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红火火讲历史

万历十年（1582年），明神宗的长子出生，赐名朱常洛。虽然这个儿子是在意外的情况下到来的，因为不承认此事，神宗也多少被生母李太后训斥。但是这毕竟是自己的儿子、长子，对于不到二十岁的神宗来说，他的出生，怎么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尤其是前代皇帝中，因为没有儿子，从而导致世序断绝、皇统转移的例子（明代宗、明武宗），使得神宗在一段时间内对这个长子很是重视，不说多么钟爱，最起码有血脉相连的感情，和后继有人的欣慰。

自万历十年，至万历十四年（1586年），四年里，神宗只有朱常洛一个儿子（神宗次子万历十二年十二月生，出生当日即夭折）。对于口衔天宪的帝王来说，继嗣有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时期的朱常洛，绝对是万众瞩目的中心，得到包括神宗在内的皇室诸多人等关爱，日后被冷落厌烦的待遇，这时候绝对不存在。

万历十四年（1586年），深受神宗宠爱的妃子郑氏生下了神宗的第三子，赐名朱常洵。对于这个儿子，神宗爱屋及乌，异常喜欢，自诞育之日起，就爱不释手，关怀厚待比之长子朱常洛强过万倍。其母郑氏更被册封为皇贵妃，统摄六宫（神宗王皇后身体欠佳、低调谨慎，存在感很低）。

自皇三子出生后，神宗对于这个儿子的态度，以及对于长子的态度，有着鲜明对比，而且还有传言：神宗偕同郑贵妃，已经偷偷到大高玄殿盟誓，将御书誓册祷告上天，存在匣内，交给郑贵妃，约定立朱常洵为储君。

越过长子，立三子为储君，这是公然违背大明祖制“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而接受了传统儒家封建礼制教育的文臣们，也势必坚决反对皇帝的这一举动，大明之后的诸多重大政治危机，皆因此而起。

因为储君为国家之副贰，社稷稳定之根本，所以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大明储位争夺，就被叫做“国本之争”。

发觉皇帝有越次另立储君的意图后，以内阁首辅申时行、次辅王锡爵为首的文臣们，在维护礼制、敬天法祖的理由驱使下，意图规劝神宗，促其改变意志，遵循法度，以顺应儒家礼法、及大明祖制。

表面上，诸臣规劝皇帝遵循祖制，按照礼法册立储君，是维护社稷稳定、尊崇皇权的表现。实际上，自宣德以来，由于内阁制度的逐渐完善，使得文臣渐渐掌握了部分朝政权力，对于皇权的限制性也越来越强。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以礼教规范至高无上的皇帝，按照礼法循规蹈矩的展开道统，而实际治理国家的法统解释权应该又文官们来执行。也即是皇帝不应随心所意地实施自己的意愿，皇帝的意志应当在制度之下适当地彰显。

而神宗抛开礼制，意图按照自己得好恶来决定皇储人选，无疑是违反了君臣都应共同遵守的制度。这是文臣们不能容忍的，必须使得皇帝取消这个念头，才能使大明朝堂恢复正常的秩序。

于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首辅申时行上奏神宗，要求早日册立皇长子为皇太子，“早定国本”，自这一年起，历时十五年的“国本之争”，正式拉开帷幕。

在接到首辅的奏本后，年轻的神宗不予置否，推脱说自己年纪尚轻，皇子也年幼，过几年再说。对于皇帝这明显属于敷衍的回答，文臣们十分不满，接二连三地上疏，督促皇帝遵从祖制，早定储位。

神宗对于诸臣的逼迫，在这之后总算是有了清醒认识，但是他自然不会轻易地屈从于臣子们，对于辅臣们当然要客气点，但是诸低阶文臣们，那没有客气可讲。于是神宗一面搪塞内阁辅臣们，一面将上疏的科道部员们统统贬官远窜，打发得远远的，以此来威慑诸臣，不要冒犯皇权。

！

但是文臣们绝不会轻易地罢休，为了维护“忠义道统”，以首辅申时行为首的文臣们，锲而不舍的穷纠此事，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再次联名上疏，要求皇帝正视建储之事，早日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神宗面对辅臣们的纠缠烦不胜烦，脾气也上来了，于是据不接见辅臣，并将奏疏留中。见皇帝耍起了无赖，各位内阁大学士一是气愤、二是担忧不能约束皇帝随性而行。

于是阁臣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四人统统上辞呈，请求皇帝免去自己的官职。有明一代设立内阁以来，这还是头一次有内阁辅臣们集体辞职，朝野震动。

神宗无奈之下，只得出面劝慰，并宣布或者是明年，或者等皇长子十五岁时，再行册立之事。好歹安抚了诸辅臣，不至于闹出全体大学士辞职回家的大笑话。

但是第二年，也就是万历十九年（1591年），有工部官员向皇帝奏请准备册立皇太子礼仪时的准备事宜，被神宗以不得奏扰的名义罚俸，群臣这才明白又被皇帝涮了。于是首辅申时行等人上疏，以神宗起先所承诺的话语来表示反对惩罚。神宗怒气迸发，拒不收回诏令。

申时行为了调和君臣矛盾，暗中奏疏，表明居中维护的意思。但此事却被捅出，以捍卫礼教祖制为己任的科道诸臣们于是讥笑弹劾首辅申时行阿谀讪君，毫无骨气，名誉扫地的申时行只得黯然下台，辞职后返乡，再不趟这浑水。

同时，拱倒了首辅的文官们再接再厉，数百人齐聚左顺门，跪地恳求（要挟更合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神宗因为疏忽，致使原本可以争取的首辅被迫辞职，自己恼怒异常，再得知文臣们继续逼迫，得寸进尺，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火，于是下令将上疏官员按照罪行大小处理，或罚俸、或罢官、或流放，跳的最高的则施以廷杖。礼部尚书洪乃春为首的几个言辞激烈的官员，则以“窥探宫闱、目无君上”的理由，拖到午门外廷杖六十。洪乃春因此抑郁忧愤而死。

