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年，黄河灌泗夺淮，淮海大地黄流冲荡，灾难频仍。明代嘉靖年间，大清口（袁集桂塘附近）淤垫成陆之后，黄河全流由泗阳而来，经吴城、南陈集到码头与淮河会合，淮河水弱则向南入湖，淮河水强则向东入海，黄淮并涨则漫处冲荡。清口（今码头镇御坝村附近，原称小清口）治水成为皇帝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皇帝亲临，大臣云集，为保漕运畅通，大筑高家堰抬高淮河水位“蓄清刷黄”，洪泽湖水直抵码头，高家堰以西黄河以南的大部分田地都淹没在湖水之中了。
道光十二年（1832）八月，吴城以西泗阳境内的黄河南堤在于家湾决口，《光绪丙子清河县志》记载为“泗阳奸民所为”。《淮阴风土记》在写到“砂礓河”（在吴城镇淮泗村南边）时这样写道：“先是泗阳有陈端者，一老书生耳，以田在河岸，逼于大湖，乃作奇想，以道光十二年八月聚众夜开于家湾黄河南堤，欲借河淤以美其田。讵大溜一动，不可遏止，水由龙窝直下南新集，经砂礓嘴后，沙质随流东泻，所过成深沟，遂成此河。”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吴城乡图上数甲，尽沦于水，古之吴城、腰铺等镇，遂不可求。”这样就加大了洪泽湖区的水患。陈端罪在不赦，“身陷刑戮，号为奸民”。
道光十三年（1833）正月“始塞决口，复故道。”过了一段时间，于家湾决口堵塞工程使淹没的地方先后出水成为淤滩，由官方招引周边大户前来认领开垦，统称“于工滩”。吴集一带最先出水，称为“原丈”；吴集东南吴家大洼一带迟一些出水，称为“续涸”；再向西南到砂礓河两岸（吴城镇的淮泗村和韩桥乡的兴旺村）出水更迟一些，称为“复涸”。相传于工滩开领之时，清河（今淮阴）、桃园（今泗阳）两县为地界在砂礓嘴争吵了很久也无法确定，当时清河有三位参与者扛起三口大钟向前急奔，歇肩的地方就定为边界。争回的地方写在征册中，叫做“越占”，共一百六十顷还多一些。后人就在这里建一庙宇，塑像三尊，加上三口大钟，来祭祀他们。
咸丰五年（1855），黄河自河南省兰仪县铜瓦厢决口向山东利津关入渤海，徐州以南的黄河顿时干涸成为“废黄河”，高家堰以西黄河以南的湖面成为“新湖滩”。水退沙停，大面积的湖滩都可以复垦为农田。清河县衙（吴棠为县令）根据湖水干涸的先后情况划定区域，招引外地大户前来认领开垦，谓之“招领”。
咸丰五年最先招领的湖滩统称为“上滩”（也称“原滩”），共855顷39.318亩，以“人、寿、年、丰”为字号自高家堰起由东南向西北分布。根据《淮阴风土记》的零星记载分析：高堰村小桥一带属“人”字号，小桥南北，有丰济仓地三十顷零一些；南陈集的渔塘一带，属“寿”字号；韩桥乡的张圩以北和南陈集的林圩一带，属“年”字号；赵公河张家渡口以西吴城镇的城南村（原更生村）一带，属“丰”字号。
原南陈集乡的渔塘村、寿塘村及其二村之间的鲁黄村大概都与“寿”字号有关；当地的士族有鲁、黄、孙三姓，著名人物鲁一同（《咸丰四年清河县志》为吴棠鉴修、鲁一同撰修）在此营田造宅，让他的儿子鲁仲实（《光绪丙子清河县志》的撰修人之一）住在这里；鲁仲实（鲁贲）在此还写了许多诗，其《湖滨杂诗》记录了初垦时的光景：“僻土初通轸，连村径易迷。裹粮盈橐少，积草与门齐。夜火船归渡，晨风菜满畦。极天愁甲骑，游瓮此醢鸡！”“野色绵绵白，春塘潋潋深。远天初种树，小雨忽成林。土俗勤趋事，方言互审音。乡邻劳过从，亦未阻幽寻。”鲁仲实还在《秋雨杂诗》的序言中写道：“洪湖之滨，新得官壤数百亩，三面阻河，人迹罕至，蒲柳蔽野，凫雁叫天；中有止水清冽，其深不测，可以洗心，可以啸泳。”其中的“止水”二字是指著名的“乌鱼塘”，《淮阴风土记》载：“当放垦之初，湖水未尽涸，传有乌鱼两尾，长各数丈，见此塘中。土人掩而捕之，钩叉交下，鱼竟趋东北而逝。鳍鬣所经，成大泓子，长三四里，宽二三丈。”
咸丰九年（1859）再次招领的湖滩统称为“下滩”（也称“尾滩”），共1093顷75.129亩，以“时、世、和、泰”为字号再由西北向东南分布。吴城镇的南圩（王圩）、韩桥乡的沙河、赵河一带属“时”字号；韩桥乡的小王集、天河一带属“世”字号；韩桥乡的张圩处在“上滩”与“下滩”的分界线上，张圩以南到赵集一带属“和”字号；顺河集（顺在张福河边的临湖集市，原属清河县、淮阴县，解放后分设洪泽县后，顺河集划给洪泽县）一带属“泰”字号。
