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怡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生
一、战“疫”行动检验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时间紧、任务重，各地基层干部对相关工作要求的落细、落实程度是衡量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指针。战时状态下，基层工作冗乱繁杂，地方管控层层加码、逐级加量，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风兴起，不少地区正面临着“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窘境。在此境遇下，基层部门能否大浪淘沙，分清轻重缓急办好最紧要的事儿，推动公共治理结构朝向现代化转型，是对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疫情面前，各地政府部门采取的疫情防控措施和具体实施情况直接关系到当地的疫情防控成效，彰显着各级地方政府社会治理水平和能力孰高孰低、孰优孰劣。有的地区借助横幅、广播、传单、民歌、新媒体等形式，因地制宜加强健康知识宣传以强化居民防控意识，以柔性手段逐一排查武汉返乡人员并进行潜伏期内集中隔离安置，取得良好效果。但与此同时，不少地区（尤其在农村较为突出）则出现泄露武汉返乡人员信息，对其加以“污名化”，甚至人身攻击；通过“野蛮”堵门、封村、挖路等简单粗暴的“硬核”手段以求阻断病毒传染源。紧急状态下，这些冷冰冰的“硬核”举措表面看似直接有效、防患于未然，但背后实则在撕裂社会、考验人性，折射出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浅显、僵硬和不完善。
二、家乡战“疫”之道：整体协调，综合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社会治理的重心则落在基层。基层作为社会治理的神经末梢部门，位于显性或隐性疫情防控的第一线，在编织社区健康安全网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笔者家乡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区。在这里，笔者将结合自身所观察和了解到的情况，力图阐明家乡社区抗“疫”过程中采取的主要行动，进而分析提炼出基层社区治理的相关启示，以期为提升社区抗“疫”效能提供参考借鉴。
全国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累计人数仍在上涨，为遏制疫情严峻态势，在江川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全区秉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的原则，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社区协同医疗、公安、民政等部门，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截至目前，全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人数仅有2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家乡疫情防控工作做的是比较到位的。
1、“十、百、千、万”防疫专项行动
为了有效控制疫情，江川区划分30个城市基层党建网格，通过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网格化管理，构建街道、社区、网格责任单位联防联控社会治理格局。全区30个网格向81个网格负责单位“吹哨”、“派单”，筹备开展“十、百、千、万”防疫专项行动，旨在实现社区监管无死角、人员排查无遗漏、消毒清洁全覆盖、宣传动员齐上阵的目标。该项行动由网格长负责牵头，向每个社区选派“十名”党员干部组建先锋队，走进“百个”小区开展疫情防控工作，通过全区“千名”党员同志亮身份、做表率，带动“万名”党员干部群众志愿者加入抗“疫”队伍。目前，在广大党员的带头示范下，不少企事业单位职工、社会组织工作者和社区居民等万余名志愿者主动请缨，投身社区疫情防控一线，为家乡打赢疫情阻击战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笔者了解到，在“十、百、千、万”防疫专项行动思想指导下，家乡不少社区依托各地社情，将该项行动在小区内部灵活转化落地，构筑起联防联控治理体系，因地制宜搭建“红色物业”平台助力落细、落实防控计划。目前，由小区党支部联合物业服务公司、业主委员会、小区居民志愿者组建小区“红色抗疫队”的模式正在全区铺开。这样的队伍各小区疫情防控工作中主要承担着以下重要任务：其一，居民登记排查。深入小区进行摸排，不漏一户、不漏一人，设立《返乡人员名册》和《疫情防控干部家属名册》，为相关群体及时提供所需服务；其二，防控知识宣传。通过宣传册、微信群、流动音箱等方式宣传疫情防控常识，强化居民安全意识；其三，小区进出口登记。各小区门口设立监测点进行体温测量和进出登记，动态监管小区居民健康状况等。
2、防疫生产两不误
经云南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批准，早在2月9日前，家乡有4家涉及保障公共事业运行必需、疫情防控必需、群众生活必需的企业恢复生产。2月10日，经过有关部门对提出复工复产的企业进行审查，14家已备齐疫情防控物资的企业获批复工。笔者了解到，为确保复工企业安全生产，全区实行“一企一策”制度，由政府相关部门指导复工企业建立健全疫情防控工作预案，制定章程，全力为复工复产企业正常运转协调防控物资。
笔者调研得知，在工业园区，很多企业防护措施到位。各企业上午、下午都要进行无死角消毒，生产线上的工人全副武装穿戴防护服，生产线下工人按部门、分时段保持安全距离“错峰”用餐。在农村，为避免农时延误，全区多个农村社区在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已纷纷投入开展农务。疫情当前，为确保农户生产安全，社区面向农户组织开展系列疫情防范措施培训，以此提高农民的防护意识和能力；此外，不少农村社区早前引入的机械化种植农业，在本次疫情防控中确保农作物安全种植发挥着积极效用，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有效地避免了人员聚集。
