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牛无形

军队是国之重器，君王历来慎重，为防止叛乱，历朝历代采用从制度设计到思想笼络的各种办法，然而仍然会出现将军带着士兵造反的情况。

一.古代君王的办法

用伏虎限制调兵：自战国时起，为了防止将军造反，设计了虎符制度，限制了调兵。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就反映了早在战国时期兵符制度的使用。在电视剧《汉武大帝》里，突然接到叛贼赵信带匈奴人走小道偷袭陛下，卫青来不及请用兵符调兵，凭借自己的威望调动了汉武帝甘泉宫的卫戍部队，虽然成功赶走了赵信，但是从此汉武帝不再敢像以前那样重用卫青。

古代的保甲连坐制度，很好的防范了士兵的造反和叛逃。而出征在外的将军，其留在后方得家眷也会成为君王控将士的人质。汉武帝得知李广利的阴谋后，如果当时不一怒之下杀了他的家眷，李广利就不会轻易叛汉。

自汉朝开始，利用儒家思想为将士注入忠君爱国的灵魂。各种文学作品，比如三国演义，将曹操描写成了窃国枭雄，唾骂至今；水浒传里，宋江创业干的再好，最终还是接受招安回到朝廷。曾国藩手提几十万湘军，坐拥数省军政，也因儒家思想而没有反清。

在宋朝，进一步完善军事制度：用儒臣抑制武夫，让武将处处受到限制；经常调动，让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虽然效果很好，但是也极大的削弱了军事实力。直到南宋时期，在国家危急时刻，才有了岳家军，打得金兵闻风丧胆。然而岳飞身上纵然刻着“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仍然被宋高宗以谋反的罪名杀害。

二.士兵跟着将军造反，原因有很多

君王昏庸无道，国家水生火热时，这时士兵不可能想着效忠皇帝。商纣王与周武王打的最后一战，牧野之战，最后纣王的士兵全部倒戈，成为进攻朝哥的先锋。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国家长期处于战时，为了提升指挥效率，君主会将调兵用兵的权利下放给将军。尤其那些出色的将军，因战功而成为英雄，受到士兵的爱戴。这个时候，最容易出现将军带着士兵造反。当年陈桥驿兵变，智勇双全的宋匡义就这样被自己的将士黄袍加身。

第三种情况，一边受到将军的蒙骗，一边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因而参与了行动。但是时间一长，士兵终会发现战争的不义，到那时，就会士气低落，迅速被剿灭，正如唐朝的安史之乱。所以古代战争，都会讲究师出有名。所以一般的将军纵使有机会，如果皇帝没有失去民心，都不敢贸然造反。

多数士兵跟随将军造反，多是在古代战乱的时代，尤其是君主失去民心的时候。其它情况下，很少人会跟随叛乱。

你知道古代还有哪些办法防范叛乱吗？欢迎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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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故事读天下

这里面涉及一个逻辑的问题：历史上造反的将军，之所以有底气敢同皇帝叫板，主要是因为手下有一批拥护自己的士兵；而如果帐下的军士皆效忠于皇帝，那么这样的将自然也不敢与朝廷分庭抗礼。

在人类战争的最初时期，是谈不上皇帝、将军和士兵的，原始社会时各部落间的冲突，多半是氏族成员的集体行为，多在头目的带领下彼此征战。及至奴隶社会时，战争的规模不断扩大，才逐渐在王之下出现了各级军事长官，以便更好地组织和战斗。

渐入东周以后，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而不少卿大夫和将领也逐渐成为各政权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有时甚至会进行哗变。春秋时被弑的国君，仅见于史乘者便有三十余人，故被史家称为“礼崩乐坏”。

自秦始皇横扫六国，实现大一统后，以始皇帝自称，由此才涉及到了“皇帝”与“将军”之间的正式博弈。那么，在君主专制的情况下，古代为何会出现士兵听从将军指挥，而不是始终效忠皇帝呢？

其实，这个问题蛮复杂的，还需要分几个阶段来看：

从军事史的角度来看，如果不做特别详细的区分（当然，限于篇幅，也不可能太过追求细节），以唐朝募兵制的推行为分界，尽管粮饷是朝廷发放的，或者说士兵吃的是皇帝的军饷，但因将军与士兵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更容易出现士兵效忠于军事领导的情况。

