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所著《法經》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借格勞孔之口講了一個故事：牧羊人有天走進一道深淵，發現一隻可以使自己隱身的戒指，就設法求得國王身邊的職位，然後勾引王后，再與她同謀殺掉國王，奪取王位。格勞孔接著說：“任何一個人，包括正義者，如果能夠隱身，即能夠做任何事都不被看見因而也不受懲罰，那麼他就可能無所不為乃至無惡不作”。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每一個人在法律面前，都不再是“隱身人”，而且法律成為更加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社會規範。
西方的法治傳統，可上溯自古希臘的理性主義，而有中國特色的法制傳統，則可上溯自戰國的法家。
戰國時期，周天子式微，宗法封建無法再一匡天下，權力不斷下沉，列國進入全民戰爭時期，法制遂取代禮治，成為時代主音。戰國法家多出於三晉，沈剛伯認為晉人商業發達，故需成文法律以規範社會，陳啟天則認為晉既須南與楚長期爭霸，又須西抗秦、東御齊，其面臨特殊的國際形勢，自然需要相應的國內革新，法家由是而興。
戰國時最早變法的是魏文侯，用法家李悝，編次諸國法為《法經》，以一定治國標準，一時興盛。後楚悼王用吳起，“明法審令……要在強兵”，也頗見成效。不過真正的法家大成者，乃秦孝公時期的商鞅。
商鞅變法，絕非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涵蓋了社會、經濟、軍事及政治的治國總策，其核心是國家尚力、君主尚權。因此唯重耕戰而非難其他一切，同時也開了連坐、告密的警察國家之先河。及至秦始皇，承孝公、昭王之遺產，在李斯、蒙恬的幫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國家。
李斯將法家以法令統治全民的主張推之於極端，竟至焚書坑儒，“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取消道德教化，只以嚴刑峻法治世。到秦二世時，李斯更欲助其將君主權力絕對化。當是時，秦二世問李斯 ：“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回答說：“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出自於《史記》）。所謂督責，無非對內肅反、對外鎮反，同時“掩馳說”，鉗制一切輿論空間，“滅仁義”，去除一切道德標準。
考法家學說核心，大約可以“法、術、勢”三字概之。“法”即依靠對所有人皆公開的成文法治國，名義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家充分了解政治無非是懲罰和獎賞的藝術，尤其是懲罰的藝術，故重罰輕賞。法家也想君主守法，但卻缺乏有效制約。因此，君主可超然法律之上，隨意變更法律，其餘人等只有服從的義務，所謂“立法者，君也 ；守法者，臣也 ；法於法者，民也”。這與現代西方法治精神完全背離，因為在後者看來，包括統治者在內的所有人都應當遵守法律，而這法律的合法性又來自於民眾的同意與授權。
術與勢可以合論，無非君主的權術之道。所謂“權勢者，人主之獨制也”、“權勢不可以失人”，如果君主不能強制臣民，則失勢 ；如果君主不能有效控制官僚行政系統，則無術。法家從國家利益與君主權力出發，依靠“法、術、勢”的綜合運用，意圖打造一個冷酷而強大的帝國。它幾乎沒有考慮到個人權利與自由，甚至取消了私領域的存在，而法律也淪為君主強制臣民的工具。
雖然人類學家指出，在人類早期文明社會中制訂的法律多較近現代嚴酷，但法家之嚴刑，仍令人瞠目。漢沿秦律，雖有修改，仍非常嚴苛。據《漢書·刑法志》記載：孝武帝時可判死刑的犯罪事項多達 1882 條，而可以附比死刑的事項竟多達13472件！法家好用重刑的冷峻哲學，並非基於性惡論，而是基於全民戰爭時期對匱乏資源的爭奪。法家將人視為手段而非目的，因此冷酷無情。即使採取利民措施，也只是因為這樣做有利於君主，正如《管子》所云：“上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也”。
僅靠法家，不足以長久維繫帝國統治，秦帝國的滅亡即是明證。自漢以後，儒法合流，歷代君主利用儒家“政以為民”的公理辯護統治合法性，同時按照法家嚴密控制人民以確保王朝永存之原理以指導行政。如此，道德絕對主義與法律絕對主義連接起來，而將專制政體置於堅實的基礎之上。
今天在我們看來古代法家的“依法治國”有其進步成分，比如確立法律應該公開、罪刑相等、不追溯既往等標準。而至少在理論上，君主本人也應該遵守法律，其餘各色人等，無論貴族還是庶民，都應無差別地接受法律約束。但是，由於法家強烈的國家主義色彩與去道德化的基調，使得法律最終成為統治者意志和國家利益實現的工具。法家的“依法治國”，只是以法律維持專制統治，較之西方訴諸於個人權利與自由的法治，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之。不過，要求古代法家有今天的法治觀念，實在是不情之請，他們所處的時代，根本沒有產生法治的可能性。
在戰國與秦代，只能產生法家這樣的君主專制學說，其實現也需要兩個條件 ：強大的武力與賢明的君主。沒有強大的武力，就無法實現國家統一與日常管控 ；沒有賢明的君主，則勢必濫用法、術、勢，以致亡國殺身。法家標榜“依法治國”，卻飽含依靠暴力而實施人治的意味，註定無法結出法治的果實。
以此觀之，戰國及秦代的“依法治國”，或許正是邁向大一統政治格局的早期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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