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先生
目前，期刊的“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被普遍视为权威的学术评估手段，这在理工领域表现得更为突出，“影响因子”在科技期刊评价中已被推崇到荒谬的高度。在许多人心目中，“影响因子”已经成为一种“学术公器”，用于衡量个人、学术团体、研究单位，甚至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许多科研机构的管理部门一再强调、并使用各种考核手段，要求我们的科研人员尽可能将研究成果论文发表在国外的高影响因子刊物上。却完全没有看到，这种要求不仅在学理上是荒谬的，而且正在对中国学术造成严重危害。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人们普遍没有注意到“影响因子”纯粹的商业性质。在“影响因子”风靡全球的今天，许多学者和公众想当然地以为，期刊的“影响因子”数据来自“国际科学界的权威机构”，所以它被当成国际科学界对科研成果公认的客观评价。然而，实际情形完全不是如此。
现今的期刊“影响因子”数据，由一家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通行的简称是ISI）的美国机构发布。ISI从1964年起，每年发布“科学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和“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简称JCR）。SCI产品后来又扩展到文科领域，1973年起推出“社会科学引用索引报告”（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SCI），1978年起推出“艺术及人文科学引用索引报告”（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简称A & HCI），完全套用了SCI产品的思路和模式。JCR实际上是SCI的衍生产品，它逐年发布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和A & 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就是期刊的“影响因子”。
但问题是，这家“科学情报研究所”究竟是什么机构？
对于中国公众来说，答案非常出人意表——“科学情报研究所”是一家地地道道的私人商业公司。
公司的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1925年出生于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化学学士学位（1949）和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1954），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结构语言学博士学位（1961）。1956年，他还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注册成立了一家小公司，公司最初取名为“尤金·加菲尔德学会”，1960年起改名为“科学情报研究所”，听起来就完全像一家政府科学机构了。
明明是一家私人商业公司，却取这样一个在中国人看来严重混淆视听，甚至涉嫌欺诈的名字，不能不说是加菲尔德的精明狡猾之处。晚年加菲尔德功成名就，对于自己的“成功之道”也不再讳莫如深，他在一篇文章中非常坦率地承认，给公司起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特别是在国外，‘科学情报研究所’这样的叫法，很容易被当成一家非营利机构”。
在加菲尔德创业之前，美国的科技情报工作倒是和今天中国公众想象的十分接近：由政府学术机构——它们通常都是非营利的——来牵头采集、整理和公布。用今天的时髦话语，可以说加菲尔德是“开创了科技情报的商业化经营模式”，所以他被称为“将信息王国建立在脚注上的百万富翁”。
加菲尔德堪称白手起家，当年首期产品的印刷费500美元他都拿不出，不得不向私人银行贷款。对加菲尔德而言，1964年投产SCI完全是背水一战的商业冒险。后来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他把公司20%的股权以50万美元价格卖给华尔街风投。老年加菲尔德回顾自己创业时的峥嵘岁月，在一次访谈中告诉记者，当年SCI的发售价格为每份700美元，第一份订单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图书馆，这当然不奇怪，有点意外的是第二份订单——它来自红色中国。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加菲尔德对SCI产品的决策堪称“高风险高收益”。SCI从1964年推向市场，“科学情报研究所”的利润连年以平均每年27.5%的幅度增长，随后又开发了十余款新产品，公司业务迅速拓展到全球，最终成为世界第一大科技信息服务咨询公司。1988年，加菲尔德把“科学情报研究所”超过50%的股权卖给JPT出版公司（JPT Publishing）。1992年4月，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以2.1亿美元价格收购JPT出版公司。据汤森路透首席运营官说，交易主要是为了得到“科学情报研究所”，当时“科学情报研究所（ISI）在全球拥有30万客户，每年净利润约为1500万美元”。而到了今天，汤森路透成为全球情报市场三巨头之一，该三巨头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的90%。
加菲尔德出售的SCI和JCR产品，简单说来就是对期刊论文的发表与引用数据所作的收集和整合，这当然也需要相当规模的人力物力投入。ISI产品上也刊登广告获得收入，所以ISI的经营方式和通常的商业公司并无二致。为此 ISI每年都做严格的预算，控制期刊的收录数量，对什么样的期刊满足收录条件，设定相应的准入门槛。
以SCI为例，早期对收录期刊的选择并没有统一标准，主要由加菲尔德的团队根据经验进行鉴选。但人为经验往往存在很大局限，比如，1964年发布的首期SCI报告，居然没收录在科学界享有很高声誉的《哲学通汇》（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而另一份当时享有世界声誉的苏联期刊《热工程杂志》（Teploenergetica），直到1968年才首次被收录。
JCR的出现，为SCI筛选期刊提供了一项相对独立的参照评估指标：通过计算待选刊物的“影响因子”，可以了解它被SCI期刊引用的情况。⑦以此为基础，加菲尔德将SCI筛选收录期刊的标准归纳为三条：待选刊物的SCI引用情况；杂志本身需要满足的各种形式要件（出版周期、编辑团队、作者国际多样性等）；相关领域专家的评估意见。
但是，加菲尔德自己也承认，这样的规则在早期运用过程中，由于考虑到成本控制，已经存在“灵活操作”的余地：“我们每年做完杂志收录预算，一如既往总有一些杂志出版社或编辑会表达意愿，希望他们的杂志能被收录进来。如果杂志完全满足筛选要求，那怎么办？我们要么告诉杂志主办方等下一年，要么让他们同意自己支付杂志收录的相关费用，这样做可以帮助我们在预算允许的情形下继续经营下去。”当然，加菲尔德也不忘记澄清：“原则上这是好事。但也造成一些下意识的猜测，认为杂志可以靠钱买进CC或SCI的收录名单。”
而事实上，这样的事确实发生过。例如，1995年《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在一篇文章中披露，墨西哥一家期刊为了能被SCI收录，每年被要求花10万美元订阅ISI的信息产品。汤森路透为此大为光火，威胁要将《科学美国人》告上法庭，后者迫于压力，在10月号上做了更正声明，才算了结此事。
SCI如今俨然已成学界的“黄金俱乐部”，准入门槛今非昔比，特别在发展中国家，学术期刊一旦被SCI收录，即被看成“权威”的标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情形是，一些高级“俱乐部”对申请加入的成员，除了必要的资质考量之外，还要求交纳高昂的“会员费”。在SCI面世不到十年的时候，一些符合收录要求的杂志，已经被要求自己为“准入”费用埋单。而如今，在坐落于纽约时代广场的汤森路透公司旗下，“科学情报研究所”和SCI、JCR等产品背后的商业运作，究竟是何光景，确实给人留下了广阔的遐想空间。
江晓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前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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