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詩未能形成自己獨特的體系與特色之前，宋代詩人大抵都是從前代遺產，即唐詩那裡汲取營養的。
實際上，整個宋詩都是不斷學習又熔鑄成新面目的，對詩歌藝術特性、技巧等方面探索總結的基礎上繼而建立宋詩自己的風格體系。這一努力是貫穿兩宋始終的，而他們學習、模仿的對象也在不斷地調整著。宋初，中晚唐詩人白居易和賈島首先成了被模仿的對象，由此形成了李昉、徐鉉、王禹偁等為代表的“白體”和九僧、林逋、寇準等為代表的“晚唐體”。但是這兩家學習的內容比較片面，“白體”詩人多顯貴，在朝士大夫效法白居易的閒適詩的平易；“晚唐體”詩人多寒士，貧苦的讀書人與僧侶等人對賈島的清苦有天然的親近感。但是這兩家風格卻不太符合蒸蒸日上的宋王朝的發展。
北宋立國後，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在短短的數十年中得到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形成了幾個繁榮的大城市。而為了加強皇權，轉移功臣對權力的慾望，統治者公開提倡享樂生活。早在宋太祖時建議“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因此，享樂之風迅速蔓延，在士大夫眼中，享樂為雅事、雅談。而後隨著北宋經濟的發展更是如此。（沒錯，這也是詞這一文體發展的環境背景。）
與這種享樂風氣相適應，便形成以富貴為美的審美風尚，至少到北宋亡前一直如此。在畫壇上，南唐、西蜀的花鳥畫“多寫禁御中所有珍禽瑞鳥，奇花怪石”，有祥瑞氣象而受到帝王青睞。而當時善作山水畫的大畫家李成、董源等的畫作不能滿足當時統治者彰顯昇平和圖寫祥瑞的心理和審美需求而被排斥。文壇同樣流行以富貴為美，四六文盛行，以講究詞藻對偶為能事，駢文因此復活。而實用的韓愈古文，幾乎無人問津，這也可以說是中唐古文運動的力量終究是有限的。而宋初詩壇上，白體、晚唐體、西昆體鼎足而立，所謂“宋初三體”。但是，白居易的詩被認為鄙陋淺俗，賈島一派的清淡苦吟，讓人覺得寒酸窮苦、不合時宜；而李商隱詩詞采豔麗、組織工整、華贍富美、高雅而有富貴氣，因而而受到文人士大夫的追捧。
隨著宋朝國勢穩定、文化建設加強後，尤其是藏書、修書之風興盛，富麗精工、典雅藻飾的詩風更符合社會氣象，學習李商隱詩歌的“西昆體”一時間成為潮流，風頭正盛。
最早注意李商隱的是楊億（974-1020）。後來楊億把“西昆體”這一派別詩人的詩編定為《西昆酬唱集》，完成的時間在大中祥符元年（1008）秋，而他本人早在至道年間（995—997）就已經留意、愛慕李商隱詩。
公（楊億）嘗言，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詩百餘篇，意甚愛之，而未得其深趣。鹹平、景德間，因演綸之暇，遍尋前代名公詩集，觀富於才調，兼極雅麗，包蘊密緻，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曲盡萬態之變，精索難言之要，使學者少窺其一斑，略得其餘光，若滌腸而換骨矣……（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
至道年間的楊億，不過才20歲出頭，他既看到了義山詩“雅麗”的一面，也看到了“平暢”的一面，以及富含深意、餘味無窮、措意精妙的特點。也看到李商隱詩中蘊含的諷喻之意，《楊文公談苑》載：
予知制誥日，與陳恕同考試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雲：“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鬥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歎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
這裡所引的是李商隱七絕《宮妓》，此詩借《列子·湯問》中周穆王欲殺巧匠偃師的故事諷刺了當朝中玩弄權術、終自召禍的人物。這種寓含諷諫的“深妙”同樣得到楊億的重視，可以看出，楊億對李商隱的仰慕並不僅僅在於辭藻的華麗與使事的本事。
應該說，楊億在分析、學習李商隱詩的是全面而深刻的，然而西昆諸人的實際創作，除了少量詠史詩意含諷刺、暗指國事之外，大多都只在詞章字句上承襲了李商隱的華麗雕琢之風。甚至多半是描寫優遊歲月、富貴生活的“富貴文學”。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偏差，追溯到創作源頭來看。《西昆酬唱集》所收詩歌，主要是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在館閣修書之餘的唱答之作。編纂類書使詩人能夠接觸、瞭解大量前代典故史實，他們甚至有能力在“使事用典”方面做到極致；而館閣唱和的寫作情境帶來內容取材上的單調，詩人只能在語言、形式上“深挖”；即便他們也有不少與李商隱同題的詠物詩、無題詩，然而在情感上，館閣文人情感相對匱乏，遠不如李商隱真摯、深情。
