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政治的主旋律是门阀与皇权并存，“九品中正制”的推行是门阀政治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九品中正制”导致阶级愈加固化，造成社会士人在仕途上呈现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景象。相信大多数人都会将“九品中正制”在中国的推行，归咎于曹丕和陈群。曹丕为了使士族势力支持汉魏禅代程序，拥立自己为帝，故而采纳了陈群所倡导的“九品中正制”，给与士族子弟更加优越的仕途环境。其实这是一种误读，因为这误会了曹氏推行“九品中正制”的苦心，也高估了汉末魏初时期的士族力量。
“中正制”究竟始于何时？
“九品中正制”并非始建于曹丕，其实曹操生前便已大力推行“中正制”。史书中记载：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
魏武帝曹操画像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证据能证明“中正制”源于曹操时期。在研究《司马防残碑》时发现，碑的背面刻有立碑者十四人的题名，他们皆是司马防为京兆尹时的郡吏（门生故吏为主公立碑，乃汉魏时期的惯例）。题名者中有一位名叫杜豹的官员，就曾担任过京兆的中正。司马防于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病逝，他担任京兆尹的时间必然早于曹丕即位，那么杜豹在司马防治下担任中正的时间自然也要早于曹丕即位。
《司马防残碑》碑阴刻文
由此可见，早在曹操执政期间就已经开始推行“中正制”了。那么，曹操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难道不是与自己倡导的“唯才是举”的选官用人思想背道而驰吗？其实曹操这么做，正是为了贯彻自己的用人思想，打击东汉中期以来社会中弥漫的浮华、虚伪之风，利用“中正制”擢用真正才德兼备、务实的人才。
东汉时士人出仕中央的主要渠道为“察举制”，通过察举孝廉、茂才的方式迈进仕路。当时的察举考核十分看重道德层面，并且非常重视士人在家乡的风评，要求被举士人既要有较高的才能，又要明礼仪、知孝悌、有德行。
这看起来挺不错，但做起来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终完全坏了味道。士人们为了做官，便结党互相吹捧才能和道德，互相营造名声。更有甚者，居然伪造孝行，明明父母没有去世，却硬要宣称自己坚持守孝数年，将自己的孝心描绘得感天动地。桓灵年间流行一句童谣：“举茂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这便是当时官场的真实写照。
在虚伪造作的风气下，政府举用的官员绝大部分都没有真才实学，处理政务极不务实。随着豪强渐渐势大，他们开始左右地方政府选举人才，门第渐成为迈入仕途的关键因素。举个例子，曹操年方弱冠（古称二十岁为弱冠之年）便被家乡举为孝廉，显然凭借的是家族势力。凉州韩遂的家族势力较弱，四十岁左右才被举为孝廉，与曹操是同一批孝廉郎，门第带来的优势显而易见。
曹操剧照
汉末大乱令全国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在残酷的社会环境中，不少士人开始对过去社会风气进行反思，认为造成社会崩溃的主要原因是统治群体集体腐化，变得浮华、虚伪、结党营私、不切实际。因此汉末魏初非常提倡公正、简约、务实的政治形态，“中正制”便应运而生。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促使曹操推行中正制，即“人士流移”。汉末军阀之间的频繁战争导致大量士人背井离乡，寄寓他域，这批士人当中不乏才华横溢者。如何给与他们仕宦渠道，让他们效力于曹操，则是一项重要课题。地方察举在原则上只能面向本地人，不能察举外乡人，所以曹操需要创建一个崭新的、包容外乡人的官员选举制度。
综上所述，“九品中正制”并非是曹丕用来拉拢士族豪门的工具。曹操创此制度，是为了应合时宜，也是为了更加清白、务实、高效地选举人才，涤清社会中浮华虚伪之流，只不过这项制度在曹丕执政时得到了更广泛、更规范的推行。
曹魏士族力量薄弱，曹丕无需对其让步
汉末大乱时遭殃的不止是老百姓，还有那些世家大族。很多大族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中为保全性命，只得避难逃亡他乡，比如陈群、荀彧的家族。陈群与父亲陈纪曾逃往青州，又辗转到徐州避难，荀氏宗族也曾逃至冀州。
