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学到留学
宣统元年（1909年）8月，京城暑期渐消，秋意微凉。在史家胡同东头，曾经象征着旧士人无上荣耀的翰林世家府邸，随着这个古老帝国的衰微，越发萧条。
在大清王朝最后的一千多个日夜里，朝野上下已经不再抱着东方之学，高唱“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词滥调。从最高统治者到海内外有识之士，都把眼界放到了西方，放到了那个强大的新世界。
与东口的萧条景象不同，史家胡同的西口格外热闹。操着各种口音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在今天被称为59号院的大门里进进出出。
今天的史家胡同59号院，已经是著名的史家小学低年级部。这个院子始终与“教育”有着不解之缘。
这座大院的名字，叫作“游美学务处”，一听便知是主管赴美留学事宜的机构；而在此之前，它叫作“左翼宗学”，宗学，当然是宗室的学校。
由宗学而留学，史家胡同的学风已经变了模样，中华大地的学风已经变了模样。
史家胡同的崇学之风由来已久，而胡同的西口向来是全国学风的一个缩影。今天的史家胡同西口，已经消失了一大片院落，盖起了与胡同风格迥异的西式楼阁。相传这消失的院落，原来叫“京华”，乃明代官学的遗称。59号院就坐落在“京华”的北面，据说就是大明督师史可法的祠堂。
胡同口的西式楼阁
清雍正二年（1724年），皇帝又下旨，在今天59号院的院落里，修建左翼宗学，作为皇族宗室的子弟学习。雍正皇帝将满族八旗分为两部分，镶黄、正白、镶白和正蓝四旗为左翼，旗下宗室在此读书；而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为右翼，另在紫禁城右的西单石虎胡同设立右翼宗学，供他们学习。
宗学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宗室子弟既要学习满学，也要学汉学。雍正还规定：宗室18岁以下子弟，除自己愿意在家读书外，都准入宗学，19岁以上者，愿意读书者也可入学；并且，每个学生每月给银三两、米三斗和所有应用文具，夏天给冰块，冬天发炭火。
皇帝设立宗学，本意是将宗室子弟培养成国家的栋梁之才。然而，在西方世界发生巨变之时，东方世界的传统教育并不能为这个落后帝国找到前途和出路。相反，无知之徒的狂妄与有识之士的悲观，共同蚕食着这个古老帝国的最后生机。
曾在右翼宗学工作过的曹雪芹，以“满纸荒唐言”的《红楼梦》，预示了清王朝“忽喇喇似大厦倾”的结局。
从庚子赔款到庚款兴学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农历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清廷以空前的惨烈终于明白了“不变法，必亡国”的道理。次年，清清政府被迫与英、俄、美、法、日、德、意、奥匈、西班牙、比利时、荷兰、挪威、瑞典、葡萄牙等14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极其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条约规定，清政府向诸国赔款4.5亿两白银，赔款年息为四厘，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庚子赔款”。
庚子赔款将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又向深渊推了一步。然而在1905年，一个转机突然在美国出现。
依据《辛丑条约》，在4.5亿两赔款中，美国分得近3300万两，合美金近2500万元，年息4厘。但其后美国政府调查发现，这个索赔额度虚高，认为：
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1165万美元，所余1200余万元其实是多余的赔款。
驻美公使的梁诚闻讯后，立即向美方提出降低赔款数额的要求，并多次向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交涉，提出：
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
海约翰则回答：
贵大臣所言确有至理，自当极力代谋。
对梁诚表示支持。几经周折，直到1908年12月28日，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终于发布命令，决定自1909年1月1日起，按年将多余庚款退还中国，款数共计1196万美元。
多余的钱终于回来了。可是这钱该怎么用呢？
早在美国正式宣布退款之前，清廷之内对于退款的用途就有过一番争论。操握实权的袁世凯主张用于实业，袁世凯的谋士徐世昌则主张开发东北。
与这些军人背景的官僚全然不同，外务部右侍郎梁敦彦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用退款兴学办教育。与之前那位驻美公使梁诚一样，梁敦彦早年也曾留学美国。不同的是，梁诚是第四批留学生，而梁敦彦是首批，算是第一批中国公派的留学生。
梁敦彦，字崧生，广东顺德人。1873年，梁敦彦成为清政府首批留美幼童之一。
在梁敦彦的据理力争和梁诚的斡旋下，并经与美国协商，清政府最终决定，将庚子退款全部用于教育。其中一部分用于派遣留美学生，另一部分则开办了“留美预备学堂”——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
由此，才有了宣统元年（1909年）史家胡同西口热闹的一幕。
而梁敦彦与史家胡同也颇有渊源。民国建立后，梁敦彦出任北洋政府的交通总长，他的二公子就住在史家胡同的44号院——距离59号院并不太远。44号院边上还有个索家大院，乃旗人世家，祖上做过蒙古库伦大臣，同王公大臣商界巨子多有交情。索梁二人是义兄弟，大门都共用一个。后来旗人败落，到1940年代，索家把院落悉数变卖。