也就是說，西昆體詩人學得比較明顯的是李商隱詩聲律辭藻等的外在形式，並更加典雅富貴化，但在“深情綿邈”的內在特質上，終究是不足的。
然而西昆體詩人多半身居高位，在文壇有很大的影響力，加之華彩典縟的詩風本就在社會上有很大受眾，因此很多人也都效仿“西昆體”。有歐陽修《六一詩話》中的文字為證：“蓋自楊、劉唱和，《西昆集》行，後進學者爭效之，風雅一變，謂‘西昆體’。由是唐賢諸詩集幾廢而不行。”大家都興致勃勃地學習西昆派的那種尊崇李商隱的風氣，甚至造成了眾多唐人的詩集湮沒不傳。
但西昆體堆砌故實、機械模仿的弊病很快受到了新一批文人的譏諷斥責，盛極一時的西昆體，很快走向了沒落。其實，“宋初三體”都可以視為宋人在選擇唐詩典範的初步嘗試。
接下來，聰明的文人們很快找到新的“典範”，並將之一步步推向神壇。那個“典範”，就是杜甫。
讀過我前面講宋詩的相關文章的朋友會了解到：“宋初三體”全軍覆沒之後，宋人開始了新的典範的尋找，這幫詩人找啊找啊，最終將目標指向了杜甫。（關於這段探索，可以跳轉至： ）
宋代詩人雖然逐漸以杜甫為尊，而李商隱的存在感並沒有降低，雖然他更多地處在杜甫的光環之下，但宋人也必須承認李商隱是學杜學得最成功的。
首先把李商隱和杜甫聯繫起來的是王安石。北宋的《蔡寬夫詩話》記載：“王荊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惟義山一人而已。”這裡先搞清楚，李商隱詩學杜甫的情況。
首先，效仿杜詩的那一種沉鬱的風格。（所謂“沉鬱”，簡單來說就是指情感的深厚、濃郁、憂憤，偏古拙蒼重悲涼。）清人施樸華在《現傭說詩》中說：
“義山七律得與少陵者深，故稼麗之中，時帶沉鬱。”試體會：杜甫有“高江急峽雷霆鬥，古木蒼藤日月昏”（《白帝》），李商隱則有“江風催雁急，山木帶蟬曛”（《哭劉司戶二首》之一）；杜甫有“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歸夢》），李商隱則有“灘激黃牛暮，雲屯白帝陰”（《搖落》）等等，可見一斑。
其次，學習杜甫的煉字煉律。杜甫自稱“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杜甫晚年致力於字句詩律的推敲，將律詩進一步推向完整與成熟。而李商隱學習杜甫，語言之凝鍊，詩律之精工，也是人所共識的。李商隱詩句：“酒甕凝餘桂，書籤冷舊芸”（《哭劉司戶二首》），寫酒已快乾，芸葉的香味也已漸失，舊物無主的淒涼。“凝”和“冷”不僅表達了物量的變化，更是間接烘托了劉的不幸以及作者悼惜的悵惘、空虛之情；李商隱的《桂林》中有句：“城窄山城壓，江寬地共浮”，城小而周圍多山，所以顯出“山壓”的形勢，而江面寬廣，波濤洶湧，所以有“地浮”的感受，這兩句對仗奇警而又貼切。
再者，以議論入詩也是李商隱有意追隨杜甫的一個方面。大抵牽涉到時事，杜甫總要忍不住議論幾句；李商隱在詩中發議論，繼承杜甫詩議論與抒情、敘事相結合的優長。尤其在李商隱的詠史詩中，把議論和抒情、描寫融合在一起，增強了議論的詩意和感染性，也增強了議論的概括性，如“不問蒼生問鬼神”之句就是如此。
也許你已經看出來，李商隱之所以被認為是學杜學得最成功的，不僅僅是學得有模有樣，更因為他能自成一家。這種品質是宋人所認可的，《石林詩話》裡引王安石的話說：“學詩者未可邃學老杜，當先學李商隱。未有不能為李商隱，而能為老杜者。”宋人已經意識到，在研習杜甫的時候，李商隱是一座很好的橋樑。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
黃庭堅創立出了一套完整的詩歌創作的理論，使後世詩人學詩有成法可循、澤被深遠。黃庭堅論詩，高倡以才學入詩，總的說來，一是要有才學，使詩更書面化、文人化；二是要有議論；三是求變、求新、求奇，不落俗套。
而這樣的藝術精神和藝術追求，固然是規慕杜甫，但也正是李商隱詩的特色的某些方面。宋代朱弁《風月堂詩話》中說：“黃魯直……獨用昆體功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透露了黃庭堅實為接受和學習李商隱的秘密。
雖然在外在風貌上，黃庭堅詩生新瘦硬，李商隱的詩沉博絕麗（其實就外在表現上看，李商隱詩和杜甫詩不也是相差甚遠嗎？）。但細究之下，卻能看到黃庭堅與李商隱的相通之處。比較明顯的就是在鍛字煉句、使事用典等方面了。
清人施補華說：“義山七絕以議論驅駕書卷，而神韻不乏。”（《峴傭說詩》）這句評論點出了義山詩善議論、有書卷氣和富於神韻三個特點，前二者恰為宋人所承襲，也最能體現宋詩風貌，至於“神韻”則是唐人的長處（“神韻”聽起來有點玄乎，改天詳細解讀）。
