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青墨，今天给大家讲讲政治家，改革家，商鞅。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8年），战国时代政治家、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卫国人。又称卫鞅、公孙鞅。后因在河西之战中立功获封商于十五邑，号为商君，故称之商鞅。商鞅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有人说他独断专行、刻薄寡义，也有人说他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对于商鞅的评价也众说纷纭。
商鞅“少好刑名之学”，深受法家思想影响。后投入魏国丞相公叔痤门下任中庶子，公叔痤临终时对魏王说：“公孙鞅年少有奇才，可任用为相。”又对惠王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公叔痤死后魏王不以为意，后商鞅西入秦国，通过宦官景监三见孝公，分论帝道王道霸道，细论变法治国之策，深得孝公信任。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晋升为大良造。
前356年和前350年商鞅先后两次实行变法，变法内容为“废井田、开阡陌，实行郡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这时太子犯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对其太傅公子虔处以刖刑，老师公孙贾处死。秦孝公十六年（公元前366年），太傅公子虔复犯法，商鞅施以割鼻之刑。变法日久，秦民大悦。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前340年，率秦赵军击败魏国公子卬将军，魏割西河之地与秦，将人民迁居至大梁，此时魏惠王大忿：“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商鞅因功封于商十五邑。
公元前359年，正当商鞅辅佐秦孝公酝酿变法时，旧贵族代表甘龙、杜挚起来反对变法。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礼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从而主张“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篇》《史记·商君列传》)。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驳斥了旧贵族所谓“法古”“循礼”的复古主张，为实行变法作舆论前提。
而后，商鞅领兵发起河西、固阳和西鄙之战，节节胜利，大败魏军。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即为秦惠王。公子虔等人告发商鞅“欲反”，秦惠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逃亡至边关，欲宿客舍，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君，见他未带凭证，告以商君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想到魏国去，但魏国因他曾生擒公子卬，拒绝其入境。
商鞅回秦后被迫潜回封邑商，发动邑兵攻打郑县（今陕西省华县）。秦王发兵讨之，商鞅战败死于彤地，其尸身被带回咸阳，处以车裂后示众。
历朝历代的大家对商鞅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大多评价也很高，如：
韩非：“七国之雄，秦为首强，皆赖商鞅”，“（商鞅）举法明教，秦人大治”。
李斯：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附。
西汉名臣桑弘羊曾盛赞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近代史论家陈启天之《商鞅评传》论：“商君者，法学之巨子，政治家之雄也。”
毛泽东说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富民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具有宗教徒般笃诚和热情的理想主义者”；
个人认为，纵观商鞅的一生，大半是辉煌岁月，而其终为车裂而死，无疑是历史的悲剧。然而历史的进展并不以个人的安危为标准，‘商君虽死，而秦卒行其法‘，商鞅当之无愧是虎狼之秦国的缔造者，为秦国富国强兵做出了卓越贡献，长远看为因为他无疑是是秦国一统天下的奠基者。其实历代变法者，都能很难逃过被清算的命运，侥幸不死，也会落得个丢官罢职的下场。商鞅就是这么倒霉，等待他的只有一个死。秦孝公在，商鞅就在，秦孝公死，继任的君王是不会容忍他的，这是必然的，作为君主，变法者是永远的“替死鬼”，这是封建社会的定律。
虽然商鞅有恩与秦国，但秦惠王最后还是将商鞅车裂。一来商鞅得罪了老贵族的利益，而秦惠王又要在很多方面倚重他们，所以商鞅得死，也才能保住自己的变法成果；二来商鞅功高盖主，秦惠王的“无限风光尽被占”，甚至自己在秦惠王面前就是一个工具而已，所以商鞅也必须得死。
但，商鞅变法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让秦国变得强大是不争的事实。商鞅通过自己的“法治”思维，让社会得到了法律的严管，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秦国的中央集权，维护了朝廷的威严。同时，对整个秦国的稳定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强调依法治国。国无法不立、国无法不兴、国无法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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