这是后话了。此时梁敦彦的儿子恐怕还没有搬进史家胡同，但是梁敦彦一心操办的庚款兴学计划，终于落户左翼宗学。
三场考试，华丽的录取阵容
1909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成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和学部共同管辖，负责选派游美留学生，地点就设在史家胡同。8月，游美学务处举办了第一次赴美留学青年的选拔考试，来自全国各地的603人抱着远大的理想抱负，参加了这次史无前例的考试。
这次考试的报考条件极为严格，考生首先要“身体强健，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然后才有资格参加两轮考试。
1909 年，清朝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合影
在接下来的初试里，有68人通过国文、英文、中国历史、地理等科目的层层考验，进入复试。复试考物理、化学、博物、代数、几何、三角、外国古代史、外国近世史、外国地理等科。连初试带复试，一共考了七八天，最后仅仅录取赴美留学青年47人。录取比例13 : 1。
在这次考试中，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名列第六，我国现代物理奠基者胡刚复名列十三，而著名化工学家徐佩璜排名第二十五。
第二年7月，游美学务处又举行第二次考试。这次所考的科目有：中文论说、英文论说（作文翻泽）、历史（普通历史，曾学过希腊、罗马、英国、美国专史者更佳）、地理（普通地理学）、算学（英文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曾学过高等代数、立体几何、解析几何者更佳）、格致（中等理化学、动植物学、生理学）、德文或法文（二者之中须有一门能作文翻译，学过拉丁文者更佳）。而且规定上述科目除中文论说和德文或法文外，—律采用英文考试，足见考试难度之大。考试结果，400名应试青年中有70名考中，
这次考试的“状元”是上海南洋中学的杨锡仁，平均成绩79.207分；后来成为著名语言学家和作曲家的赵元任以73.4分屈居第二；竺可桢考了63.8分名列第28，胡适考了59.075分，在第55名。
对于这次考试，多年后胡适仍记忆犹新：
留美考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及格者才许考第二场的各种科学。国文试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我想这个题目不容易发挥，又因我平日喜欢看杂书，就做了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不料那时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据癖，大赏识这篇短文，批了100分。英文考了60分，头场平均80分，取了第10名。第二场考的各种科学如西洋史，如动物学，如物理学，都是我临时抱佛脚预备起来的，所以考得很不得意。幸亏头场的分数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场我还考了个第55名。
1911年6月，就在清王朝临近崩溃的前夕，第三次赴美留学考试改在清华学堂开考。第三次考试录取了黄因栋、章元善等63名赴美留学生。至此，通过考试派往美国的留学生已达180名。而清华学堂也在民国成立后，改为清华学校，到1928年正式更为国立清华大学。
[梁敦彦]（1857—1924）
字崧生，广东顺德人。15岁成为清朝第一批留美幼童。祖父梁振邦曾在香港西环行医，父文瑞公在南洋做过生意。由于家庭的影响，梁敦彦少时就会英语，后考入香港中央书院就读。1881年回国，先后在福建船政学堂、天津“北洋电报”学堂任教习。历任清廷汉阳海关道、天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会办税务大臣、弼德院顾问大臣等职。后任北祥政府交通总长。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任“外务部尚书”“议政大臣”。失败后匿居东交民巷。1924年卒于天津。
胡同走出了半个中国
在史家胡同举行的两次考试，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以至于当时放榜的情形，许多人在多年后仍然无法忘怀。
首批考生徐佩璜后来就回忆说：
我记得我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里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已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梅先生不喜说话，但谈话时却和蔼可亲，人称之为“Gentleman of few words”。
徐佩璜所说的这位“梅先生”，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梅贻琦。成败不言于表，喜怒不形于色，这位张伯苓的高足在当时就已展现出几分大家风范。
相比之下，第二年来京赴考的胡适，在放榜当日则忐忑得可爱。胡适回忆说：
那一天，有人来说，发榜了。我坐了人力车去看榜，到史家胡同时，天已黑了。我拿了车上的灯，从榜尾倒看上去（因为我自信我考的很不好），看完了一张榜，没有我的名字，我很失望。看过头上，才知道那一张是“备取”的榜。我再拿灯照读那“正取”的榜，仍是倒读上去。看到我的名字了!仔细一看，却是“胡达”，不是“胡适”。我再看上去，相隔很近，便是我的姓名了。我抽了一口气，放下灯，仍坐原车回去了，心里却想着，“那个胡达不知是推，几乎害我空高兴一场!”