募兵制虽让国家有了稳定的兵源，有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也有一个颇为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就是一方将领常年统帅部队，容易形成森严的上下级关系。在这样的形势下，一旦手握重兵的将军图谋不轨，很容易编造借口，煽动部下造反。

而在募兵制推行之前，曾一度盛行过一段时间的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多是遇到战事后临时征召壮丁参军，且要自备口粮和武器。府兵制相对于募兵制而言，士兵因获得国家分配的土地而承担兵役，更像是一种契约。

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稳定、君主开明，则军队更愿意效忠皇帝，而如果将领个人魅力突出，且皇帝不足以获得拥护，士兵反而更愿意追随主将。

当然，再往前推，秦统一后，曾沿袭战国时期的郡县征兵制，两汉时期则有数次调整，但秦汉时期的总体情况是，君主尤为注重把控军队，用尽一切办法控制将领。当然，即便如此，也难以避免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

总得来说，皇帝之所以需要将军，主要是依靠他们领兵打仗，而与士兵联系最紧密的军事领导，如果富有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和人格魅力，则更容易获得部将们的拥戴。这种情况，是很难调和的，直至近代才被基本解决。

史海烂柯人

将军造反，大多数士兵都会听将军的，这其实是人们的一种错觉。因为，如果造反真的这样容易，那终身制和世袭制早就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事实上，一个将军在造反时，大多数士兵都愿意跟着他，通常情况下，是因为他们本事也有造反的意图，在这种背景下，将军振臂一呼，他们才会集体跟着将军一起造反。否则，将军前脚刚造反，后脚就有被人把他的脑袋砍下来获取荣华富贵。

说得具体点，在一支正常的军队里面，通常除了负责指挥作战的将军之外，还会有和他权力相当的监军和参谋官；同时下面还有师长、副师长、旅长、团长等，而且每个级别都对应有响应级别的监军和参谋官。换句话说，在军队里面，通常都存在这样两条相互制约的系统，也就是所谓的文职系统和武职系统。

在这种背景下，某个将军想要造反，首先得把军队内部从上到下的文职系统给兼并掉，否则就凭他区区有限的指挥权，拿什么来造反？

退一万步说，就算他能搞定内部的文职系统，问题是，他如果想要造皇帝的反，还得必须有人事权才行啊？

换句话说，他想让谁当师长，谁就能当师长，他想杀哪个师长，就杀哪个师长？否则，他下面的师长、副师长、旅长等，凭什么跟着他造反？而通常情况下，皇帝不会授予将军这种权力的，即便皇帝对某个将军特别信任，授予他这种权力，比如让他假节钺，但将领通常也不会随便去行使这种权力。

因为，随便行使这种权力，那就是典型的找死。最简单而言，曹操曾授予于禁假节钺的权力，刘备也授予过关羽假节钺的权力，那他们却很少用来诛杀自己下面的将领。当然，即便你能把下面的师长、副师长、旅长等都搞定，问题是，你还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后勤。

通常情况下，军队的后勤都是统一由中央政府相关的系统官员来调配和负责，军队里面的将领是无法插手管理的。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将领想造反，皇帝马上就可以断了你的后勤，接下来你手下的这么多人，拿什么吃饭？

虽然，将领造反后，可以通过占领部分地盘，然后构建自己的后勤系统，问题是，这需要足够的时间，面对皇帝派来围剿的军队，你恐怕很难支撑到哪个时候？

从这层意义上说，通常情况下能够造反的将领，已经不再是将领，而是蜕变称军阀，或者在军阀的路上，也就是他们地盘内的军政财和人事都开始变得由他们自己来负责。

在这种背景下，这支军队相当于变成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其内部成员不会再去考虑皇帝的利益，他们只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和前途。如果皇帝的某些行为损害到他们集团的利益，或者他们觉得自己的集团有机会更上一层楼，他们就会积极支持或怂恿将军带领大家起来造反。

如果这个时候，将军畏缩不敢造反，或者各种扭扭咧咧，大家就会集体跪在地上请求他，甚至还会直接把黄袍披在他身上，又或者拿刀逼着他造反；如果再不行，大家甚至还会当场把他给砍掉，然后再推举一位新的将军带着大家造反。