万历二十一年（1993年），在拖延了两年之后，文臣们再次就册立太子之事向皇帝奏请早日决断。而神宗对于臣子们的不断逼迫则产生了不可抑制的逆反心理，他感觉到自己作为皇帝而拥有的乾纲独断的能力在不断的被冒犯和削弱，所以就是不予批准。因此，皇帝和文臣们的交锋愈演愈烈。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为了反击文臣，神宗以手谕形式，给首辅王锡爵下达诏令，要求内阁安排流程，将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此时神宗第五子朱常浩已生）并封亲王，然后在其中选取贤者为储君，其实就是耍花招，把皇长子的天然优势拉到与其他皇子一样的水平，再图以后操作。

王锡爵得到诏令后，既怕按照皇帝的意思行事，会招致科道御史言官们群起而攻之，又怕和皇帝顶牛，致使龙颜震怒，首辅位置不保。两难之下，于是向神宗建议由神宗王皇后收养皇长子，然后以嫡子身份册立太子。神宗不予应允，还是坚持并封三王。

消息传出后，朝堂大哗，诸臣既是气愤皇帝出尔反尔，又是恼怒首辅居然不能坚持礼教原则，皇长子为太子的合法性被首辅这么一弄，岂不是明说还需补流程，不具有优先权。

于是王锡爵被群起攻之，弹劾奏本如雪片飞溅。无奈之下，王锡爵只得自己请辞，重蹈前任申时行的覆辙。神宗在全体文臣的发对和不配合下，也无法坚持己见，只得收回三王并封诏令。

万历二十一年 ( 1593)闰十一月，在君臣激烈争论了六七年后，拗不过文臣的神宗，只得先答应了皇长子“明春先行出阁讲学礼”的要求，暂时中止储位之争。文臣们争取到了皇长子出阁读书，意味着稳固了其继位的合法性，取得了对抗皇帝的初步胜利。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二月，十二岁的皇长子终于得以出阁读书，以长子身份举行了接受教育的仪式，基本上肯定了预备皇储的地位。但是神宗还是不甘心，在群臣们反复上疏要求立储的情况下，以“皇后正当盛年，朕待嫡子降临”的理由，就是不同意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神宗王皇后身体羸弱，为人低调，在生了皇长女后，再也没有生育）。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皇长子已经十四，到了大婚的年纪。礼部官员向神宗请求颁布皇长子大婚礼仪。因为礼部官员知道，皇长子身份特殊，又没有太子的名份，如以藩王之礼举行大婚，则有礼仪不符之嫌；如果以皇太子身份举行典礼，没有皇帝的首肯，僭越之心是跑不掉的。所以礼部官员不肯背锅，把决定权踢给皇帝，要他发表意见，也是逼皇帝摆明立场。

神宗对礼部官员的心思心知肚明，自然不能让他们得逞，以国家用度过多，又正在对外用兵的当口（此时正逢明军出兵朝鲜，讨伐侵朝的日本丰臣秀吉政权），经费不足，皇长子婚礼延后举办。堵住了朝臣们借此逼自己表态的口实。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因迟迟不予就太子册立之事给出最终答复，文臣们再也忍不住，于是，齐聚文华门，上疏神宗，要求皇帝依照祖制，册立太子，早定国本。

“九卿、科道、都督府等衙门各具疏诣文华门，恭进候旨，必得命乃敢退。”

而与文臣们拉锯交锋了十几年的神宗，也终于明白了祖制、宗法的威力，自己随心所欲的更立储君，看来是办不到了。只得答应，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这其中，神宗的生母李太后，在册立皇长子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皇帝和大臣们顶牛的过程中，作为太后的神宗生母李氏是站在文臣们一边的，她对孙子们没有什么偏爱，而皇长子是第一个孙子，按照礼制，立长子为储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万历二十六年，某一次神宗到李太后宫中请安侍奉的时候，李太后问起了迟迟不能确立的太子册立之事。

面对母亲，神宗终于说了实话：“他（指皇长子）是宫女的儿子，不宜继承大统。”听见这话，李太后勃然大怒，摔了茶杯，大声说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神宗惶恐，赶紧跪地赔罪，久久不敢起身。

（李太后当年就是神宗之父、还是裕王身份的朱载垕府中的一个普通宫女，被穆宗临幸，得以生下神宗。）

-----“孝定太后，神宗生母也.....帝入侍，太后问册立故。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大怒曰：“尔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盖内廷呼宫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宫人进，故云。光宗由是得立。”-----《明史》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十五年的君臣反复对抗中，又有生母的干预下后，神宗终于向文臣们妥协，不再坚持己见，下达了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的谕旨。

这一年冬天，虚龄已满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终于成为皇太子。同时，皇三子朱常洵也被册封为福王，藩国洛阳。历时十五年的国本之争，终于以文臣们的胜利而落下帷幕。

国本之争，文官们最后取得胜利，标志者明末时期君权已经被严重削弱，文臣权力及影响力大大增强。“君弱臣强”已经是事实存在的现象。自此皇帝再也不能轻易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实现对内外诸事的大权独揽，皇权受到了臣子以祖制、礼法为依仗名义的限制。

对于神宗来说，他反感、痛恨文臣们对自己至高无上权力的挑战，而这种挑战最终却在宗法祖制的支持下，获得了实质上的胜利。这使得神宗对于治理国家感到厌倦、自信心受到打击、对自己的权力真实性感到灰心。

最后，神宗放弃了作为国家至尊应该尽到的义务，以“消极怠工”来对抗及报复冒犯他的文官政府，数十年不视朝，不御讲，不郊、不庙，不批章疏，不补缺官。大明的朝政运行陷入无序状态，混乱不堪。

