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不清的現代醫院與此有親緣關係，不過只有極少數做到了形似神似。
文 | 唐克揚
因為家人需要陪護，去年10月，闊別了近30年我又住進了故鄉的醫院——說實話，剛走進灰白色調的醫院有些心慌慌：醫生的兒子，我是小病絕不上醫院的，現在要做一個“患者家屬”了。雖然成年後基本沒住過院，醫院我並不陌生，從前不大正規的醫院幾乎是我家，經常出入玩耍的我，不大意識到這裡的死生苦懼，母親的同事對我和善得就像家人。
還有一點，值得在這個時候特別提到，去年我陪護的病房就是呼吸科病房，家人動的正是肺部手術，雖然不是傳染性疾病。
上個秋天，從病房歸來的我，打開“創新設計”課程的教案，突然意識到，接下來該講個醫院的案例了。這是一門導論性質的課程，大多數學生是理工科的背景，所以每個建築設計的案例，側重點並不在新鮮有趣的風格，而在於它們和某種普遍性的生活樣式的關聯度：出行、購物、聚會……我的教課角度，是希望能說明，尋常被當成裝飾品的空間意匠，最終，總要通過一些現代的理念和技術手段，才能和這個時代的某些現象連接在一起。
最終選擇的案例並不冷僻，芬蘭建築師阿爾瓦·阿爾託（Alvar Aalto，1898～1976），他將近100年前設計的帕米歐肺結核病療養病院。但是打開讀書筆記，裡面並沒有特別深度的信息，我搜索了很多渠道，包括下載能下載到的中英文論文，奇怪，好像這些彼此重複的信息，不足以講述這座已成文化遺產的建築的“原理”。給學生們講一個建築案例之前，往往希望驕傲地告訴他們：“我瞭解，我去過……”可是這次我不大可能去了解它。
攝於1930年代的帕米歐療養病院
這幢建築早就不是傳染病院了。
也難怪，一旦出自“設計大師”之手，很多事情會成為神話。阿爾託在帕米歐肺結核病療養病院的競標中勝出時剛剛30歲，幾乎沒有任何設計醫院的經驗。這幢建築使得他一舉成名而且徹底地走向了現代建築。對比一下我剛剛住過的病房，我會感到一絲沮喪，他所做到的一些事情，一個世紀之後在我們身邊依然做不到。好像總是面臨著巨大的現實壓力，我們甚至連想想這些事情的機會都很少有。
肺結核病當時是種不治之症，死於這種疾病的名人不計其數，肺結核病人前往療養病院療養，常是經典小說的初始情節。比如托馬斯·曼的《魔山》，就是1912年他的妻子去瑞士達沃斯的療養病院後產生的靈感。這個地方如此特殊，是因為百分之五十的人再沒機會出院了，他們都不用操心自己結賬。你可以說病人們去療養病院是去治病的，也可以說，他們是去那兒和死神賭上一把。
也可能正因為這種情況，年輕的阿爾託的“設計”才得以順利實施。我的本意是想找找他的設計和醫學治療之間的某種關係，卻發現這裡面好像沒有什麼很“硬”的科學依據。建築師據說篤信科學分析，但看起來他手裡並沒有我想要找的圖表和數據。直到今天，中國醫院的設計基礎好像也還是出自這些基本簡單的假設：門診部、急診部、手術區、住院部、康復區等等；不同的診療科室應該分開，避免交叉感染，共用的一些功能比如掛號、取藥卻又要適當集中；醫生護士和患者分佈在不同的區域，但是患者著急的時候又希望儘快地找到自己對口的醫護。我想起不久之前，自己也是在那幾個抽象的地點之間，每日往復奔走，惴惴不安中祈禱一切順利。
病房大樓走廊，圖：Sami Heikinheimo
醫院，因此和高鐵站、飛機場、鋼鐵廠等等一樣，一般輪不到設計師來花心思。因為它好像是一種功能結構非常確定，內部關係異常精密的“醫療機器”——阿爾託也這麼形容他的建築。人從機器的一頭進去，再從另一頭完好無恙地出來，便是他說的“治癒機器”，自然，“離開”也可能悄無聲息，這是醫院讓人畏懼的地方，它並沒有其他日常生活空間的定數，病人自己對此無能為力。
我想去買一本英文的醫療建築方面的書來看看，卻發現那裡面真的是各色各樣的圖表——比如，為了防止病人和醫生受到意外的輻射，放射科的設計就有著各種各樣的講究，太具體了。可是，除了書裡寫好的東西，我又能給學生們講些什麼呢？畢竟，機器一旦變化了，對建築的要求也就跟著迅速改變——這可能也是這座傳染病院很快棄之不用的原因。