想当年，连军阀都还够不上的安禄山都这样骂他手下人，总而言之，老子当年不想造反，你们都劝我造反，还说造反之后，就能如何如何，现在倒好，老子被你们忽悠死了。所以，只要我们明白这点，就会知道，士兵们愿意跟着将军造反，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倾向于造反，或是想造反。

我是赵帅锅

这个主要还是一个军队控制的问题，古代的帝王很少有直接控制军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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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大都是通过命令将领来达到控制军队的效果。换句话说，将领才是军队的直接领导人，而士兵只需要做到一点，那就是“马首是瞻”。

所以古代皇帝们搞出了虎符这样的东西，来限制武将。但是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武将篡逆夺权的情况屡见不鲜。

具体来讲，就三点：

不明白情况就被卷了进去

既然是谋反行为，所以策划的将军们必然不会太过“招摇”。

在起兵之前需要进行很多的准备工作，这个准备过程分为众多方面，将军的下属们每个人只会负责其中的一部分，而大多数人分到的任务都看不出有任何谋反嫌疑。

只有负责屯粮和打造兵器的将领才能看出端倪，不过这两个工作都是由谋反“合伙人”来筹备。

况且在这个过程中将领们对朝廷仍然是非常恭敬，和平时的态度没什么区别，就算是某个小兵看出了一些问题，那他也不敢私自报告中央，毕竟事情得不到确定之前，他的行为就相当于诬陷将军谋逆，这也是一个杀头之罪。

这样一来，大部分人都只能在发兵之前得知自己是“叛军”的消息，这个时候就算是想回头都没有机会了。

而且更多的时候，普通的士兵们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在造反。因为那些将军们会打大义的旗号，什么“清君侧”、“诛奸臣”|“勤王之师”等等。让这些士兵，没有了心理负担！

思想教育不够以及利益的诱惑。

虽然说古代时期的人们非常注重“忠君”行为，但是这也是相对于有文化的人来说，文人多经历了“忠君”理论的洗礼，在自己的思想深处就培养出了忠君的观念。

可军营中为伍的军士就不是这样了，古时有很多罪犯会被发配边疆以充军，所以军队的整体思想觉悟是远远不够的，可军营之中又没有开设什么“思想教育”课程，导致这些士兵心中无君主（就算是有也没有特别强烈）。

这样一来，他们跟着自己的将军举兵之时并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一旦成功夺权还能分到很多的好处，这样实实在在的利益在士兵们看来，远远要比忠于一个跟自己没多大相关的人“实在”的多。

皇帝控制力度弱，军营基本被将军把控

虽然说整个国家都是君主的，但是每个地区都会存在一个“土皇帝”，中央凭借官员系统会对地方政权产生影响，但是这个影响的限度就非常有限了。

尤其是在军营之中，君主常年不“露面”，没有特殊的功劳也不会对士兵们进行奖赏，所以士兵们心中就像从来没有过君主。

将军每天不仅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各种训练也会经常视察，而且粮饷物资也都会由将军统一分配，时间长了以后，基本上所有的士兵都把将军当做了实际的“君主”，中央的地位在军营里是没法比得过“发工资”的人的。

况且一旦士兵犯了错误，将军不用上报就有生杀大权，普通士兵的小命都被将军拿在手里，这样一来士兵们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将军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会跟着干什么，虽然谋反是不忠行为。

但是历史只会记载领兵的将领，普通的士兵是否参与谋反都不会对自己的名声有什么影响，所以他们跟随自己的将军之时是没什么顾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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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历史君

这就要看谁控制着军队了。

如果中央的皇权足够强大，亲自掌握着数量庞大足以压倒任何一支地方军队的禁军时，那么将军基本是不敢造反的。又或者是采用以文制武的手段，同时使兵将互相不知，对将军多加限制，那么也不会有什么士兵会忠于将军的现象。

一般出现这种士兵跟着将军一起造反的现象，多半是因为将军掌控的权力太大了，强大到完全控制了这支军队的一切。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赵匡胤，作为掌控后周禁军的藩镇大将，柴荣对赵匡胤是信任有加，在临终之前，为了限制住其他藩镇对小皇帝的威胁，柴荣给予了赵匡胤和很大的权力，整个禁军基本上都被他所掌控，派系下的其他将军也是和赵匡胤交情颇深，并且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赵匡胤想要发动陈桥兵变，简直易如反掌。

