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色窯造于越州，相傳所制之瓷，專為供奉吳越王錢氏之物，臣庶不能用，故云秘色。
秘色瓷在法門寺地宮未開啟之前的今人眼裡，一直是個謎。人們只是從記載中知道它是皇家專用之物，由“越窯”特別燒製，從配方、製坯、上釉到燒造整個工藝都是秘不外傳的，其色彩只能從唐詩“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等描寫中去想象。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瓷碗、瓷盤、瓷碟，從“地宮寶物帳碑文”中得知，原來它們就是“秘色瓷”!這些秘色瓷色澤綠黃，晶瑩潤澤，尤其是其中兩個銀稜秘色瓷碗，高7釐米，口徑23．7釐米，碗口為五瓣葵花形，斜壁，平底，內土黃色釉，外黑色漆皮，貼金雙鳥和銀白團花五朵，非常精美。這才讓今人一睹秘色瓷的風采。地宮中發現的13件宮廷專用瓷——秘色瓷，是世界上發現有碑文記載證實的最早、最精美的宮廷瓷器。
這些秘色瓷器的發現在我國陶瓷史考古上具有突破性的意義，為鑑定秘色瓷的時代和特點提供了標準器。
通常所說的越窯泛指東漢至宋一脈相承的青瓷體系，窯址主要分佈在今浙江上虞、餘姚、紹興、寧波等地，這裡原系古越族人居信地，東周時為越國政治中心，唐時稱越州，越窯因此得名。
唐代中朝，餘姚縣上林湖窯產品因質地超眾被朝廷錄為貢瓷，並置官監燒。此後，品質愈發日瑩的越窯備受文人雅土推崇，有“類玉”、“類冰”及“千峰翠色”的讚譽。晚唐起，越瓷中的貢品又得了一個千古絕唱的“秘色瓷”稱謂。
越窯品種十分豐富，有碗、壺、瓶、罐、盒、罌和雕塑等。同類器皿又有多種制式。以碗為例，分圓口、花口。圓口碗以斜壁呈45度的淺身敞口多見，據考證，當時主要用於喝茶，所以也叫茶盞。花口碗則有四瓣、六瓣等。上博展廳的晚唐越窯海棠式大碗就是花口碗中的佼佼者，因為器大規整，釉色青黃和造型酷似四瓣海棠花而顯名貴。壺又是一種特色器，形狀分盤口、直口、喇叭口，壺身有圓腹、瓜楞形腹、橢圓形腹等。唐代執壺最明顯的特點是短直流、小曲柄、體態飽滿。晚唐至五代，流與柄相對加長放大，腹體喜作成瓜果形。宋時則形體輕盈秀長，尤其流和柄，幾乎高於壺口。細辨這一時期的碗、壺、水盂等造型變化，可發現一些小規律：花口或瓜楞體呈四瓣通常為唐，五瓣系唐末五代，六瓣屬宋；直、短流的壺為唐，曲流或長曲流為五代或宋；平底足器物的年代相對較早，玉璧形底足多數屬唐中晚期之物，唐末五代出現了玉環形淺圈足，宋代圈足相對見高見窄。另外，由於疊燒法世襲沿用，鼎盛時期的部分越窯產品依然在器內可見到支燒痕，比如上博晚唐越窯海棠式花口大碗的碗內心就有支釘痕16個。這說明，唐末五代的越窯疊燒器皿未必都屬粗瓷，收集時當多一份細心。
已見天日的地宮14件秘色瓷是唐代懿宗皇帝奉獻繪佛祖的珍貴物品，其中的八稜長頸瓶和二件銀稜碗顯然是具有典型意味的秘色瓷，而且堪當標準器。
八稜長頸瓶陳放於地宮後室第四道門內側的門坎上，當時，“瓶內裝有佛教五彩寶珠29顆，口上置一顆大的水晶寶珠覆蓋”。據法門寺博物館韓金科館長考證，“這件瓶子在佛教密宗拜佛的曼茶羅壇場中是有特殊用途的”。因而決定了它不能與別的秘色瓷放在一起，故沒有被納入地宮《衣物賬》內。但從其青釉比13件秘色圓器要明亮，玻化程度更好來看，上博研究員陸明華認為“法門寺八稜瓶是所有秘色瓷中最精彩也是最具典型性的作品之一，造型規整，釉色清亮，其製作達到了唐代青瓷的最高水平”。
另13件置於地宮中室並用紙包在一起的青瓷被《衣物賬》註明為：“瓷秘色碗七口，內二口銀稜；瓷秘色盤子疊（碟）子共六枚”。
遺憾的是，法門寺佛門魂寶自亮相後，代表越窯最高成就的秘色瓷並沒有得到應有的禮遇，特別二口銀稜碗，其泛黃的釉色，讓行家裡手皺眉搖頭沮喪無比。
可是，用心細想覺得並無此種可能性。其一，被今人視為越窯正宗呈色的青綠色、湖綠色，從兩晉起已為數不少，唐代就更普遍了。“以次充好”的尷尬沒有可能。其二，法門寺地宮系李唐皇室供養釋迦牟尼真身舍利的聖地，自鹹通十五年（874年）封閉後再未開啟過。據記載，地宮內絕大多數珍寶屬懿、僖二宗供奉，許多器件乃系皇帝隨身攜帶的心愛物，並刻有僖宗當太子前的名謂。很難想象，為幾件秘色瓷，父子二人要在佛祖面前以次充好。其三，色彩喜惡多與個人美學理念與素養有關，各種釉色各領風騷，不惟討得歷代帝王關愛。因而，現代的“燒造不足”和“釉面偏黃”之說，儘管在測試手段上不可否認是科學和進步的，於色彩認同上很可能屬一種自以為是的一廂情願。唐代，重豪華，嗜金銀，人所共知。以重彩裝扮供奉物，作為皇家，實在太自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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