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黃河灌泗奪淮，淮海大地黃流衝蕩，災難頻仍。明代嘉靖年間，大清口（袁集桂塘附近）淤墊成陸之後，黃河全流由泗陽而來，經吳城、南陳集到碼頭與淮河會合，淮河水弱則向南入湖，淮河水強則向東入海，黃淮並漲則漫處衝蕩。清口（今碼頭鎮御壩村附近，原稱小清口）治水成為皇帝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皇帝親臨，大臣雲集，為保漕運暢通，大築高家堰抬高淮河水位“蓄清刷黃”，洪澤湖水直抵碼頭，高家堰以西黃河以南的大部分田地都淹沒在湖水之中了。
道光十二年（1832）八月，吳城以西泗陽境內的黃河南堤在於家灣決口，《光緒丙子清河縣誌》記載為“泗陽奸民所為”。《淮陰風土記》在寫到“砂礓河”（在吳城鎮淮泗村南邊）時這樣寫道：“先是泗陽有陳端者，一老書生耳，以田在河岸，逼於大湖，乃作奇想，以道光十二年八月聚眾夜開於家灣黃河南堤，欲借河淤以美其田。詎大溜一動，不可遏止，水由龍窩直下南新集，經砂礓嘴後，沙質隨流東瀉，所過成深溝，遂成此河。”造成的嚴重後果是：“吳城鄉圖上數甲，盡淪於水，古之吳城、腰鋪等鎮，遂不可求。”這樣就加大了洪澤湖區的水患。陳端罪在不赦，“身陷刑戮，號為奸民”。
道光十三年（1833）正月“始塞決口，復故道。”過了一段時間，於家灣決口堵塞工程使淹沒的地方先後出水成為淤灘，由官方招引周邊大戶前來認領開墾，統稱“於工灘”。吳集一帶最先出水，稱為“原丈”；吳集東南吳家大窪一帶遲一些出水，稱為“續涸”；再向西南到砂礓河兩岸（吳城鎮的淮泗村和韓橋鄉的興旺村）出水更遲一些，稱為“復涸”。相傳於工灘開領之時，清河（今淮陰）、桃園（今泗陽）兩縣為地界在砂礓嘴爭吵了很久也無法確定，當時清河有三位參與者扛起三口大鐘向前急奔，歇肩的地方就定為邊界。爭回的地方寫在徵冊中，叫做“越佔”，共一百六十頃還多一些。後人就在這裡建一廟宇，塑像三尊，加上三口大鐘，來祭祀他們。
咸豐五年（1855），黃河自河南省蘭儀縣銅瓦廂決口向山東利津關入渤海，徐州以南的黃河頓時乾涸成為“廢黃河”，高家堰以西黃河以南的湖面成為“新湖灘”。水退沙停，大面積的湖灘都可以復墾為農田。清河縣衙（吳棠為縣令）根據湖水乾涸的先後情況劃定區域，招引外地大戶前來認領開墾，謂之“招領”。
咸豐五年最先招領的湖灘統稱為“上灘”（也稱“原灘”），共855頃39.318畝，以“人、壽、年、豐”為字號自高家堰起由東南向西北分佈。根據《淮陰風土記》的零星記載分析：高堰村小橋一帶屬“人”字號，小橋南北，有豐濟倉地三十頃零一些；南陳集的漁塘一帶，屬“壽”字號；韓橋鄉的張圩以北和南陳集的林圩一帶，屬“年”字號；趙公河張家渡口以西吳城鎮的城南村（原更生村）一帶，屬“豐”字號。