在发榜的那一刻，梅贻琦当然不会想到，“游美学务处”后来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他更不会想到，当他学成归来后，将出任这座学府的校长。而他那“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宏论，直至今日，仍为世人所叹服。
而“几乎空高兴一场”的胡适也不会想到，他回国后继承蔡元培先生衣钵，担任北京大学的校长，更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一场启蒙运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梅贻琦与胡适，他们不过是庚款兴学的一个缩影。从史家胡同59号院走出去的这些年轻人，归来后有许多成为了大师泰斗：
清华校长、著名教育家，梅贻琦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胡适
我国现代物理奠基者，胡刚复
我国现代化学奠基者，张子高
我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竺可桢
我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现代音乐学先驱，赵元任
著名化工学家，徐佩璜
著名数学家，胡明复（就是那位“胡达”）
著名建筑学家，庄俊
著名地质学家，何杰
……
这些莘莘学子走出史家胡同的那一刻，是他们人生的重大转折，更是整个中国国运的重大转折。从那一刻起，他们将为未来的中国在文化、科学等更跟领域，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巨大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家胡同，缔造了今日的半个中国。
[梅贻琦]（1889－1962）
梅贻琦
著名教育家。字月涵，祖籍江苏武进，祖先由江南迁居北京，后落籍天津。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1914年，由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成归国。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期间，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为清华大学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期间，对师资人才进行严格遴选和延聘，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他与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胡适]（1891～1962）
胡适
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诗人。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成为第二批赴美学习的庚款留学生。1917年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此后，曾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解放前夕离开大陆，1962年在台北病逝。
一切为了明天
从明代官学到左翼宗学，再到游美学务处，史家胡同西口学风日盛。
1912年清王朝覆灭，左翼宗学彻底结束了它皇室学校的使命，然而其教书育人的功能还在继续。这里更名为京师公立第二中学校，后又改名为北平市立第二中学、北京市立第二中学。直到1936年，中学迁到史家胡同北边相邻的内务部胡同的原段祺瑞政府内务部公署所在地。现在的北京二中是闻名全国的中学。
内务部街15 号原北洋政府内务部旧址，今为北京第二中学
而那片空余出来的旧址闲置了几年，在1939年重新敞开大门，成为史家小学。小学刚建校时，北京还处于日据时期，即使如此，教育家们仍然坚持不放弃给孩子们传授知识，这种精神与那些南下到国统区延续中华传统文化香火的行为同样值得尊敬。
史家小学第二任校长赵香蘅，她与首任校长段乃吾是夫妻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史家胡同聚集了一批政界、文化界要人，同处在这条胡同内的史家小学也成为人们眼中的明星。1959年，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英会”上，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还亲自为史家小学颁发“红旗学校”锦旗，可谓那个时代根正苗红的典型。
如今，史家小学已经实现一校多址。处在史家胡同的为旧校址，是低年级部；新校址迁到史家胡同东北方向不远的南弓匠营胡同，是高年级部。
现在的史家小学低年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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