今天這樣精密的醫療機器，在阿爾託那個時候顯然還不太多。所以他重點考慮的是人和環境的關係——好像不大複雜，所以沒有去過也完全可以想象。在赫爾辛基西面大約50英里的森林裡，這座建築藏在山丘間濃密的樹叢後面，不走近了都不太看得到。我看到一張圖，明顯是從飛機上拍攝的，才可以清楚俯瞰到它是由四組不同高度的建築物組成的“樹枝”狀，放棄了行列式的佈局，讓每座建築不至於完全互相遮擋：
一幢最高最大的一字形板樓，七層，是朝南的住院區。四層高的公共空間，在它北邊的陰影中，是四層樓，是醫院的行政辦公區域，加上診療室、手術室，還附帶餐廳、圖書館以及其他公共功能。再向北，是更矮的一座，裡面是洗衣房、廚房和職工食堂、宿舍，最後那座在樹林邊的是鍋爐房。接待大廳連接著住院區和醫院大樓，從西邊來的患者，實際第一眼看到的醫院入口是在這。五六級臺階的上方，我們已經認出了未來的阿爾託得以知名的曲線形，像是一顆豌豆的混凝土雨棚，下表面塗成黑色。他的花瓶啊椅子啊都是這個形狀，但是據當地人半開玩笑地說：你看，這就是半邊無可救藥的肺葉啊。
芬蘭現代建築大師阿爾瓦·阿爾託
數不清的現代醫院與此有親緣關係，不過極少數才做到形似神似。只有不多的建築師，可以一力設計建築，建築室內，甚至還要負責傢俱。阿爾託放在樓梯拐角處還有其他公共地方的椅子，是設計史上常會提到的“帕米歐椅”。椅子的框架和座部都是彎曲膠合板製成，採用了本地常見的樺木，它既摩登，又讓病人感到舒適和溫暖，有利仰臥，可以更順暢地呼吸。他的意見，構成了現代設計同時考究形式和功用的“人體工程學”的基礎：“……組成一個人日常居所的一部分的一件傢俱，不應該引起過量的光反射……就聲響效果、吸收聲音等而言，它應該不至於低效。和人有親密接觸的部件，比如椅子等，不能用熱傳導性能過於優越的材料比如金屬製造。”
帕米歐外表還算普通，內部卻是彩色的，我們覺得通常只有幼兒園才配有這麼多顏色。橡膠地面是亮黃色的，暖氣部件是紅色的，磚紅，芥末黃，礫石灰，深灰，各種藍，天藍，薄荷藍，灰藍，各種綠，開心果仁綠，粉墨綠，藍綠，都是周邊風景中找得到的顏色。一位比阿爾託還要年輕的藝術家考利亞（Eino Kauria）在負責協調空間裡這些色彩，
但是隻有仰視過病床之上深色天花板的阿爾託本人，才知道為什麼要在療養病院裡搞這麼多顏色。對應“帕米歐椅”的，是我們今天所知的“帕米歐色系”。
病房內部佈局，圖：Soile Tirilä
今天人們大多知道北歐設計喜歡鮮明大塊面的顏色，據說那兒半年都是冬天，太容易得憂鬱症了。茫茫大雪中的冬夜，明亮的走廊浸透了光線，使得整個空間就像是一盞燈。當壞心情的你推門進來抖落一身白花花的雪渣，這些顏色除了指示你去哪裡，確實是種心理安慰呢！
你看，連值班護士待的玻璃小隔間都像阿爾託後來設計的花瓶，是優美的曲線形的，空間裡幾乎找不到尖利的稜角，連同柱子、燈罩、傢俱的邊緣都是圓的，避免讓人不小心撞到。你確信自己在住院嗎？答案毋庸置疑。不管多麼好看，病人終究會從那個著名的豌豆形想到自己的肺葉，它正在無聲繁殖著致命的病菌。病人一天天消瘦下去，無論急緩，最終會低熱、盜汗、乏力、胸痛、呼吸困難，令人心驚膽戰的咳嗽，最終會咳出血來。在傳染病院落成的那個時代，還得有十多年，病人只能待在陽光充足、空氣新鮮、風景優美的地方，等待自身的免疫力戰勝疾病——也可能是失敗。而他們的親人們通常無法陪侍在身邊，能夠把他們送到這裡已經是萬幸。
圓形牆壁，圖：Sami Heikinheimo
阿爾託在住院區設計了7層145個病房，他把朝南最好的位置留給了這些時常行動困難的患者。他希望即使他們不下床也可以看到外面美麗的景色，充分接觸到有治癒效果的陽光。為此他顯著地增大了每個病房的窗戶，讓它們儘可能地接近地板。靠近窗臺的位置，牆壁稍稍傾斜，這樣室內可以有更好的光線，打開窗戶下的機關有利於空氣流通。
這其實不是什麼特別了不得的發明。憑著直覺人們就能明白，陽光、空氣、水都是生命最基本的助力。但是直到19世紀末，大部分醫院並不是這個樣子。一種情況是根本沒有“醫院”可言，“醫院”等同於收容所、難民營，是某些慈善機構比如教會臨時架設的。帕米歐在10年前西班牙大流感爆發的時候，因為床位急缺，人們明知道有傳染的危險，也只能把病床成行按列地安置在進深過大的巨型空間裡，那樣意味著有的人臥床一天也見不到陽光。