原南陳集鄉的漁塘村、壽塘村及其二村之間的魯黃村大概都與“壽”字號有關；當地的士族有魯、黃、孫三姓，著名人物魯一同（《咸豐四年清河縣誌》為吳棠鑑修、魯一同撰修）在此營田造宅，讓他的兒子魯仲實（《光緒丙子清河縣誌》的撰修人之一）住在這裡；魯仲實（魯賁）在此還寫了許多詩，其《湖濱雜詩》記錄了初墾時的光景：“僻土初通軫，連村徑易迷。裹糧盈橐少，積草與門齊。夜火船歸渡，晨風菜滿畦。極天愁甲騎，遊甕此醢雞！”“野色綿綿白，春塘瀲瀲深。遠天初種樹，小雨忽成林。土俗勤趨事，方言互審音。鄉鄰勞過從，亦未阻幽尋。”魯仲實還在《秋雨雜詩》的序言中寫道：“洪湖之濱，新得官壤數百畝，三面阻河，人跡罕至，蒲柳蔽野，鳧雁叫天；中有止水清冽，其深不測，可以洗心，可以嘯泳。”其中的“止水”二字是指著名的“烏魚塘”，《淮陰風土記》載：“當放墾之初，湖水未盡涸，傳有烏魚兩尾，長各數丈，見此塘中。土人掩而捕之，鉤叉交下，魚竟趨東北而逝。鰭鬣所經，成大泓子，長三四里，寬二三丈。”
咸豐九年（1859）再次招領的湖灘統稱為“下灘”（也稱“尾灘”），共1093頃75.129畝，以“時、世、和、泰”為字號再由西北向東南分佈。吳城鎮的南圩（王圩）、韓橋鄉的沙河、趙河一帶屬“時”字號；韓橋鄉的小王集、天河一帶屬“世”字號；韓橋鄉的張圩處在“上灘”與“下灘”的分界線上，張圩以南到趙集一帶屬“和”字號；順河集（順在張福河邊的臨湖集市，原屬清河縣、淮陰縣，解放後分設洪澤縣後，順河集劃給洪澤縣）一帶屬“泰”字號。
湖灘地環境惡劣，災害眾多，開墾困難，但因有優惠政策，一時官紳承墾如狂。前面提到的魯氏父子就是一例；順河集集市的根基，是山陽王永齡承領後又讓給別人經營的；段芝貴(北洋軍閥著名將領，辛亥革命前隨江北提督段祺瑞駐清江)也曾在“泰”字號湖灘地上開辦私產“大有公司”，後人謂之“段圩”。再如老張集人鄭氏，領了四五十頃湖灘地，開辦“鄭廠”，興旺之時，“墾熟田肥，富名遂甲於全縣。其莊中群佃，可二百家，與主人同在槍樓保護之下。主人又有手機關槍一，壯丁數十，以為武備。而門有騾馬，家有囷倉，其足以保此莊園”（《淮陰風土記》）。特別是張汝梅(光緒二十三年任山東巡撫)，本為河南密縣人，當時以“道員”的身份寓居此地（楚州有張公館），也報領了117頃湖灘地。光緒初年，張汝梅任廣西右江道臺，將湖灘上的事情交給近戚經營，這個近戚仗勢欺人，橫暴不法，張汝梅很氣憤，將湖灘地交給官家，指定將土地收入用於山陽、清河兩縣的教育、慈善事業。張汝梅入官的田地，叫做公田，其中包括上灘田24.90頃，下灘田88.38頃；而張氏客莊築有土圩，稱做“張家圩”。時則開辦義學，設立公田局，漕標（漕運總督所屬的綠營兵）輪流派馬兵駐紮張圩維持秩序。因此商販雲集，張圩就成為湖灘上的一個集市。
湖灘地最怕淮河水大、湖水上漲。吳棠在升任漕運總督後曾上奏朝廷道：“湖灘地畝，本系黃流漫灌而成。高田則沙薄居多，低田則湖水易漫；無河渠灌輸之利，無堤圩畔岸之防。春來雨澤偶遲，旱災立見；夏秋湖水盛漲，淹漫尤多，他境雖極豐年，湖租僅得中稔。”不僅如此，上下灘之民，在民國十年（1921年）、民國二十年（1931年）曾遭遇過兩次大水災，其狀慘不忍睹。《淮陰風土記》較為詳細的記載瞭如下情況：“此兩次之水，皆盛於七月，而消於九月之杪。民十猶得刈黍，甚且割豆。