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魯，1951年生，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王小魯教授
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挑戰，自春節以來，投資、出口、消費三駕馬車均受到衝擊。其中，作為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的消費幾乎停擺，據估計，在今年1-2月疫情對消費的總影響超過萬億。
如何降低疫情對消費的影響？不少省市正在積極探索促進消費回補和潛力釋放的措施。經濟學家、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就曾多次公開表示，消費不用刺激，當前的關鍵是幫助企業解困和減輕失業衝擊。
還記得早在去年2月16-18日，王小魯在黑龍江亞布力出席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十九屆年會”的演講。
當時，王小魯回顧歷史稱，2000年到2018年，我國GDP實際增長了3.8倍，但M2增長了12.6倍，“這是一個非常大幅度的貨幣供應的增長。實際上中國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絕不是僅僅從2008年開始的，而是長期以來就一直在實行寬鬆的貨幣政策，而且貨幣增長遠遠高於GDP增長”。
“現在中國經濟面臨的一系列結構問題，是長期以來的貨幣寬鬆帶來的”，王小魯表示，其中一個嚴重的問題是債務不斷上升，槓桿率過高。此外，由於投資過度，再加上包括政府在城市建設、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投資，其中有很多是沒有經濟效益的，宏觀效率也不高的投資，恐怕有相當一部分是無效的投資，“實際上是浪費”。在他看來，上述情況導致了我國經濟面臨結構失衡問題，“從2016年到現在，GDP增長從10%以上在往下降，降到去年按官方統計是6.6%，我是不太認可這個6.6%，我認為實際情況要比這個要糟糕很多”。
部分觀點認為，目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應暫時放棄結構調整、去槓桿等政策，先顧短期，把經濟拉上來。王小魯並不認同此種說法，“我們面臨的是結構性問題，想用總量調控的方式來解決結構問題，是無效的”，“寬鬆的貨幣政策對於刺激經濟增長帶來的積極作用越來越小，現在幾乎看不出來，但是消極作用非常明顯，即多發的貨幣跑到房地產市場，形成了房市泡沫，還帶來了其他的問題”。
返回當下，2020年初的這起新冠病毒疫情給國民經濟帶來了不小的衝擊。企業受疫情影響停工停產，隨著影響持續擴大，很多小微企業面臨生死一線，失業率會迅速上升，工人沒有收入，就沒有消費來源。所以現在幫助企業就等於解決消費不足的問題。
王小魯認為，為了給企業解困，除了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還需要化解企業資金鍊斷裂的問題，增加短期流動資金貸款，簡化手續、降低成本，但不要搞大水漫灌的貨幣刺激，不要把貸款重點放在中長期的大型投資項目上，更不能刺激房地產和股市泡沫擴大。
他還表示，各地政府需要著力改善企業營商環境，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減少不公平競爭，減少各種繁文縟節的約束和政府審批，創造企業自由發展的空間。
此外，王小魯指出，各地政府還應採取各種措施幫助生活困難的失業者，特別需要關注大量沒有納入失業保險、又面臨失業、找不到工作的農民工群體。在他看來，政府出政策解決這些人的困難，發放消費券可以是一種手段，但關鍵要針對面臨困難的失業者，不要無目標的撒錢。
“建議政府積極開展以工代賑。”王小魯說，各地可以選擇一批勞動密集度高，公益性強的公共服務及建設項目，包括抗擊疫情所需的公共服務，清理改善城鄉社區環境，植樹造林，建設必要的公共設施等，主要吸收失業者參加，支付報酬。少搞資本密集和非急需的大項目，避免基礎設施的重複建設，多搞既有公益性，又能迅速增加就業的項目。
關於疫後消費如何啟動時的問題，王小魯這樣說：“消費不是能刺激起來的，如果老百姓收入不受影響，他會主動消費。當前需要的是改變結構失衡。”
王小魯表示，中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主要通過投資來拉動GDP增長，結果導致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失衡。近年來投資趨緩，消費率有所回升，但結構失衡問題並未根本解決，需要繼續調整。
他指出，2018年中國的最終消費率為54%，比絕大多數國家都低。消費率至少還需要提高十個百分點，才能回到一個基本合理的消費率和投資率。
“為此，政府支出結構要從過去以投資和行政支出為重點，向教育、醫療、養老、住房保障等民生領域轉移，儘快實現社會保障全覆蓋，重點解決兩億新城鎮居民安家落戶和社會保障問題。”王小魯表示，“只要改變了結構失衡的局面，經濟發展的內在動力就會恢復。”
小編還是很佩服王小魯教授這樣的實幹家的，不說空話、套話，敢於直言、直面。的確，貨幣刺激，飲鴆止渴；以工代賑，利國利民。及時踩剎車，掉頭換方向，調整經濟結構失衡局面，大力向保障基本民生的方向轉移，才是實現經濟長期向好的不二途徑。
大家覺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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