如果醫院有設計理念，往往受制於不同時期的醫療理念，比如現代醫護體系的創始者南丁格爾，就把清潔和通風看作醫院空間最主要的原則，醫院的佈局因此需要很大的基地面積，好讓空氣沿著廊道在建築之間形成對流。但是人們那時並不知道，“新鮮空氣”中也可以有致命的病菌，這對於呼吸道疾病尤其是個重大問題。
一旦瞭解了空氣的成分，“隔離”就成了頭等重要的事情，上述優美的曲線玻璃，首先需要的是把醫護人員和患者隔離開來。
接待處，圖：Sami Heikinheimo
可是患者之間是無法徹底隔離的。阿爾託在此顯出了一位篤信建築社會意義的建築師的決斷，他在建築的不同部分體現了打通病患“社區生活”的關切，他們除了治癒，還要生活，包括準備應付將來半殘廢的餘生。
除了寬敞的公共大廳，彩色的外廊可以駐足眺望，每一層都有專門曬太陽的地方，他放棄了均一化的建築結構，專門用一側的懸挑結構來創造出沒有阻擋的空間，使用當時並不多見的玻璃電梯。在病房的頂樓，他還設計了一個堪比郵輪甲板的露臺，可以讓身體狀況允許的病人24人一組出來“放風”交談，毫無遮擋地看到周圍山谷的風光。漫長的冬天裡，北歐的陽光是一種奢侈品，所以，即使是室外溫度已經零下，院方也會提供毛皮睡袋，日光浴好繼續下去。
屋頂陽臺，圖：Soile Tirilä
阿爾託真的確信這種室外“治療”可以幫助病人痊癒嗎？直到1946年，醫學界才找到有效的用抗生素應付肺結核的辦法。這以前醫院的建築師也只是幫襯著醫生，應他們的判斷而起舞罷了，什麼才是空間的療法，他們心裡可能只有粗放的看法。
從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上說，現代建築技術發展的主要推動力，在室外空氣糟糕透了的大城市。那裡，工程師們更傾向於用人工方法來推動室內外空氣的循環。阿爾託設計帕米歐那一陣子，美國採暖與通風工程師學會正提議禁止使用“新鮮空氣”（Fresh Air）這個有傾向性的說法——他們的目標是正確的空氣（Right Air），而不一定是“室外空氣”（Outside Air）。他們最終引入了全封閉的大型機械通風系統，在美國，醫院建築隨之集約化了，越建越大，因為效能更高——如果它從不失效，從而倒過來幫助傳染源擴散的話。
阿爾託沒那麼麻煩，他願設身處地去“相信”。斯坦格爾（Gustaf Strengell）說他有的是“深邃的、決斷的意志，追求清晰和純淨，罔顧那些瑣碎的計較”。在設計療養病院的這段時間，碰巧他自己也因病住院，
阿爾託強調設計只須從病人自己的需求出發，要考慮一個病人“最虛弱的可能境地”。比如暖氣是安在天花板上的，不至於太熱，風從窗戶吹入的時候不是直奔病人，而是拂向天花板，然後再緩和地在室內形成迴流。因為病人需要安靜，他在病房內設計了著名的洗手盆樣式，水流跌落在45度角的盆壁的時候會減速，不至於激起太大的聲響。
洗手盆樣式，圖：Soile Tirilä
阿爾託的設計一度被稱為“功能主義”，說它們源於他對科學分析的執信。可是，我又覺得，如果他不是那麼年輕，如果當時的人們不是找不到這種病“正確”的療法，他煞費苦心的這些“功能”，未必能在醫生的權威下實現——在我們身處的文化和境遇中，甚至會被當成不必要的“花頭”。
1955年，在《藝術與技術》一文中，他問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問題，有關“功能”。一個學生面對阿爾託和其他評委陳述他設計的兒童醫院，說了一大通技術問題，直到阿爾託開口了：“你明顯還是至少忽略了一種可能性：如果一隻獅子從窗口跳進來，這棟建築和這些生病的孩子們又如何呢？這些考量還管用嗎？”
習慣於日常問題和“緊迫問題”的我們，對此當然莫名其妙。在別處，阿爾託強調“每個設計任務將會涉及十個、甚至數以千百計的不同的、自相矛盾的成分”，他也許說的是這個。他認為只有藝術手段經由人的意志才能獲取“和諧的功能”。
獅子當然不可能跳上帕米歐高層的窗戶，但是隨著新療法的出現去世外桃源療養不再必要，帕米歐要證明自己依然有用。在上世紀70年代再度被醫療機構用作他用之前，1955年，在包括阿爾託等人的幫助下，這座依然有趣的肺結核病療養病院成功地改成了一個劇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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