再就是兵油子类型的左良玉，明末之际，朝廷给武官放权太多，以文制武的政策崩溃，就出现了类似于唐末藩镇割据的潜在局面，像左良玉，就是典型的不听话的兵痞。他手底下的军队，已经不是简单的朝廷指派的募兵了，大多数都是左良玉自行招募，还有不少的农民军成分。朝廷分下来的粮饷，也是由左良玉分发给下属，对于这么一帮当兵的土包子而言，他们只知道钱是左良玉给的，对他们好的也是左良玉，至于皇帝，见都没见过，又谈何忠诚。虽然左良玉没有造反，但他已经很明显的不停皇帝的话了。

这就和唐朝的藩镇一般德行，士兵和统兵大将长期待在一起，早已经成了一个从属性的利益圈，藩镇将军掌控了士兵的一切，同时也就换来了士兵的忠心。

火器工坊

导读：在我国古代，武将造反的例子数不胜数，失败的很多，成功的也不少，如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不管是成功或是失败，都有许多士兵跟随，而这一切都是利益引起的。

士兵的问题

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以及皇权的需要，古代的兵役制度大致分为兵民合一制、义务兵、职业兵、雇佣兵这四种，但无论兵役制度怎么变，皇帝都没有考虑过士兵的待遇问题，义务兵和民兵合一是没有钱的，职业兵和雇佣兵的收益也很低，当兵能出头的凤毛麟角，没有收益的士兵自然没有忠诚度可言，一般皇城的士兵忠诚度稍高一些，因为皇城士兵的待遇是全国最高的。所以说士兵的忠诚度和收益成正比，基本没有忠诚度。

职业兵还有一些收入来源，但由于古代交通的问题，士兵不可能大规模跨地域换防，军籍都是归属于地方，除了都城，其他地方皇帝都难以监控。县官不如现管，何况是远在都城的皇帝，发多少钱，怎么发，由地方说了算，到了军队里，将军说了算，对于士兵来说，钱从哪里来的没有意义，都是将军发的。而在军队里面想监督将军，那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军队的特殊性，死人是很正常的事情，无可指责，钱粮和身家性命都操控于将军之手，士兵肯定要听将军的多一些。

俗话说，法不责众，士兵只是喽喽，而且数量庞大，这就导致士兵参与造反的成本非常低，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被清算的只是有官职在身的人，而参与造反之前，将军会发钱给好处，成功了好处更多，甚至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一本万利，造反有何不可。

皇帝和军队的问题

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只会打压军队，而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底层的士兵，自始至终，皇帝在制定策略的时候，士兵永远是最微不足道的。即使皇帝有想要军队，也只会自己训练一支亲军，其他的皇帝顾不上，也没时间顾得上。

军队只有在战时才有存在感，平时是没有的，皇帝和臣子更多的时候是在管理治下百姓的问题，而且军队有时效性和地域性，一只能征善战的军队要培养起来太困难，只有在边疆才有可能，而都城不会在边疆，边疆太大太多了，培养的代价大，又不一定是皇帝自己的，而且古代一直军队的战斗力不可能存在十年以上，故此，皇帝首先放弃的就是考虑士兵的待遇和感受，这种情况下，士兵参与造反，内心毫无压力。

总结：古代士兵参与皇帝的造反是因为封建时代的制约性。从精神到物质的匮乏，是士兵参与造反的根本原因。

达达说历史

正所谓县官不如现管。在古代大多数的人朝代，将军都对国家军队有着绝对的控制权。从征兵，到训练，再到统军作战将军可以说是一条龙的在掌控着军队。虽然名义上封建王朝的军队都属于君王所有。但事实上君王需要很多的将军去替他掌控军队。这也就意味着有任何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造反，对于国家来说都是一个灾难。而古代皇帝控制将军造反的主要方式就是控制其家人，或者兵符调兵之类的。但多数时候如果一个将军铁了心的要造反，皇帝依旧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古代历朝历代，皇帝对于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军都十分的优待，甚至还会下嫁公主以笼络他们。其目的就是要收获他们的效忠。