民二十之水，黍、豆一粒未收。沿湖一帶，水與堤平，自順河集迤西，乃至鄭廠，深達三公尺，屋頂皆漫，積薪漂過湖西。洪湖大堤上，挈家露處，野炊如雲。當其初漲，灘民爭先打圩，以資搶護，男女老幼行雨水中，偶見蟻隙，趕即堵合，人聲鑼聲，晝夜如沸。然湖水勢盛，得保全者十不能一。乃又有於宅邊各築小圩者，而小圩亦往往不保。湖邊大戶或系船以待，中下之戶唯聞哭聲。張福河失其西岸，高桅遍野，隨處可航。天然河迤西，舟行數里，不見一人。張家圩一帶，最淺處猶二公尺。如是者將兩月，十室九倒牆，十人九爛腳，黍、豆生芽，悉爛水中。”湖水長期滯留、難以下洩。民國十年的大水，是衝倒雙金閘後，經張福河進入鹽河排入黃海的；民國二十年的大水，是因為高郵、邵伯的湖堤多處決口而下洩揚州運河進入長江的。
洪澤湖通往碼頭鎮清口之處的河流在道光年間原有七條，都是治理湖灘淤沙、導淮水注清口、保證漕運通行的引河。道光二十九年（1849），黃河暴漲，黃河堆堤岌岌可危，河道總督楊以增決然開掘吳城七堡（在今碼頭鎮）黃河南堤，洩黃河水入洪澤湖，於是多條引河都被淤塞，從咸豐《清河縣誌》中的“咸豐四年河口圖”上可以看出，後來新湖灘上的河流只有三條：太平引河、張福河、新天然引河（簡稱天河）。咸豐五年黃河北徙之後首先放領的“人、壽、年、豐”四個字號的上灘地，就是道光二十九年放水入湖淤積而成的；而咸豐九年放領的“時、世、和、泰”四個字號的下灘地，則是黃河北徙湖水下降後形成的。從咸豐五年到民國二十五年(1937)之間，社會動盪，戰事頻仍，湖灘治水難以大有作為，只是趙公河開挖堪稱一大善舉。民國五年（1916）之前，趙公河的前身是大灘與於工灘的官溝，只有一丈多寬、一二尺深，很難排洩陳集以西及黃河堤以南的大面集深水。其兩旁的鴨子塘、吳家大窪（南吳集東南的大面積窪地）、官柴窪（王圩之南，天然引河入湖口東河頭、西河頭以北的大面積窪地，所產柴草歸公家所有），總面積有七百餘頃，都在水中。最深之處，往往夏秋積水，經冬難退。光緒二十六年（1900），清河知縣洪槃提議開此溝為河，因為崗位調離而未遂心願。直到民國四年（1915）秋天，淮陰縣知事趙邦彥查案到此，見官柴窪水深及肩，訪問打魚人，慨然生開河之志。次年（1916）春天就組織發動大舉開河，鄭廠以北在官溝的基礎上，鄭廠以南在天然河的基礎上，開成之河共長二十里半，西會沙礓河之水，東北會新天然河之水南下入湖。於是，積水全部疏出，窪地全部乾涸，百姓感恩戴德，就將此河稱為“趙公河”。
民國時期，國民中央政府也做了一些淮河治理工作，在 1931年4月大災以後，實施第一期“導淮”工程，因1937年全面抗戰而中止。在這次工程中，疏浚了張福河和舊黃河，興建了楊莊活動壩……，但因工程規模太小，張福河和古黃河等入海工程排水量很低，沒有發揮多大的作用。整個淮河流域包括洪澤湖灘地上水災面貌，沒有什麼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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