在国本之争中，文官中因各自立场不同，也产生了各种利益集团，他们也结成朋党，各自抱团，争权夺利，明末政治愈发败坏和混乱，朝纲紊乱、政治角逐越演越烈，国家在无休止的内讧中耗尽元气，走向衰败。最终，在内部爆发的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下，国家最终灭亡。这一切，都起源于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在这场争斗中，没有最后的胜利者。

伯虎42

首先要弄明白国本之争是争什么，要知道什么是国本。国本就是指的皇位的继承人，也就是太子储君。这样一来，意思就很明显了，就是争夺皇位的继承权。在朱元璋时期就很明确的规定了继承皇位的顺序，万历皇帝只要按照之前的规定立太子就可以了，为什么变成了国本之争呢？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皇太子应该一出生就已经注定是继承人了，但是明神宗跟文官集团关于这个人选持续了这么多年。不过这帮人也不是没事找事，他们的争斗中肯定是有自己的考量的，通过整个过程来看，国本之争大概被分为三个阶段，体现了不同本质。

第一阶段

万历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出生，本是一个高兴的事情，因为这是皇帝最心爱的郑贵妃生的，可没过多久明神宗就不高兴了。同年，内阁首辅申时行就向皇上上奏请求立已经五岁的皇长子为太子，理由也是比较牵强。从表面来看，申时行是为了明朝的江山来考虑，但结合当时的情况来看，他这样的要求不是很合理。当时的规则是，有嫡长子就要立嫡长子，而朱常洛并不是嫡长子，而且当时皇帝和皇后都是二十岁出头，嫡长子以后可能会降生，如果现在立了太子，将来还要改动会很麻烦。

第二阶段

所以明神宗对于这些奏折就没有理会，他也没有再上书，但是其他的人就不愿意了，相继上书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文官集团的人肯定都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有麻烦，但是没一个人反对，所以国本之争最初的阶段就是文官集团在无理取闹。明神宗对此明说了自己的想法，再过几年还是没有嫡长子，就立他为太子，这也让文官消停了几年。可是几年后，皇后还是没怀孕，有人就上书请求让朱常洛出阁读书，因此国本之争风云再起。

文官集团这样的行为是很反常的，他们这样的统一口径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无论他想不想立朱常洛为太子，都不可能立朱常洵为太子，这样就违背了无嫡立长的嫌疑。于是文官集团就使出了必杀技，拿出之前没有早立太子的悲惨历史说服明神宗。这也确实打动了明神宗，让他只好采取下策，为了削弱文官集团背后人的势力，他采取缺官不补，派出矿监和税使两个措施。

第三阶段

幕后黑手也没有妥协，奋力抵抗，与民争利，后来明神宗没办法了只好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到这，国本之争的本质就清晰了，表面上是文官集团努力让明神宗立太子，但其实是文官集团背后势力想接着朱元璋的家法达到对皇帝权力的制约，让幕后人当家做主的目的。明神宗的抵抗显然也没什么效果，只能采取以上两个措施。

就算这样，国本之争还是没有停止，明神宗的措施并没有停止，为了等待时机，他还让已经被封藩王的朱常洵留在京师，最后随着一场皇太子被刺杀，国本之争才得以结束。发展到最后，明神宗也没有采取新措施，所以最后一个阶段的本质就是明神宗的垂死挣扎。

春秋乱舞

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起始于万历十四年朱常洵出生，结束于万历四十二年梃击案发生后朱常洵被迫就藩洛阳，前后持续近三十年。

按照明代的皇位继承的嫡长制，被称为国本的皇太子的人选从出生那一刻就已经注定，所以明神宗同文官集团之间关于皇太子人选的国本之争竟然持续了近三十年就很令人费解。

但是，明神宗与文官集团显然都不是吃饱撑着了没事干，那么，明神宗和文官集团在国本之争中都必然会有各自的考量，通过国本之争的整个过程来看，国本之争显然能被划分为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国本之争体现出了不同的本质。

万历十四年，皇三子朱常洵降生，这本是一件令明神宗十分高兴的事，因为朱常洵是他最心爱的女人郑贵妃所生，但是，没过多久明神宗就高兴不起来了。

万历十四年二月初三，内阁首辅申时行向明神宗上疏请求册立已经年满五岁的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申时行给出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早立皇太子既是本朝成宪，又可使其“明震器之重”、“端蒙养之功”。

单从表面上来看，申时行的理由完全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考虑，但是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来看则不难发现申时行册立皇太子的请求完全就是无理取闹。

明代册立皇太子施行的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嫡长制，并不是顺位继承制，朱常洛虽然是明神宗的皇长子，但却不是嫡长子，并且当时的明神宗和皇后均不过二十一二岁，谁能保证嫡长子不会降生，如果此时贸然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那么等到嫡长子降生后再改立皇太子不是更麻烦。

正是由于清楚这些，所以在明神宗对自己请求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的奏疏不加理会后，申时行并没有再次上疏，但是文官集团中的其他人却不干了，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主事孙如法等人又相继上疏请求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文官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不知道嫡长制是什么、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可能会遇到的麻烦，但是却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据此可知申时行、姜应麟、孙如法等人代表的其实就是文官集团的态度，所以，国本之争最初阶段的本质完全就是文官集团在无理取闹。

对此，明神宗也很明白，所以，他只凭借“过几年嫡长子仍然没有降生，再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一句话就让文官集团消停了几年。

万历二十年，文官集团仍然没有等到皇后有孕的消息，以礼科给事中李献可、吏科给事中钟羽正上疏请求让朱常洛出阁读书为标志，国本之争风云再起。

国本之争至此已经持续了六年，而文官集团仍然众口一词的要求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这是极为反常的，要知道唐武宗时李党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也无法在朝廷上统一口径，所以，明神宗终于明白文官集团的众口一词一定是有幕后黑手在协调。