对于普通士兵来说呢？虽然他们表面上都是效忠于君王的。但君王毕竟离他们太远了，高高在上的让他们可望而不可及。所以从亲近程度上来看，士兵更加亲近于可以看得见摸的着的最高统帅，也就是将军。再加上皇帝的命令绝大多数时期都是由将军向士兵传达。这就导致时间一长士兵都认为将军的命令就是皇帝的命令。即使是造反他们也不会怀疑。毕竟古代时期打着清君侧的旗号造反的将军也不在少数。为什么美国总统既是总统又是美国的三军总司令呢？就是这个道理。兵权永远决定了政权。

既然将军掌权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没有想过去改变这一切吗？也不尽然，但绝大多数的皇帝对于军事的改革都是治标不治本。他们只会从如何更加完善的掌控将军这一方面来进行约束。但不会去思想如何改革军事。毕竟这两者的难度差距实在太大了。而且古代交通以及通讯都不发达，想要绝对的把军权集中在中央绝对是痴人说梦。在古代兵不识将，将不知兵是大忌。所以他们没有好的改革军队的办法，就只能按照老套路，以兵符，监军，以及领军将军的家眷来作为震慑和威胁。从而达成掌控军队的目的。

历史上宋太祖赵匡胤曾经对军事制度作出过翻天覆地的改革。比如赵匡胤解除禁军将领兵权，并调往外地充当节度使。继而削弱节度使实权，使其徒有虚名。之后把禁军的统领权一分为三，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设立枢密院，枢密院有调兵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军的将帅却没有调兵权，使其互相牵制。实行更戍法。实行“守内虚外”、“内外相制”政策。宋朝初期所有的军队招募士卒全部在京城进行训练。小说《水浒传》中林冲所谓的八十万禁军教头，实际上就是新兵的训练教官。

虽然赵匡胤的军事改革加强了中央权力。但禁军统帅并不随地易防，从而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不得专其兵”的局面。而且宋朝初期军队对外征战，直接由皇帝亲自制定作战方略，将领不得擅改。这就导致军事作战太过于死板，非常的固化。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死板的教条规定显然是不适应战场的。赵匡胤时期，皇帝一直都随军出战，所以可以随时更改计划，但赵匡胤之后的皇帝除赵光义之外，在很少有皇帝亲征。这就导致宋朝军队在作战中只能按照计划不能因地制宜随时随地的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作战方案。所以宋朝的军事改革可以说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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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小百科全书

先问是不是，再看对不对。

看到这个问题，先想到的是《雍正王朝》里著名的“卸甲事件”。

在这个案例里，相比于皇帝的命令，年羹尧的部下明显更服从于将军的军令。年羹尧也乐得以此作为向雍正皇帝讨价还价的本钱，而这一“当众打脸”的事件成为雍正皇帝下决心除掉年羹尧的一个导火索。

设想一下，如果年羹尧真的有谋反之意，属下的官兵会跟着他起兵造反呢？还是选择效忠皇帝呢？

我们再看整个古代历史，什么情况下，士兵会跟着将军造反（或者说是不听命于中央）？

这一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的控制关系。

在古代封建社会中，由于地理和信息条件的极端落后，皇帝对于普通的士兵，以及大部分中下级军官来说，都是一个遥远的概念，古代军队并没有“为何而战？”的概念，没有思想政治理念的灌输，当兵的目的不过是“吃粮拿饷”，更高的理想也不过是个“封妻荫子”。保证军队战斗力，增强军队凝聚力，必然要使士兵听命于将军个人，家丁制、私军化的发展必然出现地方军事集团。

保证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军事集团有强控制力的根子在哪？

一个是“粮”，一个是“钱”。

情况一

在封建王朝早期，国家财政、经济治理体系良好的情况下，中央政府从后勤、财政、人事等各方面对于地方军事集团都有较好的控制。宋太祖赵匡胤是陈桥兵变由部下拥立，“黄袍加身”当了皇帝，设计了一套复杂的轮换调动机制，矫枉过正，使得“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明代由文官统帅军事，我们熟悉的文官统帅蓟辽督师袁崇焕、孙承宗、卢象升，还有太监作为监军。

