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有三大底線行業，一是教育，二是醫療，三是司法。
無論社會如何不堪，只要教育優秀，未來就有期望；只要醫療不墮落，人的生命就能獲得起碼的醫治；只要司法不貪腐，社會的腐敗就能被壓縮到最小限度。
那麼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如此貧弱不堪的民國，卻人才輩出呢？
在兵荒馬亂的年代,民國文人為保護文化命脈,在炮火中南渡西遷;在時局與學術中,追求自己的獨立自由價值。正如陳寅恪在王國維紀念碑文中所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民國的教育是優秀的，儘管有不少人後來留學海外，但他們的基礎教育是在國內完成的，而且去國外深造本身就是民國教育的一部分，報效祖國也是那個時代學子的理想。
民國選拔人才更是不拘泥於嚴格的考試程序。沒有很嚴格的規範制度，可以說只要你有一方專長，便可被當時的名牌大學錄取。
盧溝橋事件爆發後,北大、清華、南開等校南遷,在湖南長沙籌組“臨時大學”,也就是後來的“西南聯大”。1939年開始恢復招生,從全國各大學優秀畢業生中遴選,報考者須先交論文,論文通過後再進行筆試,筆試之外還有口試。
周法高獲得考試資格後,在重慶傅斯年寓所參加口試,由於答辯時間很長,午間他一邊吃著包子,一邊回答老師問題。他的作答不僅沒有引起反感,反而得到傅斯年的垂青,建議他從事漢語歷史語言學的研究,由此奠定了成為一位語言學家的基礎。
在破格錄用教授方面,西南聯大不拘一格,唯才是舉。沈從文小學讀完後就去當兵,發表了許多小說,儘管從未當過教員、講師、副教授,也未去國外留學,但仍於1939年被西南聯大師範學院聘為教授。沒有職稱和學歷就被聘教授,陳寅恪也是個特例,1926年春天,應清華大學之聘,陳寅恪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為國學研究院導師。
當然，民國一定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麼美好，但能出那麼多的大師，一定有值得我們回望總結的價值，民國的教育以質取勝，只有人才的高度才能代表文化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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