地主和农民为躲避战争四散逃亡，长此以往，导致大量土地成为无主之地，无人兴理，渐渐荒芜。昔日最为繁华的首都洛阳，在黄初年间竟然树木成林，可见一斑。曹魏将这些无主之地收归国有，交予流民耕种，运行屯田制。之前流亡的地主豪强再回家乡后就没有了土地、租客，便失去了经济基础。
魏文帝曹丕画像
至于那些未逃亡的豪强，在累年战争的冲击下，也只能苟延残喘罢了，势力早已大不如前。加之曹操政府又在积极打击豪强力量，各地大族著姓哪敢张扬？曹魏虽然是通过禅代形式建立的王朝，但有着强大的武力基础，是在废墟中厮杀出来的政权。士族在经历汉末浩劫后大洗牌，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武装力量都难以与政府抗衡。
在曹氏十多年的经营下，早已营建出天命在身的公众形象，在社会中拥有众多支持者。士族子弟卑躬屈膝侍奉新王朝都来不及，哪敢要挟曹氏割让政治权力予他们？曹氏又何必通过让步放权的方式拉拢他们？魏初士族还没有形成门阀政治，曹氏与士族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曹氏占有绝对主动地位，因为曹氏轻而易举地便可让一个家族兴起或者没落。
荀彧剧照
举例来说，颍川荀氏便是汉末时期依靠曹氏崛起的家族之一，荀彧任尚书令，荀攸任军师，荀衍都督河北，荀悦任侍中，一家人俱是高官显职，一时风头无两。后来荀彧公开反对曹操建立魏国，反对曹操经营禅代，不久后荀彧便被曹操调离中央，在寿春逝世。至于其子嗣，仕途环境也一落千丈。荀彧的幼子荀顗（yi）年少时被朝廷任为中郎，小小中郎做了数十年，一直做到四五十多岁，才凭借司马懿的赏识而得到升迁。荀氏相比其他积极效忠曹氏的家来说，境遇十分悲凉，家族差点走向没落。
在这道选择题上，又有几个家族敢选择对抗曹氏，不支持曹氏称帝呢？因此，曹氏根本不需要割让太大利益，绝大多数家族也会在自身利益考虑下选择随波逐流。毕竟选错答案的代价太残酷了，因站错队而销声匿迹的家族比比皆是。
曹丕剧照
魏末晋初腐化
在魏前中期，士族尚孱弱，但“高平陵之变”改变了这一切。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曹爽外出谒拜高平陵，司马懿趁机发动政变，控制了洛阳禁军，曹爽无奈投降，司马懿掌握了曹魏政权。
司马懿掌握曹魏政权后，野心空前膨胀，竟想效仿昔日曹操父子，通过经营禅代的形式取代皇帝。但司马懿不同于曹操，司马懿是通过阴谋政变才得以掌握国家，曹操则是凭借武力征服。所以司马氏既没有足够的威望取得群臣支持，也没有完全听从自己的铁杆军队。
曹爽画像
司马氏想要经营禅代，势必要向群臣、大族不断割让利益，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司马懿便在“九品中正制”上动手脚。起初司马懿未打倒曹爽时，就曾提议每个州设“大中正”选举州中人才，遭到曹爽党羽曹羲的强烈反对。曹羲认为各地“隔郡如隔国”（古代交通不便，故常说邻郡之间也如同两个国家），郡与郡之间互相不了解，最终州中正仍需听从各郡中正的建议，所以完全没必要设州中正。
朝廷也认同曹羲的观点，认为司马懿的想法简直是画蛇添足。其实司马懿背后另有深意。各地设州中正是为了加强中正的力量，加强中正的话语权。如果再安插一些自己想要拉拢的大族子弟担任州中正，便能轻松取得他们的支持。如今曹爽已灭，朝政被司马懿一手把控，司马懿再提此议自然无人反对。司马懿通过设立州中正拉拢出一批支持者，却也因此滋生了“九品中正制”的腐败。
晋宣帝司马懿
后来司马昭、司马炎又发明了“以资定品”，即以父辈的官职高低、资历深浅作为中正品评的标准之一，这导致大族开始利用“九品中正制”垄断机遇。寒门子弟的父辈有机会当一介小吏就不错了，哪有机会做高官呢？
中正原本是以才能、德行两个标准，将士人评出九等，所以才又叫九品。等级越高，仕途环境越好，越容易升迁。司马昭、司马炎在原本的才能、德行的标准中，加入了父辈资位，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一改之前“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的风貌。
司马氏不仅在政治上不断给与士族好处，经济上也利用“品官荫客占田制”准许士族合法荫客，合法占有田地。政治、经济双管齐下，两项制度相辅相成，令各地士族愈加放肆，不断进行土地兼并，甚至超过国家法度允许。司马氏政府不但不看管，反而一再放纵。在政治、经济等多重利益割让下，士族力量空前膨胀，这在制度上为门阀政治奠定了坚实基础。门阀政治的序幕就此拉开，而中国则陷入了数百年的黑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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