明白了这一点后，无论明神宗想不想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他都不可能在此时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这一点正中文官集团及其幕后黑手的下怀，因为不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就意味着明神宗无法洗脱废长立幼的嫌疑。

既然明神宗无法洗脱自己的嫌疑，那么以内阁首辅王锡爵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就能使出自己的终极必杀技：朱元璋制定的“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家法和汉代文景之治得益于早立皇太子、晚唐之君享年最短皆因不早立皇太子的前车之鉴。

文官集团使出终极必杀技后，确实让明神宗陷入了相当被动的境地，逼得明神宗只能采取拖延这种下下策，但是，能成为明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明神宗肯定不会束手无策，为了削弱文官集团及其幕后黑手的势力，明神宗采取了缺官不补和派出矿监、税使两种措施。

文官集团及其幕后黑手并没有因此而向明神宗妥协，既然明神宗缺官不补，文官集团就在处理不涉及军国大事的政务时就自己拿主意，既然明神宗派出了矿监、税使，文官集团的幕后黑手就以“与民争利”为由一次次组织声势浩大的反矿监、税使运动。最终，明神宗于无奈之中被迫于万历二十九年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

至此，国本之争在这一阶段的本质就清晰了，从表面上看，文官集团百般努力不过是想让明神宗早日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而已，但是其更深层次的含义其实在于文官集团及其幕后黑手想借朱元璋的家法和汉唐兴衰的旧事达到对皇权的约束、限制，进而实现皇帝无为而治、文官集团及其幕后黑手当家做主的目的，而明神宗为了避免自己被迫无为而治，只能通过缺官不补和派出矿监、税使来抗争。

所以，这一阶段国本之争的本质就是明神宗与文官集团及其幕后黑手之间的权力之争。

朱常洛被册立为皇太子后，国本之争却没有随之结束，为了报复文官集团及其幕后黑手，明神宗并没有停止缺官不补、召回矿监和税使，并且为了等待机会，明神宗还打破了藩王成年后要前往封地就藩的惯例，让已经被封为福王的朱常洵照常留在京师，最终在万历四十二年，随着一场皇太子朱常洛被刺杀的莫名其妙的梃击案，国本之争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由于国本之争的最后一个阶段明神宗并没有采取什么新的措施，所以，国本之争最后一个阶段的本质就是明神宗最后的挣扎。

【后记:一般认为梃击案是国本之争结束的标志，但是在我看来导致明光宗驾崩的红丸案才是国本之争的终结。】

玺言春秋

国本之争是万历年间围绕立谁为太子发生的一场政治斗争。表面是诸位之争，实质上皇权的争夺。纠正一个错误，国本之争从万历14年开始到万历42年结束，将近30年，不是50年。明朝亡于万历大概由此而来。

①缘起。

万历帝有3个儿子，长子朱常洛（1582年8月28日―1620年9月26日），生母恭妃，原来是李太后的宫女王氏，有一次万历帝在太后宫中偷偷地宠幸王氏，王氏生下了朱常洛。二子早夭。三子王常洵，其母郑贵妃最受万历帝宠爱。皇后一直没有孩子。万历帝有意废长立幼，大臣们不同意，纷纷上书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由此开始了群臣与神宗、郑贵妃进行了30年的拉锯战，最后李太后都参与其中，这就是“ 国本之争” 事件。

②万历14年至万历21年，群臣的初步胜利。

万历14年( 1586)2月，大学士申时行等要求册立太子。万历帝以朱常洛年龄还小为借口拒绝了。群臣对这一答复非常不满意，纷纷上书支持申时行。

万历帝首先对上书的大臣来硬的，严厉打击他们。如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刑部主事孙如法被贬，御史孙维城、杨绍程、给事中胡时麟被停发工资。

其次采取了冷处理的方法，将奏疏留中。留中指皇帝将臣下章奏留在宫中。或存档备查，或暂缓批答交议。这里万历帝采取的是暂缓的策略。由此万历帝开始了不上朝的举动。

后来万历帝见效果不佳，开始找各种借口拖延。有时候当面答应了群臣的要求，让群臣回去等待旨意，一等就是四五年。有的时候说再等几年吧，说不定皇后会生了孩子。为了达到目的，万历帝费尽了心机。

万历21年( 1593)闰11月，经过群臣据理力争，神宗被迫让步，答应朱常洛第二年接受教育。群臣取得初步胜利。

③万历24年至万历29年，朱常洛最终成为太子。

万历24年( 1596)2月大臣们以皇长子朱常洛到了行冠礼之年，催促万历帝立太子，第二阶段的斗争开始了。万历帝故技重施，以等几天就册立、太子的住处没建好、没钱筹备典礼等等借口拖延到1600年。这一年皇帝的生母李太后实在忍无可忍了，史载:

一日，帝(指明神宗)入侍，(李)太后问故。帝曰“ 彼(指常洛)都人(即宫女)子也” 。太后大怒“尔亦都人子! ” 帝惶恐，伏地不敢起。常洛“由是得立”（《明史·孝定李太后传》）

万历29年( 1601)10月15日,皇太子册立礼举行,同时册封常洵等诸王。不久,皇太子冠、婚礼相继举行。“国本”之争第二阶段至此结束。有的学者把朱常洛立为太子作为国本之争的结束，所以国本之争也有持续15年的说法。其实这次事件远远没有结束。