情况二

到封建王朝的中晚期，在经历大的内乱或自然灾害后，当封建王朝治理体系运转失灵，中央财政无法供养军队，也不能从后勤等方面对军事集团形成牵制时，地方军事集团依靠自身的武力实现自我发展（自行征税或劫掠），一步一步将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财政等权力攫取到自己手里时，成为封闭独立的系统。

一个我们熟悉的名词——“军阀”就此诞生了。

大大小小的军阀各自割据发展，成为帝国肌体上的肿瘤。

典型的是在安史之乱、流寇、太平天国等内乱之下，唐代的藩镇、明末的辽东军事集团。清晚期到民国，则有湘淮军集团、北洋集团。

只有新中国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和政权，才从根子上铲除了军阀形成的土壤。

另外想说一句，军阀不过是对内野蛮强横，永远成不了真正的强军。

所谓“关宁铁骑”遇上满洲八旗兵就望风而降，土崩瓦解。彭总麾下志愿军来自各大野战军，依然如臂指使，在朝鲜打出赫赫战功。

再回头来看年羹尧，当年大将军还在跟蒙古王爷喝酒撩妹时，属下已被换了个遍，一个圣旨，岳钟琪就瞬间上位。任你是多威风八面的大将军，降十几级，直到贬为杭州城门守门的小兵再赐死，你连半点浪也翻不出。

不过一百多年以后，风水轮流转，武昌城新军一声枪响，袁大帅称病不出，监国摄政王急得干瞪眼，半点法子也没有，这其中根由，就很清楚了。

【北溟说传奇】读一读古代小说，品一品生活五味，欢迎对号入座。

北溟四海

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在还没我党的“党指挥枪”的指导方针出现之前，中国古代以及近代的绝大部分军队，士兵都是直接效忠于将军的，然后将军再去效忠皇帝。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皇帝都是通过控制将军，再去控制士兵的。

当然，士兵是直接效忠于皇帝的，但是士兵又有几个可以见到皇上的呢？

一、首先得从士兵身上找原因

士兵为什么要当兵打仗，真以为个个都想当大将军啊，说到底就是因为征兵赋税不得不去，而且当兵才能养家糊口。

所以，对于士兵来说，谁给他们发兵饷，命就卖给谁了。

二、宋朝是一个分水岭

关于谁发饷，这个问题。我们要把中国古代，一分二看。

以宋朝为分界线，前面的可以算作军权和财权不分的局面，即地方首长同时也是军队首长。

而宋朝之后，对于地方将军的限制，以及把地方行政、财政等权利划分出来后，才开始从军人政治向文官集团政治转变。

三、说到底，军队属于谁，就是军权和财权之间的关系。先看宋朝之前

首先，夏商周三朝的分封制，诸侯拥有地方的绝对权力。地方的财权属于诸侯，诸侯能够利用地方的财政招兵买马。军队其实就是属于诸侯的。

再看秦汉，虽然秦汉都有虎符制度，需要皇帝委派虎符才能调兵遣将。但秦朝的太守、汉朝的州牧刺史，都拥有着地方行政、财政、军权三者。

当中央强大的时候，地方没办法怎么样，但当中央衰弱的时候，地方长官就能利用集于一身的行政、财政、军权进行政权割据。

比如，秦末项羽起事之前，不正是受到会稽太守殷通的邀请嘛；汉末的董卓、袁术都是原来地方上面的行政首长，大乱来临之后，就割据一方。

最后看隋唐，隋的总管，唐的节度使，都是三权合一一身。比秦汉更甚的是，唐的地方长官还是能世袭的。

久而久之，地方上面的士兵，钱是节度使给的，管自己的官也是节度使的人，最后世代都受这个节度使的传人所统治。所以，有了效忠的百姓之后，节度使就永远怎么也除不掉了。

四、但宋朝之后，这都转变了。

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自然就要对前朝的制度进行修补，防止同样的局面再次发生。

虽然，节度使还是叫节度使。但节度使的含金量大大下降了。

宋朝首先把节度使的行政、财政、军权进行分割。地方上面设置通判主管行政，设置转运使分割财权，还用文官去带兵，更设置监军。

从最大限度，把地方军队收归中央控制。行政、财政被收归中央，不再是地方长官能自行任命和世袭，自然就没有了和中央对抗的资本。

所以，宋朝是一个分水岭。元朝是个例外，但明清沿袭这种地方上的三权不再集中于一人手中的制度。如行政是巡抚、财政是布政司、军队是总兵。

就算地方总兵或总督想谋反，也没有足够的财政和行政权力进行支撑。

就是对于这种对于武将的防备，明朝就算到了最后关头，崇祯也不会轻易相信孙传庭，把地方的财政交给他。宋末募兵抗敌的是文官文天祥，而不是一个武将。

于是，宋朝之后，文官集团走上统治地位，同时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地方将领谋反的情况。

