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味之祖盐为先。”在收集、整理有关淮盐文化及历史资料时，我常为淮盐文化与中国历史交织得如此密切，而感到惊讶不已。据相关史料显示，不管是中国的古代史，还是近代史，其经纬中都有淮盐的线条，其影像中都有淮盐的影子，其辙印间都有淮盐的踪迹。说淮盐是悠久华夏文明史的一条闪光伏脉这一点也不为过。在历史上，淮盐经常是作为国家的一件秘密武器而使用的。这从一些著名人物能登上历史舞台，一些著名历史时段何以能誉满千秋，一些历史事件何以能够发生发展和解决，可以得到证明。
《元史·食货志》言之：“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一半”。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吴王朱元璋克张士诚义军据地泰州、淮安盐区，遂仿元制设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辖泰州、淮安、通州三个分司30场盐课司，实施对淮盐的生产、行销的管制，攫取其巨额利益。当时的淮安分司统辖着白驹场、刘庄场、伍佑场、新兴场、庙湾场、天赐场。明王朝对盐业的统制，由此而始。明时，两淮仍为著名盐区，乾隆《两淮盐法志》卷14所引弘治《运司志》、嘉靖《两淮盐法志》都有详细记载。
明亡清起，因战事连连，灶丁严重逃亡于战争，淮盐生产遭受极大破坏。乾隆二十四年（1759），两淮三分司之一的淮安分司由淮安移至海州（今连云港市海州），四年后改称海州分司，辖板浦、临兴、中正三场。淮北在明朝时就采取晒盐法，至清时进一步推广，晒制技术也趋提高。清廷时期就《两淮盐法志》曾经五次大纂修，初修于康熙三十二年，再修于雍正六年，复修于乾隆十三年，嘉庆十一年第四次重修，光绪十八年第五次纂修。可见两淮地区其时仍是全国最大的盐区。
明清时期，驻节扬州的两淮盐运使司便是总管两淮盐场生产、运销的机构。因此，扬州是两淮盐的主要集散中心。然而，两淮盐区海岸线太长，特别是远离扬州的淮北盐场，管理、运销上大有鞭长莫及之叹。因此，淮北盐区又形成了相对独立的集散中心。在交通条件不发达的古代，运盐和运粮大多依靠水路。扼守京杭大运河、盐河、淮河等河流交汇之处的淮安，不但是漕运的中心，也是淮北盐的集散中心。这个集散中心，从南北朝时期到明朝初期，大多在古淮河北岸、淮河与淮北盐河交汇处的涟水城。而明朝中期至清道光十一年这段时间，逐渐转移到淮安城北河下镇。
河下是淮北盐的集散地，淮北盐运分司曾设在这里，并有很多盐商在这里业盐。现今河下“湖南会馆”、“新安会馆”等遗址，便见证了当年盐商云集、繁荣兴旺的景象。很多资料表明，明清时期，两淮盐运使司上缴中央政府的盐税，“实居天下诸司之半”，正常年份大致占中央全部盐税的4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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