④万历31年( 1603）至万历42年( 1614)3月，福王朱常洵就藩。

明朝祖制，亲王受封后必须离开北京到封地,称“就藩”或“之国”。但明神宗与郑贵妃不死心，指望着有一天以福王取代太子,因此一直不让其之国。

万历40年5月，群臣开始上疏催福王“就藩”，这也是“争国本”事件的尾声。这期间，面对大臣们的催促，万历帝置若罔闻，但此时皇太子已立，他找不到更好的托词。在万历42年3月，发生了挺击案，人们怀疑是福王和郑贵妃派人做的，为了避风头，福王朱常洵被迫“就藩”。这意味着“国本之争”事件暂时以朝臣的胜利而结束。

⑤后果

国本之争的后果很严重。“国本之争”发生时，万历帝与群臣为了各自的利益多次发生冲突进而产生了不信任，皇帝还变相罢工，不理朝政。朝臣中间也发生了党争，给明代后期的政治造成极大地负面影响。此外处在斗争漩涡的朱常洛长期处于紧张焦虑之中，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结果登基不到一个月命丧黄泉。可以说“国本”之争是明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闵不克

万历国本之争，从万历十四年首辅申时行上疏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开始，到万历四十三年梃击案发生而彻底结束，前后共历时约30年，不是50年。

至于争国本的本质，目前有两种解读。

第一种解读把万历和群臣的矛盾，解释为权力之争。

这种解读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冯宝后，觉得自己是皇帝，是堂堂一国之君，他不允许有人再敢忤逆他，他觉得自己说的话就是真理。所以他在睡了宫女出身的王恭妃后，便打算不认账，坚决否认长子朱常洛的存在，以及他身为皇帝长子的合法性。万历起初的心态，就是单纯的不想立朱常洛，想立朱常洵为太子。因为他喜欢郑贵妃，不喜欢王恭妃，不希望身份低贱的宫女的儿子朱常洛继承大统。

但是在“争国本”的几十年中，万历皇帝的心态发生了变化，越往后发展，越有种“自己明明是皇帝，竟然还有办不成的事”的憋屈心态。而他的这种憋屈心态到后来也逐渐演变成了他与文官集团的权力之争。

首先不买万历面子的是万历她妈李太后。李太后严厉地斥责了万历，说我就是宫女，你小子也是宫女生的，你瞧不起宫女，是几个意思？

然后是文官集团仗义直言，集体上书喷万历皇帝，说你心里喜欢谁，我们不关心，但你得按规矩办事，我朝一直都是立嫡、立长制度。现在皇后没孩子，贵妃又不是皇后，朱常洵也只是庶子。你现在没有嫡子，那就应该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由于文官集团没打算跟万历商量着来，因而这时候，“争国本”事件的性质就变成了皇权和孝道（李太后为代表）、相权（内阁首辅为代表）以及祖宗法度的斗争。万历皇帝的皇权明显干不过后三者的集体施压，便只好采取拖延策略。

在拖延期间，万历也不是没反击过，他为了打压群臣，廷杖、免官，都用上了，但群臣仍然是前仆后继，争相跟他斗。以至于到最后，万历没辙了，只好妥协，自以为聪明的搞了个“三王并封”。结果这一招又让大臣们炸了锅，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国本之争。

面对群臣的上奏，万历烦死了，他表示自己已经让步了，这样还不行吗？而大臣们的意思则是很坚决，不行，不行，就是不行。

斗到最后，首辅辞职、万历认怂，国本之争彻底结束。此事让万历明产生了一种心灰意懒的情绪，最终演变成了二十年不上朝，以怠政来聊以自慰。

而由于文官集团争国本的胜利，明朝的政治体系彻底失控，所谓“明亡于万历”的说法也是因此而来。

第二种解读，观点比较新颖。大概的意思就是认为“争国本”事件是由万历策划的，只不过被万历玩脱了。

这种观点认为，文官集团是一个非常庞大散乱的总称呼，并不是真正的一个有明确斗争目标的集团。所谓的文官集团并不具备与已经完成中央集权的明朝皇帝硬碰硬的实力。

并且，祖制这方面对万历的影响也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因为同样是明朝，明宣宗不喜欢爷爷朱棣给他指定的胡皇后，偏爱孙贵妃，有意废后，大臣们就没有反对。并且大臣们不但不反对，甚至还主动帮明宣宗离婚，替明宣宗列举了胡皇后的二十条大罪，搞得连宣宗皇帝都觉得大臣们墙倒众人推，对胡皇后有点过分了。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胡皇后被废，孙贵妃被立为皇后，孙贵妃所生的朱祁镇，也就是后来的明英宗，就从庶长子变成了嫡长子，成为了明宣宗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另外也是在明朝，明代宗朱祁钰想废后，也只是一念之间的事，他说废就废，大臣们并没有强烈反对。

所以，说祖宗法度限制了万历册立朱常洵为太子，这其实是说不通的。因为万历只要把没孩子的王皇后废了，立郑贵妃为皇后，朱常洵就变为名正言顺的嫡长子，这个时候万历再想立他为太子，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大臣们再想反对，也根本没有法理依据。

因此，万历皇帝在“争国本”期间，始终不愿意废皇后、立郑贵妃为皇后，利用朱常洵嫡长子身份堵住大臣们的悠悠之口，这只能说明他对郑贵妃感情不够深，远远不如明宣宗对孙皇后的感情。并不能说明大臣们限制了万历的权力。

好，既然如此，那么，万历帝非要这么折腾几十年，他真正想法是什么？

提出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万历的想法其实就是想仿效他爷爷嘉靖搞“大礼议”之旧事，培植出一个真正无限效忠他的官僚群体。

万历当时的如意算盘，应该是借着首辅申时行提出立朱常洛为太子，他不同意，以立朱常洵为太子做诱饵，测试朝中百官，试探出哪些人是可以为他所用的心腹。当一旦有人愿意站在他一边后，那么朝堂内的官员立马就会分为“长子党”和“福王党”。

