的貨幣體系的是1944年7月至1973年之間各國之間簽訂的佈雷頓森林體系。該協定源自1944年7月,44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佈雷頓森林公園”召開聯合國和盟國貨幣金融會議,其會議稱為“佈雷頓森林會議”。

這次會議通過了《聯合國貨幣金融協議最後決議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協定》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協定》兩個附件,總稱《佈雷頓森林協定》。佈雷頓森林體系從簽訂以來,建立了以美元和黃金掛鉤和固定匯率制度,結束了當時混亂的國際金融秩序,為國際貿易的擴大和世界經濟增長創造了有利的外部條件。而美元作為儲存貨幣和國際清償手段,彌補了黃金的不足,提高了全球的購買力,促進了國際貿易和跨國投資的發展。

然而,由於佈雷頓森林體系是針對當時戰後的國際金融秩序的,所以並不適應經濟結構改變之後的全球化金融的發展。尤其是由於匯率體制僵硬,無法通過匯率浮動自動實現國際收支平衡,調節國際收支失衡的責任主要落在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一方,犧牲了它們的經濟發展。

國際貨幣基金可對國際收支發生逆差或國際準備流失的國家,促其採緊縮政策或貶值措施;但對國際收支有盈餘的國家,國際貨幣基金卻無法要求他們採取擴張性政策或升值措施。因此,1973年尼克松宣佈結束了佈雷頓森林體系,整個國際貨幣秩序進入了“後佈雷頓森林體系”時代,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處的貨幣生態。

所謂後布雷頓時代的全球貨幣金融體制有三個基本的特點:第一,黃金美元本位被放棄,也就解決了美國黃金存量不足的窘境,也帶來了美元超發的現象。第二,美元與各國的兌換匯率不再採用固定匯率,而是採用“管理浮動匯率制度”,這就意味著匯率會成為影響各國金融發展的關鍵要素,各國對匯率的主動管制也無法避免。第三,由於美國還是全球最大經濟體,因此美元依然是世界貨幣體系的基準,因此,美國要發行美元不再需要跟各國經濟規模同步,甚至可以有“主動”超額髮行貨幣的空間,所以造成美元的發行被形容成有如脫韁的野馬,甚至擴大了原本全球美元體制的缺陷。

可以說,整個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端,已經埋藏在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金融結構之中了。全球各個主權國家在金融危機之後都採用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因此造成了通貨膨脹和貨幣相對貶值,也造成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控制和調節逐漸失效,導致了整個經濟成本的提升。

然後,我們來討論全球貨幣金融結構的變化,需要看到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已經反映出全球範圍內產能和流動性過剩、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但危機爆發後,主要經濟體為救市或應對危機衝擊,又大量擴大貨幣與產能投放,儘管短期內抑制了危機的惡化和衝擊,但卻積累了更大的危機隱患和風險因素。

危機十年後,美國收縮貨幣政策,美元加息推動美元升值,美國發起貿易保護和對不少國家經濟制裁等,正在導致越來越多的國家貨幣嚴重貶值,經濟社會遭遇重大沖擊,甚至可能誘發嚴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金融痼疾之深令人堪憂;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正面臨嚴峻的國際環境,吸引海外投資和擴大淨出口的難度非常大,沒有重大改革開放新的舉措,要扭轉基礎貨幣在貨幣總量中佔比不斷下降的態勢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亟需推出新的一輪更加深刻和廣泛的改革開放,包括對症下藥的金融制度變革。

這其中,不僅需要以降準和收縮央行拆放資金規模為核心,從資金供應源頭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努力減少資金流通環節,疏通資金傳導渠道,降低社會融資成本,而且需要提前探索在央行購買外匯投放基礎貨幣潛力消失的情況下,如何通過新的方式,如收購社會的黃金、白銀以及國債等,擴大基礎貨幣投放。

尤為重要的是,當下,急需切實深化財稅體制(減稅減費)、投融資體制以及人口和戶籍體制改革等等,激發社會經濟活力和效率,提升實體經濟的資本回報率,依託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和改革潛力,抓住世界格局深刻變化,舊有體系亟需變革難得的歷史性機遇,凝心聚力、科學謀劃、積極推進改革開放,包括提高研發的GDP佔比,夯實新舊動能轉換,形成新的國際比較優勢,從而獲得可持續性的發展成果。

第三個方面,金融運行機制的改變,我們看到所謂的後佈雷頓森林會議和前佈雷頓森林會議的差別就是世界的匯率制度從固定匯率進步到浮動匯率制度。我們可以看到原本穩定互動的利率、匯率和貨幣供給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改變,負利率現象已經屢見不鮮,本質上就是因為流動性過剩帶來的運行機制的變化。由於利率常態性的變化,不可避免的看到其對資本市場和債券市場的深刻影響。對於中國來說,也要重新思考相關的運行機制的變化,主要在三個方面做出調整:

在宏觀層面要縮短金融產業鏈,防控抬升槓桿。近幾年,中國從嚴整治金融亂象、虛假擔保、高槓杆融資取得了階段性成效,目前,宏觀經濟槓桿率穩定下來了。對於那些形式上增加信用、緩釋風險而實質上是在拉長鏈條、放大槓桿的業務,對於形式上依法合規、要件齊全而實質上是違法借道、規避調控的業務等,還需要繼續加以控制。也就是我們還是堅持脫虛向實,金融的本質是服務實體經濟而不是玩弄投機的遊戲,把握這個原則是基礎。

在中觀方面,要把加強信用體系建設作為金融基礎設施建設的重中之重。現代金融體系是建立在商業信用的基礎上,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同時也是信用經濟。要把維護信用秩序、提升信用水平作為現代金融秩序建設的基礎,加快建設國家級的信用信息廣泛採集、大數據綜合動態分析、信用信息嚴格保密和相關方面低成本共享的平臺和機制,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守信正向激勵機制和失信聯合懲戒機制,著力增強主動守信、時時守信和事事守信的信用意識,避免個體的信用缺失抬高全社會金融交易成本。

這裡的核心就是將信用和金融完全鏈接起來,通過可信網絡技術的使用推動整個市場經濟的信用基本機制的建設。

在微觀層面,金融機構要打破授信的擔保依賴,盯住未來,更加註重企業的未來發展。要通過運用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鏈等信息技術,改進和創新信用評估模式,充分發現潛在的資質良好的企業、市場前景良好的企業、未來第一還款來源充足的企業,嚴把業務准入關口的同時,儘可能提高服務的覆蓋面、深入性和精準度,盯住過程而不僅僅是結果,健全和完善風險管理的日常跟蹤分析監測機制,及早糾偏冒險行為,及早發現風險隱患,及早解決問題和化解風險,以及要強化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一視同仁的機制保障。

這裡要運用到的技術就包括不限於大數據、區塊鏈以及人工智能等,通過新技術的使用推動微觀企業的信用評級機制的建立,以及良好企業信用生態的建設是關鍵。

以上三個方面,就是我們看到過去數十年間世界金融基本格局的變化,包括貨幣生態、金融結構和運行機制三個方面,其中也討論了相關的影響。我們要掌握的不僅僅是相關信息,而是對整個金融環境的把控,才能理解金融、技術以及政策之間的內在聯繫。

刘志毅:全球金融货币生态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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