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病毒的威力，是那场著名的赤壁之战。
《三国演义》里关于它的典故，有借东风、苦肉计，还有草船借箭，但我不是高露洁用多了嘛，知道牙齿不能光看表面，事情也一样。
于是乎，就又多读了《三国志》以及国外的书，知道了赤壁之战，曹操之所以失败，不是中了周瑜和诸葛亮的计，而是因为疏忽和懒。
话说当年他把大军屯兵在湖北赤壁，准备和周瑜决一死战，那时正逢秋末冬初，是血吸虫病的感染期，吸血虫在汉代就已经存在，像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女尸，体内就发现过吸血虫卵，贵妇都不能幸免，何况平民。
而赤壁是吸血虫病的高发地，本地人也有感染，但都是慢性的，体内潜伏那种，但曹军不是北方人多嘛，不熟悉南方的气候，于是出现急性症状，当时医术不发达，不少士兵病死了。
按说人病死后，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埋了，再不济也是先火化了，但那时候的人还没这样的观念与意识。
南方空气潮湿，木柴不容易点燃，曹操图省事儿，把死的士兵堆在一边，凑够一定数量才开始点柴火化。
一个士兵从病死到火化，大约需要一周时间，中间这些天都是直接暴露在空气中的，这样细菌等在体内迅速繁殖，风一吹传播，一些抵抗力差的人就会被传染，慢慢形成瘟疫，这个俗称尸毒。
就好像养鸡场里有两只鸡死掉了，老板省事没处理掉，而是任其在空气中腐烂，没过多久，其余鸡全被传染死了，这就是最典型的栗子。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然而，假如没有瘟疫的神助攻，也许就不会有胜利方的临门一脚，那么上述结论可能就会颠倒过来了。
用英国著名学者韦尔斯的话讲：公元2世纪末，一场波及全世界的大瘟疫，使中国制度崩溃了，汉朝像棵狂风中的朽木一样，倾倒了。
汉灵帝在位21年，关于瘟疫记载的次数就有5次，分别是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而且每次记载的都是“大疫”，死了多少人没有记载.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北方发生疫病，第年春，太子曹丕给吴质的信说：“亲故多罗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
医圣张仲景在《伤寒卒病论》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
结果，一贯作战顽强骁勇的大顺农民军，在鼠疫的侵袭下竟然短时间内战斗力大减，惨败于多尔衮和吴三桂的联军，使北京城在短短一个多月就更换了两次主人。
写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规律：
01 古人称之为“瘟疫”的大规模传染病，病毒源头多是水生哺乳动物，或野生动物。
可能是海鲜鱼类，也可能是鸡、蛇、果子狸。最初可能会在动物间感染，但如果重视程度不够，就不排除人传人了。
02 疫情的广泛传播，多发生在四通八达的长江流域等交通枢纽地带。
例如九省通衢的荆州和赤壁，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是南来北往到全国各地的人，人口流动会让流行病快速传播，但容易传播的地方也便于控制，主要取决于当时的政府是消极隐瞒，还是积极对待。
03 不论是血吸虫病，还是鼠疫、伤寒病，灾情通报上不能光看魏国的报道，也要多参考一下蜀国和吴国的记载，以便更全面了解真实情况。
04瘟 疫如果处理不当，会对统治阶层造成困扰，也会影响社会安定，引发民众的不信任和恐慌。
例如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从原本的天灾演变成了后来的社会灾难，人们心理投下了巨大的阴影，连信仰都跟着变了。
两汉时代以经学郑智伦理为社会主题，瘟疫缓解后的魏晋时代，迅速转向了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理的层面，换句话讲，老百姓开始研究佛学和玄学了。
另一方面，由于伤寒的流行，一些地方居士以符水方术给人治病，这让道教迅速得到传播，贵族们信佛，琢磨因果轮回，老百姓信道教，没事琢磨强身健体、长生不老，总之大家都不指望官府了，你说可怕不可怕。
最要命的是瘟疫让妖术大行其道，公元183年，张角、张梁、张宝三兄弟趁着疾病流行，开始教授妖术，成立太平道，说自家的符水加咒语能治百病，民众深信不疑，十年间信徒数十万，随后他们发起了著名的黄巾起义。
05 也是最重要一条，读历史就是读历史，千万不要展开过多联想，以免夜长梦多，睡眠不足导致抵抗力低下。
曹操和周瑜用血泪史告诉我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规律饮食、强身健体，公共场所活动要多注意，防疫，归根结底还得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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