湖滩地环境恶劣，灾害众多，开垦困难，但因有优惠政策，一时官绅承垦如狂。前面提到的鲁氏父子就是一例；顺河集集市的根基，是山阳王永龄承领后又让给别人经营的；段芝贵(北洋军阀著名将领，辛亥革命前随江北提督段祺瑞驻清江)也曾在“泰”字号湖滩地上开办私产“大有公司”，后人谓之“段圩”。再如老张集人郑氏，领了四五十顷湖滩地，开办“郑厂”，兴旺之时，“垦熟田肥，富名遂甲于全县。其庄中群佃，可二百家，与主人同在枪楼保护之下。主人又有手机关枪一，壮丁数十，以为武备。而门有骡马，家有囷仓，其足以保此庄园”（《淮阴风土记》）。特别是张汝梅(光绪二十三年任山东巡抚)，本为河南密县人，当时以“道员”的身份寓居此地（楚州有张公馆），也报领了117顷湖滩地。光绪初年，张汝梅任广西右江道台，将湖滩上的事情交给近戚经营，这个近戚仗势欺人，横暴不法，张汝梅很气愤，将湖滩地交给官家，指定将土地收入用于山阳、清河两县的教育、慈善事业。张汝梅入官的田地，叫做公田，其中包括上滩田24.90顷，下滩田88.38顷；而张氏客庄筑有土圩，称做“张家圩”。时则开办义学，设立公田局，漕标（漕运总督所属的绿营兵）轮流派马兵驻扎张圩维持秩序。因此商贩云集，张圩就成为湖滩上的一个集市。
湖滩地最怕淮河水大、湖水上涨。吴棠在升任漕运总督后曾上奏朝廷道：“湖滩地亩，本系黄流漫灌而成。高田则沙薄居多，低田则湖水易漫；无河渠灌输之利，无堤圩畔岸之防。春来雨泽偶迟，旱灾立见；夏秋湖水盛涨，淹漫尤多，他境虽极丰年，湖租仅得中稔。”不仅如此，上下滩之民，在民国十年（1921年）、民国二十年（1931年）曾遭遇过两次大水灾，其状惨不忍睹。《淮阴风土记》较为详细的记载了如下情况：“此两次之水，皆盛于七月，而消于九月之杪。民十犹得刈黍，甚且割豆。民二十之水，黍、豆一粒未收。沿湖一带，水与堤平，自顺河集迤西，乃至郑厂，深达三公尺，屋顶皆漫，积薪漂过湖西。洪湖大堤上，挈家露处，野炊如云。当其初涨，滩民争先打圩，以资抢护，男女老幼行雨水中，偶见蚁隙，赶即堵合，人声锣声，昼夜如沸。然湖水势盛，得保全者十不能一。乃又有于宅边各筑小圩者，而小圩亦往往不保。湖边大户或系船以待，中下之户唯闻哭声。张福河失其西岸，高桅遍野，随处可航。天然河迤西，舟行数里，不见一人。张家圩一带，最浅处犹二公尺。如是者将两月，十室九倒墙，十人九烂脚，黍、豆生芽，悉烂水中。”湖水长期滞留、难以下泄。民国十年的大水，是冲倒双金闸后，经张福河进入盐河排入黄海的；民国二十年的大水，是因为高邮、邵伯的湖堤多处决口而下泄扬州运河进入长江的。
洪泽湖通往码头镇清口之处的河流在道光年间原有七条，都是治理湖滩淤沙、导淮水注清口、保证漕运通行的引河。道光二十九年（1849），黄河暴涨，黄河堆堤岌岌可危，河道总督杨以增决然开掘吴城七堡（在今码头镇）黄河南堤，泄黄河水入洪泽湖，于是多条引河都被淤塞，从咸丰《清河县志》中的“咸丰四年河口图”上可以看出，后来新湖滩上的河流只有三条：太平引河、张福河、新天然引河（简称天河）。咸丰五年黄河北徙之后首先放领的“人、寿、年、丰”四个字号的上滩地，就是道光二十九年放水入湖淤积而成的；而咸丰九年放领的“时、世、和、泰”四个字号的下滩地，则是黄河北徙湖水下降后形成的。从咸丰五年到民国二十五年(1937)之间，社会动荡，战事频仍，湖滩治水难以大有作为，只是赵公河开挖堪称一大善举。民国五年（1916）之前，赵公河的前身是大滩与于工滩的官沟，只有一丈多宽、一二尺深，很难排泄陈集以西及黄河堤以南的大面集深水。其两旁的鸭子塘、吴家大洼（南吴集东南的大面积洼地）、官柴洼（王圩之南，天然引河入湖口东河头、西河头以北的大面积洼地，所产柴草归公家所有），总面积有七百余顷，都在水中。最深之处，往往夏秋积水，经冬难退。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河知县洪槃提议开此沟为河，因为岗位调离而未遂心愿。直到民国四年（1915）秋天，淮阴县知事赵邦彦查案到此，见官柴洼水深及肩，访问打鱼人，慨然生开河之志。次年（1916）春天就组织发动大举开河，郑厂以北在官沟的基础上，郑厂以南在天然河的基础上，开成之河共长二十里半，西会沙礓河之水，东北会新天然河之水南下入湖。于是，积水全部疏出，洼地全部干涸，百姓感恩戴德，就将此河称为“赵公河”。
民国时期，国民中央政府也做了一些淮河治理工作，在 1931年4月大灾以后，实施第一期“导淮”工程，因1937年全面抗战而中止。在这次工程中，疏浚了张福河和旧黄河，兴建了杨庄活动坝……，但因工程规模太小，张福河和古黄河等入海工程排水量很低，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整个淮河流域包括洪泽湖滩地上水灾面貌，没有什么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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