我們可以想見，宋人學唐，最終目的是為了有別於唐，獨樹一幟，甚至有意要在唐詩欠缺之處格外用心，說理議論和化用故實就成了他們努力的方向。
黃庭堅將杜甫的波瀾老成、韓愈的橫空硬語、李商隱的包蘊細緻等各家長處加以吸收，又發揮了自己的特點，從而形成了獨特的風格。甚至提起“江西詩派”，多數情況下可以約等於“宋詩”，在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的努力下，宋詩終於有了自己的新面貌。
南渡之後，詩壇上的翹楚陸游、楊萬里、范成大等“中興四大詩人”逐漸改變江西派一統詩壇的局面，他們同樣不忘唐詩經驗。陸游師從曾幾，這個曾幾，可以說是江西詩派在南宋時期的重要領袖，而陸游“從江西入而不由江西出”（其實楊萬里、范成大等人也是如此），力主“活法”，廣泛學習李白、杜甫、王維、岑參等詩人；楊萬里標舉晚唐詩風，尤喜絕句，對李商隱五七絕句有所讚賞，但不獨尊；范成大則對杜甫和元白新樂府的繼承更多。
可以說，到南宋已經沒有明顯尊李商隱的詩人或詩派了。當然，李商隱在這一時期的風評也不太好。隨著理學的興盛，免不了一些人從思想道德角度對李商隱提出的批評，前面的文章提到過，宋人之所以把杜甫推向“典範”地位，不僅是因為其詩好，而且也是因為其人品符合“道德審判”。（當然，李商隱不是唯一躺槍的，韓愈同樣受到如此“待遇”。）
張戒《歲寒堂詩話》：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六朝顏鮑徐庾，唐李義山，國朝黃魯直，乃邪思之尤者。魯直專學子美，然子美詩讀之，使人凜然興起，肅然生敬，《詩序》所謂“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者也，豈可與魯直詩同年而語耶？
張戒雖然把杜甫、李商隱、黃庭堅一起論述，應該是看出了他們的傳承性。不過他從儒家詩教的角度出發，認為李商隱詩不符合溫柔敦厚的標準，並定性為“邪思之尤”。大概是由於李商隱的不少愛情詩，寫男女相思之情比較細膩，文辭上又比較綺麗華美，讓人不免和六朝宮體詩聯繫起來。實際上李詩遠不至宮體詩般浮靡輕豔，格調也不低下，張戒此說，是道學家的偏見。（當然，我們現在看宮體詩，也不能一味鄙棄，必須承認其在文學形式方面的細膩。）
範晞文《對床夜語》：
李商隱詠真妃之事，則曰：“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唯壽王。”彰君之惡也。聖人答陳司敗知禮之問，恐不爾也。又：“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又：“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又：“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皆有重色輕天下之心，大抵商隱之詩類如此。如《東阿王》雲：“君王不得為天子，半為當年賦洛神。”《曼倩辭》雲：“如何漢殿穿針夜，又向窗中覷阿環。”至有“趙後樓中赤鳳來”之句，發乎情止乎禮義之意安在？
範晞文指責其詩寫宮闈之事，對君主不敬，（真是讓人摸不著頭腦，白居易《長恨歌》不也是挖的帝王家的八卦嗎？）而寫男女之情也沒能遵守孔子“發乎情止乎禮義”的準則。範氏僅根據所謂“道德評判”標準，難免一葉障目，看不到詩中的諷喻之意以及辭章之美。
善於描寫細微婉轉的情感世界，在朦朧的表達中有所寄託，本是李商隱詩的長處，而從道德教化的角度出發，卻有違正道、不可效法了。其實，其人其詩都能通過宋人“道德審判”的，不過也就杜甫、陶淵明而已。
到南宋後期，永嘉四靈、江湖詩派等詩人，重新以賈島、姚合等晚唐苦吟派詩人為典範，重煉字而少用典，就更沒有什麼人宗法李商隱了。
其實，宋代詩人讚賞和批評的義山詩一般都是經過取捨的，他們不過是根據自己的需求和好尚選擇可供宗法的方面。西昆諸人學養深厚，涉獵廣泛，詩中多典故、善雕琢，他們所學的更多的自然是李商隱詩使事用典方面；江西諸人更是有著巧妙的“拿來主義”，把李商隱作為學杜的一個橋樑，並不斷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後來的宋代詩人中亦是如此。
說到底，宋人是不斷選擇唐詩中可供學習的方向，而這些方向最終是要反過來逐漸塑造宋詩模樣的。對李商隱的選擇性接受不過時間比較長，而且多次反覆，比較明顯而已。對以“賈島、姚合”為代表的晚唐詩人，同樣是在北宋初年與南宋末年引起不小的波瀾。（這一點在前面的文章中提到過。）
詩學典範的不斷選擇、反覆選擇、片面選擇終究是為了完成自我創新，可以說，宋人對待李商隱的態度，就是對待唐詩的態度。他們汲取唐詩諸家的養料，終於自成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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