到时候，他利用“福王党”打击“长子党”，不怕百官不服他。

但是，让万历帝料想不到的是，由于当年嘉靖时期的“大议礼”事件的影响太大了，不支持议礼的官员被嘉靖打压了，支持议礼的官员也被嘉靖打压了，这使得万历时期的百官们产生了一个警觉感，感觉万历这是在耍他们玩。于是百官们汲取前车之鉴，吃一鉴长一智，死死地维护宗法“立嫡立长”，谁都不去当“福王党”，谁都不上万历设的套，导致万历的阴谋诡计无法得逞。

万历见百官们都不上当，就以“拖字诀”策略消磨百官的意志力——只要时间长了，总有意志力不坚定的人会投靠他。

然而，“拖字诀”策略最终也失败了，前后斗了三十年，万历始终没有像爷爷嘉靖那样组建自己的心腹班底。特别是没有寻找到严嵩那种死心塌地的狗腿子。于是万历就心灰意冷了，不再上朝，余生仅以敛财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一直到铤击案发生后，这事彻底拖不了了，万历才彻底死心，才结束了他与百官长达三十年的国本之争。

以上就是目前关于万历“争国本”事件的两种不同解读。这两种解读都有道理，至于哪一种更符合历史真相，那就看各位的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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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万历年间的“争国本事件”，可以说是明朝中期最著名的政治事情，其实际持续时间并不是五十年，而是三十年，几乎贯穿万历的整个后半生。当然，别看这件事闹得惊天动地，但其实呢，它的本质就是官员之间的利益之争。

本来，在官僚体制逐渐成熟后，立谁当太子那完全就是皇帝自己的家事，与大多数大臣们并没有多大的利益关系。通常情况下，大臣们大都懒得理会，更不会为此公开对抗皇帝。问题是，万历皇帝的情况，却有些特殊。

对于当时万历皇帝来说，他的长子朱常洛，其母亲只是一位宫女，是万历偶尔一次临幸她后所生下的，换句话说，万历对这位宫女并没有什么感情，只是为发泄性欲而已。福王呢，她的母亲是正儿八经的郑贵妃。

所以，从个人的情感上来说，万历肯定要更喜欢福王一些。 更重要的是，按照封建礼法中“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如果都是皇后生的嫡子，那谁的年龄最大就立谁为皇储，不管他是否贤能。

同时，如果皇后没有儿子，也就是没有嫡子，那其他庶子中，谁的身份最高贵，就立谁为皇储，不管他的年龄是不是最大。

回到万历身上，他的皇后没有为其生下嫡子，所以他就只能在众多庶子中选择皇储人选，而这个时候就要看谁的身份最高贵。

当时朱常洛和福王相比，一个是宫女的儿子，一个是贵妃的儿子，谁贵谁贱一目了然。

退一万步说，即便后来朱常洛的母亲被册封为恭妃，但与贵妃相比，依然差了好几个级别。换句话说，在万历皇帝的庶子之中，福王的身份要远远高于朱常洛。从这层意义上说，万历即便立福王为太子，于情于理也都说得过去。

但问题是，因为万历皇帝的母亲，也就是当时的皇太后李氏，恰好也是宫女出身，所以这就让某些投机取巧的官员在朱常洛身上看到了机会。因为，既然万历皇帝的母亲也是宫女出身，那万历皇帝自然无法以“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来确立太子。

一切是显然的，万历如果把这条原则搬出来，岂不是公开打他自己和他母亲的脸么？因为按照这条原则，万历哪有资格当皇帝呢？他的母亲哪有资格当太后呢？

记得有一次万历只是在太后面前说漏了嘴，说朱常洛是宫女生的儿子，结果就被太后狠狠的责骂了一顿，万历当时就吓得跪在了地上！

事实上，正是因为太后和万历有这层经历，大臣们才敢积极拥护朱常洛当太子，否则给他们十个胆，他们也不敢随便介入这其中。因为，这纯属是找死。

所以对于大臣们来说，他们在这种背景下支持朱常洛当皇储，并不用冒多大风险，接下来他们只就需要看这件事的收益大不大。

很明显，收益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如果是福王当太子并继承皇位，那这与朝廷中的众多官员们，显然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为人家是因为自己的母亲受宠而被立为皇储。但是，如果是朱常洛当上太子并继承皇位呢？显然就是众多正义之士们支持的结果。

因为，万历皇帝不喜欢他，母亲也不受宠，身份又低微，但朱常洛却能竞争过郑贵妃的儿子，这就是因为许多正义之士在支持他。所以，朱常洛当上皇帝后，自然会感激这些人，重用这些人，给他们升官加爵。

与此同时，福王的母亲是名门闺秀出身，所以郑贵妃的娘家人相对比较强势，在这种背景下，等福王继承皇位后，那郑贵妃的父母、兄弟姐妹、大兄哥小舅子等自然都会活跃在朝堂上，将本属于官员们的权力瓜分走一大部分。

反观朱常洛，他的母亲只是个卑微的宫女，没有强势的娘家人，所以他当皇帝，自然不会出现强大的外戚来瓜分官员们的权力。

在这种背景下，不要说官员们，就是太后和皇后，也愿意支持朱常洛来当太子。因为，这样的朱常洛即位，注定是个弱势皇帝。那既然皇帝弱势，朝廷的权力，自然就由大家一起来瓜分。

事实上，正是因为类似的原因，某些投机取巧的官员，在看到竟然有这样一个可以捞取丰厚政治资本的机会时，就果断开始行动，立马奏请万历立朱常洛为太子，由此也开启了立国本之争的序幕。而当这个事件被捅出来后，其他官员们自然也就无法再置身事外。

因为，如果他们置身事外，到时不管是福王即位，还是朱常洛即位，这些不表态的官员，很有可能被扣上反动派的帽子。

在这种背景下，大臣们自然都得开始站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对于这些官员来说，只要稍微一分析，就明白朱常洛当皇帝对他们最有利，所以他们都不约而同站在了朱常洛这边。

