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当中国的科学类博物馆在数量以及硬件上得到大提升后，如何实现软件上的突破和创新，进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类博物馆，是当下面临的问题。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原副主席徐善衍。
徐善衍参与了国内各省市不同层面的科学类博物馆建设和运营管理工作，还是中国科技馆老馆二期改造和新馆建设总负责人。特殊的身份和背景，以及对科学博物馆的熟稔，使得他有了与旁人不同的角度和视野。
问
你参观了很多国外的科学类博物馆，如何判断博物馆做得好还是不好？
答
很难直接判断、比较哪家博物馆好、哪家不好，各国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差异，严格来说是不可比的。
在此我想提一件往事。中国科技馆新馆建设时期，有一个问题一直围绕着我们，就是如何建设成世界一流的科技馆？当时，我是中国专家组组长，就向邀请来的外国专家组组长提出了这个问题。奇怪的是，他只是笑笑，没回答。
最后一次双方对话时，对方组长才提到这个话题，他说：“徐先生代表中方问我，怎样将中国科技馆建设成世界一流？”
他说，专家组成员反复研究后认为，特色即一流，没有特色、模仿别人的就是第二流。他又补充说：“科学类博物馆的好与坏，我们没有发言权，我们尽最大努力建设它，当地的公众是否愿意去，是否受到公众欢迎，这是衡量其是否一流的主要标准。”
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他的回答。我在观察中也发现，法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科学类博物馆，都很有自己的特点。我认为，成功的科学类博物馆都能结合本国、本地实际，做出特色。所以，去发现并探索中国的科学类博物馆的特点，这是当下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问
你参观了近200家博物馆，你认为好的科学类博物馆应该体现哪些要素？
答
首先要看到科学类博物馆，与历史人文艺术博物馆最大的不同是，前者不仅强调科学的要素，还要体现时代性，与时俱进，真实、生动地反映人类在科学的发现、技术的发明以及应用于社会生活中的各类成果。
其次，将展示内容与方式进行交叉融合，改变了传统自然博物馆单纯展示的物种的进化和标本的分类，形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同时融入现代科学发展、社会发展与自然进化、自然环境的关系，传播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而且，科学类博物馆应该展示出科学是怎么创建美好生活的。
第三，越来越多地体现与公众的互动。也就是说科学类博物馆里的展示内容，是科学家、科技工作者与大众互动的结果，科学类博物馆成为大众与科学家互动的桥梁。这种桥梁不是公众单纯地接受教育、科学家从上至下地传播，而是两者相辅相成。
好的科学类博物馆是要和大众、社区、学校的学生等人群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它不是设计者的想当然。
西方国家的科学类博物馆发展比我们早，你在最近出版的《域外博物馆印象》一书中提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场馆，这是不是和他们的研究、研发团队有关？
答
对，国外一定规模的科学类博物馆都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队伍，他们的研发队伍和自身加工能力都相当强。
我曾询问场馆负责人，展品是由哪个公司做的，他们却告诉我，多数方案和基本方向是他们自己定的。原因是，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直接接触观众，最了解公众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也就是说，这些场馆创新发展的主体是他们自己。
加拿大安大略科学中心原主任告诉我，他们的设计队伍在后台设计一段时间后，会到前台去做服务，有了想法再回到后台搞设计。前后台的转换，让公众和设计紧紧联系在一起。这让我想到科学类博物馆的供给侧，文化服务的供给侧，解决问题必须靠自己，接触公众才有发言权。
创作队伍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我曾与旧金山探索馆的负责人交谈过怎么培养人才的问题。他谈到招人的标准有两条，一个是要学习艺术或者科学专业的，二是曾做过该馆的志愿者。进来后给他们半年时间到社会上调查研究，定期写总结汇报。
所以说，怎样创新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建立自己的队伍，并使这支队伍能够经常深入到社会与大众之中进行调查研究。
《中国科学报》（2018-05-18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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