五、清朝末年和近代是个例外

宋朝之后，地方的军、财、政分离，一直被沿袭到清末。

但清末鸦片战争后，太平天国爆发，中央财力无法再支撑庞大的军队开支，只能把地方财政给到地方实力派。

最明显的一个制度，就是厘金制度。曾国藩等地方长官，有了在地方上征税，使用税收招兵买马。

虽然这种制度，让清朝度过太平天国的危机，但地方财政却一直收不回来。

正是地方派系的力量越来越大，虽然这些地方大员仍然是效忠中央，但中央的某些命令，已经得不到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无条件支持了。

这才有了洋务运动、东南互保，等地方牵头的事件。最后，大清更是亡于，实力派袁世凯手中。

而近代军阀割据，北洋政府之所以，一直没有权威，就是没办法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

所以，说到底，就是中国古代的士兵，由于信息传递的低下，士兵效忠于直接发工资的人，是很正常的。他们只知道有将军不知有皇上，也是很正常的。同时将军一煽，他们跟着将军造访，也是很正常的。

于是，才有中央对地方的不断削弱，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各种制度。

最后，我军在红军时期，就已经确定党指挥枪之后，每个部队都有指导员为士兵灌输，“士兵是为了人民而战的，而不是为了哪一个人”。

这才是从思想上面把，士兵属于某个将军的可能，给杜绝了。

史思明先生

在古代，但凡将军起兵造反，大多数士兵都会听从将军的号令，而不是想着效忠皇帝，这在很多影视剧中都有所体现，当然，历史上的很多次起兵造反事件，也都是这样的。

古代的军队制度，是士兵只效忠将军的主要原因，而兵符，是军队和权利的象征，也是皇权的代表。

兵符，在古代的军队里，就代表了命令和权利。《史记魏公子列传》中有关于兵符的叙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可见，从秦朝开始，兵符就成为了掌握军队的钥匙。

兵符，一般是由将军和国王分存保管的，等到调兵遣将的时候，兵符，就是最直接的信物，比圣旨都管用，而将军传达自己的命令，也是依靠兵符。

历史上，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康熙皇帝杀鳌拜，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首先拿到兵符。

古代的士兵，以“忠义”为安身立命的本钱，都是靠服役混口饭吃，哪有几个人见过皇帝，而他们的直属领导，就是他们效忠的对象。从入伍、提干，他们都是和自己的将军朝夕相处，如果“背叛”自己的领导，那就和逃兵无异。

和近现代军队一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一切行动听从指挥就是军纪中最重要的一条，而最先接到命令的，就是他们的直属领导。就这样，军令被层层传达，然后由士兵付诸实践。

擒贼先擒王，而这个王就是将军，在打仗前，将军都会召开誓师大会，让官兵统一思想，而这种思想上的枷锁，也是古代士兵只服从将军的原因之一。

士兵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古就是如此。很多影视剧中，在两军对阵时，军旗上都写有主将的姓，比如宋代的穆桂英，旗号就是“穆”，士兵只听从自己的主帅将领，而将帅直接受君王领导。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玄武门之变”这个故事。公元626年，秦王李世民带领十人埋伏于宣武门，准备举事，把李建成和李元吉一网打尽，李建成在玄武门被一箭射死，而李元吉也被尉迟敬德砍下头颅。然后众人进宫，以保护李渊为名，逼迫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最终，李渊退位，李世民成功上位。而李元吉正是军中统帅，拥有大唐半数兵马，自古起兵造反，擒贼先擒王，斩杀了将军，后面的事就好做的了，将军死了，军心自然溃散。

古代的士兵只服从于自己的将军，总结下来，主要的原因还是一个“忠”字，除此之外，可能还于常年征战沙场的习惯有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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