从这层意义上说，所谓的国本之争，不过是某些官员们想借此机会捞政治资本罢了。事实上，当时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些所谓的东林党，而他们也因此获取了丰厚的政治资本。

问题是，对于明朝的百姓来说，是常洛当太子，还是福王当太子，有多大区别吗？对于大明朝而言，难道会因为福王当太子，大明朝就会突然变得兴盛？又或者会突然急转直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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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国本之争，其实就是太子之争，中国古代有“太子者，国之根本”的说法。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很重视国本的稳定问题，朱元璋建国之后，就宣布了立太子的原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万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起因是万历皇帝深爱的皇后刘氏，到死都没生下儿子。而万历皇帝在李太后的宫中，私下宠幸了宫女王氏。导致王氏生下了皇帝的长子朱常洛，于是王氏，也被册封为恭妃。

起先万历皇帝对王氏怀孕这一事，并不愿意承认。但是李太后盼孙心切，找到了万历让王氏怀孕的实证，万历皇帝被迫承认。

随后，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生下了三子福王朱常洵。太子之争也就在朱常洛和朱常洵两人之间展开。

郑贵妃诞下朱常洵以后，晋封为皇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而朱常洛的母亲王氏，依旧是恭妃。群臣对万历皇帝这种故意“废长立爱”的行为表示不满，纷纷上书要求册封朱常洛为太子。

万历皇帝对此，和大臣们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群臣纷纷上书万历皇帝，都遭到了降职发配的处分。就连内阁大学士，也要求请辞。万历皇帝采取了不上朝、不予理睬的态度，和群臣对抗。万历皇帝用这种极端的态度，表现出对册立朱常洛为太子一事的坚决反对。

此时朱常洛才五岁，万历皇帝又开始打太极，他提出等到朱长洛15岁在册封太子。随后又提出“三子并封”的建议，就是将长子朱常洛、三子朱常洵和五子朱长浩，一起封王。并且提出，等皇后生子之后再立太子。

之后，万历皇帝反反复复使用拖延策略，就是不对长子朱常洛进行册封。直到朱常洛12岁那年。才被允许出阁学习。到了朱常洛14岁，已经到了行冠礼和选婚之年。但神宗仍然不予理睬，反观福王就受到更多的宠爱。

群臣仍然没有放弃劝谏，万历皇帝被迫在万历29年10月，册封朱常洛为太子。第二年，又为太子举行了婚礼。

明朝的亲王在受封之后，就因离京前往封地。但福王朱常洵却迟迟没有动身，依旧停留在宫中。群臣开始上书催促福王“就藩”。这时国本之争已到了最后阶段，面对群臣的逼迫，万历皇帝无可奈何，只好让福王“就藩”。

随着大局已定，万历皇帝也承认了朱常洛的太子地位，福王朱常洵，也离京就藩。国本之争，暂时以群臣的胜利而结束。

老虫

万历皇帝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的皇帝生涯可谓充满传奇，首先他幼年登基，得名相张居正辅佐，王朝一扫嘉靖朝以来的颓势，国家呈现蒸蒸日上的气势。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安然度过了他的幼年和少年时光，待他成年后，张居正暴病而亡，所以他并没有受制于权臣的苦恼。

后来不知这家伙受了什么刺激，变的懒的出奇，二十多年都不上朝，就在后宫鬼混，生了儿子公主一大堆。生了还不想负责，只宠爱郑贵妃和她生的儿子，一心想把郑贵妃生的儿子立为太子。也不管老祖宗朱重八定下的“立嫡立长”的规矩。可大臣不干了要坚持真理，认为你这么干，国家不乱套了吗？大臣就反对，劝皇帝，立太子关系国家根本，您老不能乱来啊，乱来国家要出乱子的啊。可皇帝不干，要表达对郑贵妃的爱是真的，是千百年不会变的，这样一来二去，就争到皇长子朱常洛都有儿子了，还没争出个所以然来。

这就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争国本事件，表面争的就是立谁为太子，实际争的是统治中国千百年的儒家思想。

沧海一粟7528

万历帝有3个儿子，长子朱常洛（1582年8月28日―1620年9月26日），生母恭妃，原来是李太后的宫女王氏，有一次万历帝在太后宫中偷偷地宠幸王氏，王氏生下了朱常洛。二子早夭，三子王常洵，其母郑贵妃最受万历帝宠爱。皇后一直没有孩子。万历帝有意废长立幼，大臣们不同意，纷纷上书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

由此开始了群臣与神宗、郑贵妃进行了30年的拉锯战，最后李太后都参与其中，这就是“ 国本之争” 事件。

国本之争又称争国本，是明朝明神宗册立太子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历来“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

主要是万历想立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为太子，而长子是不受宠的王恭妃的儿子朱常洛，也就是后来的光宗皇帝，新红丸案而死。大臣们想拥立朱常洛，而跟皇帝产生了矛盾，说到底，还是皇权和臣权的一次争斗而已，大臣抱团对抗皇帝。

万历选择与官僚集团开战的题目太大导致进退失据，理论依据又不充足，导致孤立无援，以至双方相互僵持，沦为死局，最后只得放弃整顿。这是一个失败的案例。而相对的，汉宣帝在册立皇后，展开实际夺权的时候，选择的“故剑情深”的题目，就很成功。这个题目既给自己留下了进退的余地，也合情合理，容易争取大多数。从这里可以看出两者政治手腕的差距。

朝廷大臣们在太子之争中的争执，逐则演变为党争 。林党，齐党，宣党，浙党等派系开始成形。长达十五年的争执，造成朝廷政务懈怠。

明神宗心中恼怒朝廷大臣，转而使用太监处理政务，大肆敛财，阉党成形。

明神宗则沉溺美色，奢靡享受，不理朝政。

历史早知道

国本之争普遍都是认为是一场君臣之间矛盾而导致的事件。

士大夫群体始终反对神宗皇帝将个人意愿凌驾于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这种价值观主导了舆论的走势。而皇帝则是选用眼里措施打压士大夫的进谏。

