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汪曾祺诞辰百年
400万字的《汪曾祺全集》本应还有一部“汉武帝”
本报记者 孙雯 整理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 供图
学者孙郁曾说过，当代作家有两个人去世以后的书再版最多，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王小波。
今天，就先说一说汪曾祺。2020年3月5日，汪曾祺诞辰百年。
汪曾祺的文字，是合适在这样春日拿出来读的。为什么汪曾祺能被后来的无数读者喜欢，依然用孙郁的话来说——
他在没有意思的地方发现有意味的东西，他创造一种美，他使我们感觉到生活如此美好，面对黑暗，他用一种美的东西去克服黑暗。
他本计划写长篇小说“汉武帝”
刚过去的201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400万字的《汪曾祺全集》——收入迄今为止发现的汪曾祺全部文学作品以及书信、题跋等日常文书，共分12卷：小说3卷，散文3卷，戏剧2卷，谈艺2卷，诗歌及杂著1卷，书信1卷，并附年表。
“汪曾祺把中华文化当中最温润的那些东西给召唤出来，他成为我们当下社会最急需的精神营养，而且他充满了智性，在审美方面，几千年汉字书写的魅力，汉语言文字的经验，在他的笔下调试出了最有现代性的东西，古今打通。而且他的文字非常有魅力，我们读他的文字会想到从六朝以来中国人的文章的气脉，他把这个衔接下来了。而且他又有很高的智慧，他对世俗社会的认识，他在世俗社会里面能发现美，而且又超越世俗……”
这是孙郁在这部“大书”的首发式上，说过的一段话。
从1940年到1997年，汪曾祺的创作生涯达一甲子，《汪曾祺全集》是他的文学遗产面貌的全面反映。但是，《汪曾祺全集》中独缺长篇小说。
最近，因汪曾祺诞辰百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邀约了一批汪曾祺研究学者来“说一说汪曾祺”，在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强的笔下，我们得知，原来，汪曾祺曾打算写一部长篇小说《汉武帝》，只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
写出汉武帝这个“人”来，难
汪曾祺对汉代文化的兴趣，自幼就已种下。
后来，无论是他在1962年创作京剧《王昭君》，还是此后萌生的创作历史剧《司马迁》的想法，在他的内心应该都是与《汉武帝》的创作体系有关。
徐强教授认为，1981年6月7日，是汪曾祺离汉武帝计划的“实行”最近的一次，却终于没有实现——
他在给朱德熙的信中，透露将有承德之行，准备在彼地“写一个中篇历史小说《汉武帝》的初稿”，行期就在几天之后，汪曾祺显得很有把握，虽然这次稍为保守地拟为“中篇”，但情况仿佛是努一把劲就能呼之欲出似的。
在承德小住期间，汪曾祺写的是系列小说《故里杂记》（包括《李三》《榆树》《鱼》三题）。是因为这几个题目成竹在胸吗？
徐强教授的观点是——似乎不是，因为他曾对稍后到达的林斤澜说过，写这几篇小说过程中“曾几次撕掉稿子”，看来写得并不顺利。那只能说明《汉武帝》酝酿尚不成熟。
不过，这个创作冲动却萦回不去。
1981年秋，汪曾祺返回阔别40年的故乡高邮小住，还曾对常来闲聊的高邮文学青年金实秋提起创作长篇小说《汉武帝》的计划。
1983年9月8日，汪曾祺在致陆建华一封信中较详细地谈到这个计划的新“动向”：
明年，将试试写一历史题材的长篇《汉武帝》。这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的。他们来要我写长篇，我因写戏故，曾翻阅过有关汉武帝的材料，觉得这是一个性格复杂而充满矛盾的人物，我对他很感兴趣，就随便说了一句：“现实题材的长篇我没有，要写除非写汉武帝。”不想他们当了真，累来催促。这个所谓“长篇”的希望是很缥缈的。几位师友都劝我别写，说很难写。但我要姑且试之。不成，就算了。这样，明年我大概还不能走动，将钻进故纸堆里。
这一年，他数次在和亲友的通信中说到了这个计划。
到了1984年，这一年的2月2日，汪曾祺为朱德熙作荷花图，附言中也说到：“今年不拟多外出，啃一块硬骨头，写出小说《汉武帝》。”
徐强教授认为，从创作行年看，1984年比起此前几年来说，是汪曾祺小说写作的荒歉之秋——全年仅作《拟故事》（二题）和《日规》两篇，都算“小制作”，此外是以昆明题材为主的散文和几篇文艺杂论。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把较大精力用于《汉武帝》的构思和深入准备中，像他所说“钻进故纸堆里”。
他还专门给泌尿医学专家吴阶平写信，列出六个问题请教“宫刑”的详细情形。9月，接到了吴阶平的回信，回答了部分问题。这样的准备不可谓不精心。许是所谓“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之故，实际中遇到的麻烦也是空前的。在8月16日致陆建华的信中，他再次详谈到：《汉武帝》尚未着手。很难。《汉书》、《史记》许多词句，看看也就过去了，认起真来，却看不懂……历史小说很难作心理描写，而我所以对汉武帝有兴趣，正因为这个人的心理很复杂。我想在历史小说里写出“人”来，这，难！
1986年7月，《北京晚报》的记者采访汪曾祺时，问及有无长篇创作计划，他“悄悄透露”了酝酿已久的《汉武帝》计划，说：“此人性格复杂。一生功过纷繁，把历史人物写得简单化万万要不得；另外汉代语言习惯、典章制度、起居跪拜均需细细考察，因此动笔还无定期。”
笔记本上的提纲被香烟引燃了
《汉武帝》再次进入搁浅期。1987年，汪曾祺赴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三个月。
徐强教授认为，对久已酝酿的《汉武帝》来说，这本是一个十分合适的写作时机，但汪曾祺却投身于《聊斋新义》系列的改写，《汉武帝》自此开始明显地少见提及。
时间跨入1990年代，七十岁以后的汪曾祺，常常在生日前后提到《汉武帝》，比如，1990年2月，汪曾祺曾说：“我不愿当什么‘离休干部’，活着，就还得做一点事。我希望再出一本散文集，一本短篇小说集，把《聊斋新义》写完，如有可能，把酝酿已久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帝》写出来。这样，就差不多了。”
而且，他这一期的诸多散文中，汪曾祺也对汉武帝念念不忘。
1996年5月10日，高邮金实秋趁到宅访问汪曾祺，再次询以“是否还想写汉武帝”，他说：“写不成了……一次我把烟搁在笔记本上，笔记本是塑料皮的，烧起来了，提纲在那个笔记本上。”
徐强教授说，这是目前仅见的汪曾祺提及《汉武帝》已有“提纲”的说法。一年之后，汪曾祺逝世。一个间接积累大半生、直接酝酿了十五年之久的长篇小说创作计划，就此永久消歇。
那部胎死腹中的《汉武帝》给我们留下的，除了无法弥补的缺憾，在徐强教授的眼里，还有难禁的悬揣和深沉的文学史迷思：它的缺位，究竟让我们错过了什么……
本报记者 孙雯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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