3、一部手机抗疫情
为加大疫情防控力度，云南省2月12日出台“所有公共场所实行扫码出入”的制度规定，要求在全省迅速执行，江川区立即响应。笔者观察发现，家乡不少城市和农村社区均在公共场所张贴了“云南抗疫情”微信小程序二维码与郑重提醒，要求社区居民出入公共场所必须扫码并如实填报个人信息，倘若之后出现身体不适，方便快速、精准划定活动区域，锁定接触者，做到“早隔离、早治疗、早痊愈”。当然，该项制度规定还有待完善，毕竟“云南抗疫情”微信小程序上线不久围绕部分群体没有或不会使用手机等问题便引发了不少争议。
另外，考虑到老年人为新冠肺炎易感人群，为实时了解各养老机构入住人员生理健康状况，加强信息反馈的及时性，家乡民政局联合第三方信息公司开发出“养老机构疫情防控”小程序，为养老机构开展疫情防控工作，精准掌握老年人相关信息提供技术支撑。近日，为了让家乡广大社区居民足不出户便能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疫情动态，学习疫情防控知识，以及获取医生预防、就医等方面的专业指导，相关部门研发了“江川星云”APP并在全区推广。这款软件涵盖疫情实时查询、发热门诊开设、疫情知识问答、新冠肺炎自查、患者同小区定位等五项服务功能，以智慧网络平台的形式提供丰富实用的科学内容，响应国家大数据抗击疫情的整体行动，助力全区精准科学地防控疫情。
三、基层社会治理启示：朝向现代化转型
在抗击疫情的实践过程中，不少地区暴露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尚存的短板和不足，这反映着我国社会治理的不完善之处，必须加以正视；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危机即是转机，越早把问题暴露出来，就能越早得到解决，从这一角度而言，本次疫情考验把基层治理问题揭露出来是值得庆幸的。以抗击疫情作为我国进一步修补和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的重要契机和突破口，笔者试图谈一谈从家乡采取的疫情防控举措中得到的几点启示。
其一，坚持社会治理既有宝贵经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绝对优势，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需要协同多个治理主体共同参与，但党的领导是根本且贯穿始终的。在抗击疫情中，必须贯彻经过实践检验的社会治理既有宝贵经验，坚持党建引领社区网格化管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构建街道、社区、网格责任单位联防联控体系，发动社会力量，释放基层活力，调动社区的人、财、物等资源，活络群防群治机制，推动基层自治，织密、筑牢疫情防控网络，构建居民健康安全屏障，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其二，创新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针对不少地区疫情应对中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在坚持既有宝贵社区治理经验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创新和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换句话说，就是要推动传统“灭火式”基层社会治理思维朝向“防治结合”的现代化治理思维转型。这次疫情中出现的种种社区治理乱象表明，统治理思维在现代化危机面前已然江郎才尽，“只治不防”的传统治理思维只会导致事态演化骤然加剧，相关部门疲于应付，诉诸“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理手段。
“防治结合”治理思维的树立，使基层部门扮演“事前诸葛亮”的角色成为可能，是切实提高突发事件预见能力，有效控制、缓解和消除由社会问题引发系列严重社会危害的关键一步。在平时的工作中，基层部门有必要把健全和完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服务体系和服务能力工作常态化；同时，善于运用大数据信息平台，协同多个职能部门，将社会问题的预见能力和防控体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制度建设强化权责分明和信息公开，加强舆论引导，释放网络媒体的正面效应。这样一来，有助于相关基层部门对社会问题做到及时研判、科学防治，降低治理成本，在突发公共事件面前做到心中有数，不至于在手忙脚乱中陷入治理“死胡同”。
其三，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理行为。社会问题的解决通常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治标不治本是出现“灭火式”治理的重要原因。在疫情快速蔓延时期，不少地方政府采取为时很短、收效甚速的“硬核”战略或许能有效阻断病毒传染渠道，但仅是短期治标的方法；长远来看，这样免不了会导致治理遗留问题滋生，根本问题无法得到妥善化解。
标本兼治是基层社会治理朝向现代化转型的出路之一，社区防“疫”必须谨防治标与治本的单向倾斜。分开来看，“治标”阶段的主要目的是避免社会问题加剧；“治本”阶段的主要目的则是消除产生社会问题的因素，瓦解诱发社会问题的条件，恢复社会正常运转秩序。事实上，二者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标本兼治是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可取之道。为了抑制疫情蔓延势头，各级地方政府理应在法治轨道上采取系列有力措施强化基层社会治理。在疫情发展得到一定程度的有效控制后，相关部门需要立足纵向和横向两大维度深刻审视导致疫情爆发的因素，抓住主要矛盾，采取有效手段消解不利因素；同时，必须为相关地方企业部门复工复产扫除后顾之忧，使其能够科学、有序、能动、高效地开展工作，推动社会经济秩序逐级恢复，为居民正常生活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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