由于明朝有死谏精神，这一种精神让士大夫根本不怕死的进谏，而皇帝觉得自己形象受损进而不断压制大臣，造成双方矛盾的激化。

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了帝制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冲突，也构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在礼仪之上的冲突

万历十四年，内阁首辅申时行首言立国本一事，此后，一群大臣就开始不断提起这件事情，“力请者鳞次，四海之所倾心也”，认为有三个原因：

一、这是祖训传统，人臣们将老祖宗摆出来，说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之传统立储法度，要求神宗册立庶长子常洛为皇太子。

•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天下之人心，上天所寄命之人心也...以祖宗传序万万年之定典，谓之不详，而当讳，苦哉！”
  

二、对于民间社会的影响，他们认为皇室的一举一动关系到整个天下，认为一个贤良的皇帝无论是在为政举措还是到的风化上都能够引导底下百姓的行为。

• 樊玉衡言：“天下万世谓，有子不立，有子十七，而不使之成礼。毁常弃典，自我皇上始乎？

  
  

三、明神宗自己的谕旨，在皇长子出生的时候就已经下诏《皇长子出生诏》，认为既然有这个诏令那就应该立储。

• 王锡爵言：“建储一事，前有皇长子始生之明诏，后有臣等节年所奉之屡旨....而上则临之以九庙之神灵、两宫之慈训”

从表面上看史记是一群士大夫对于太子的执着，其实更深的含义是士大夫群体对于皇帝专制制度极端化的意向。

以士大夫政治价值观念论来说，皇权虽重，却亦应有所限度，不能在各个方面都是一家独大。

没有硝烟的战争

1.倔强的人臣

在“国本之争”中，因阁臣位势重要，其立场如何，构成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

因此内阁大臣是否能够坚持这一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群体能够导向事情的发展方向。

所以大臣经常会对内阁的一些行为作出指责，目的就是让这群内阁忠臣被迫站在统一战线之上。

誉，则公论大臣当如此事君，如王家屏所受赞誉；毁，则公论大臣不当谀君。

一时毁誉指向阁臣，其结果却对神宗施加了巨大的施政压力，这也正是大臣们想要的结果，约束皇权专制极端化，以言官、部卿为主的士大夫之主流，积极引导阁臣的行为取向，推重大臣讲求原则。

2.骄傲的皇帝

当然明神宗名不是一个甘愿受到欺压的皇帝，不然也不会造成二十年的“国本之争”。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明神宗因极端厌恶群臣之谏诤，而采取各种措施予以打压。一是廷杖、贬黜。二是奏折留着不处理“阁中屡趣，皆默不应。”

实际上明神宗廷杖、贬黜与留中奏疏其实都没有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反而引发士大夫持续谏诤的情况，觉得这种是一种责任感，想要完成。

3.谏诤的荣光

谏诤，是明代士大夫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之一，他们由此实践匡君保民的政治理想，从而获得一种身份归属感。

古代士大夫并不会因为一次进谏就会改变立场，而是不断进谏，因为只有这一渠道才能够对皇帝构成一种约束。

因此他们在君臣冲突的环境中执着谏诤，并且在其中获得一种成就感。

这就是士大夫对于皇帝专制的一种反抗，同时在其中寻找一个平衡点而爆发的原因。

千年君臣，千年谏诤

其实从这一场争斗中也能够看到几千年来君臣关系的进化和演变。

从宋朝开始士大夫的力量就开始增强，很多寒门子弟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改变命运，相比于出身王侯贵族而言的人更加珍惜和更加有理想。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士大夫群体一再谏诤，要求神宗遵从祖制，这反映出他们主张君主个人意愿要受到约束。

士大夫除主张臣要持守独立的政治人格之外，还一再强调国家政治当“从公”的原则。

认为有国之大事应该是皇帝和大臣商议，一起做决策，不能靠皇帝和近臣。同时如果君臣存在意见分歧的时候应该让其他人一起评论，不能靠一个人独断意见。

谏诤暴露出的问题

这样这作也有很大的困境，这一场国本之争能够看到一些明朝隐藏的问题。

一、君臣关系趋向恶化

过本之争后群臣相互谏诤，而明神宗不断的拒谏，导致双方矛盾不断加深，万历后期，神宗不理朝事，好留中奏疏。这一局面的出现，与国本之争有一定的内在关联。

二、内阁制度的衰败

内阁制度本身就高于很多大臣，就是士大夫的意见领袖，需要想得更多做的更多，应该直面皇帝不怕人臣，而这一场斗争中内阁处于中间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既谏不得神宗，又救不得时局，晚明内阁制度败象于此尽露。

三、党争出现

有争斗的发生必然伴随着团体的出现，当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自然要选择拉拢其他人，形成一个党派。

归纳

士大夫是一群想要为朝廷尽心尽力做出贡献的人，在明朝时期也正是因为有士大夫敢于“死谏”，才让明朝的皇权没有达到绝对巅峰的境地，让明朝很多人有周旋的余地。

万历时期士大夫想要反对明神宗想要让自己凌驾于一切之上，主张应该坐下来好好说话，一起商议天下大事，并且不断散播这种思想，让明神宗受到束缚，而明神宗做出的反抗放士大夫更加激进。

从历史时间轴上来看，这一场斗争是必须要出现，因为当朱元璋废除中书省，废除丞相，将权力达到巅峰时就已经埋下这颗种子。

随后不断引发各种信息不对等，事情处理不合理等等，让君臣之间的矛盾逐渐扩大，关系逐渐恶劣，到万历事情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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